談起紅色收藏，眾多朋友都對紅色收藏有一種誤解，認為紅色收藏就是玩「文革東西」沒品位。收藏連環畫的說：「我有許多紅色連環畫。」錢幣收藏者說：「我們錢幣本身就是紅色。」郵票收藏者說：「我們紅色題材的郵票都漲了。」眾多收藏品在藏界爭論與辯解中，一時間都與紅色收藏沾上了邊，這些恰恰證明了紅色收藏的影響力與紅火。
不可否認，紅色收藏已不是單單「文革品」那麼簡單了，它包括了眾多板塊的藏品。所謂「紅色」，就是反映中國革命題材，尤其是反映建黨九十年以來光輝歷程的各類題材。而十年「文革」中的「紅色」物品，僅僅是顏色「紅」而已，與我們時代需彰顯和謳歌的「紅色」是格格不入的。我們打開電視，看的是「紅劇」，聽的是「紅歌」，還沒見過的哪台晚會不唱「紅歌」的。「春晚」更不能例外，我們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我們國家是偉大的，我們紅色收藏品當然紅火了。在眾多紅色收藏品中，而我獨愛49年前紅色文獻，文獻的收藏是紅色收藏中最難的板塊。前幾年，上海有許多收舊貨的，在圈內行話叫「踩地皮的」「走弄堂的」「跑筒子的」，他們在上海到處去收舊東西，再轉手賣出，換取點生活費，其實也很辛苦的。空閒時我會去一些舊書雜誌市場，看到有紅色文獻會買一些，有時自己也去「跑筒子」，但這兩年已很難覓到了。於是就靠紅色收藏的朋友交流與引薦，這期間有過撿漏的喜悅，也嘗過「吃藥」的苦處，但對紅色文獻收藏依然痴迷。
本文作者（右一）拜訪曾任毛澤東主席機要秘書高智老先生
本文作者喜獲《六大以前》後與高智老先生及友人張景平合影紀念
我為了尋找紅色文獻，由北京轉道去了西安，到了古城西安，拜訪了我的朋友西安市革命研究會副主任張景平先生。在張景平先生的引見介紹下，我淘到了幾本珍貴紅色文獻，拜訪了毛澤東機要秘書高智老先生。高老先生今年已是85歲，精神、氣色、氣質都很好。我們一見如故，交流交談了很多話題，當說到戰爭年代他跟隨毛主席轉戰陝北，就像又回到了那年代。當時作為機要秘書的他，每天都能看到毛主席親自起草的電文，毛主席那氣勢磅礴的字跡，感染著每一位機要發報員，大家一絲不苟的把電文發往全國各地戰區。有一次轉戰到陝北佳縣的山下時，霞蘆河正在發大水，高智老人說：「當時敵人離我們很近，在緊急情況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坐到河邊一塊石頭上，看地圖研究情況，他們都很鎮定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讓我們機要科會游泳的人帶上密碼，電報游過河去。我把一本廢舊本子的塑料封取下，把密碼本包好，游過了河。」聽戰爭年代的故事，我很來勁，也很喜歡聽。我知道高智老先生有講不完的故事，我也有很多話要問他，可畢竟老人已85歲了，年紀大了，為了他的健康，我還是告辭了老先生。老人在西安紅藏界被暱稱為「紅色老人」。從45年由陝北綏德師範調到延安中央機要科做機要工作，解放後做毛主席機要秘書，直到62年回西安工作。
《六大以前》 由毛澤東1942年親自主編
《毛澤東選集》 1948年東書局編印
扉頁上蓋「晉察冀邊區政府軍區司令部」藏印
這裡也介紹一下我淘到的幾本紅色文獻書。《六大以前》，是1942年由毛澤東親自主編；《毛澤東選集》是1948年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的；另外還有一本比較特殊的《毛澤東選集》，在書的後面內頁，蓋了一個大大的長條形「晉察冀邊區政府軍區司令部」藏印，這本「毛選」，1948年版次，藏青色絲綢書面，封面燙金毛澤東選集五字，有一毛澤東左側臉頭像，得到這本毛選，我開心了好久，每次拿出來翻閱欣賞，每次都很興奮，這本《毛澤東選集》真是太珍貴了。關鍵是邊區司令部原藏的書。
《毛澤東選集》 1948年中共晉冀豫中央局編印
在收藏界有一種類比心理，紅色收藏當然也不例外，有收藏各種不同紅色藏品的，如像章、年畫、瓷像、宣傳畫、電影海報等等。在圈內也有少數人看不上別人的藏品，互相詆毀的事也有。好比，我是喜歡「蘋果」的，看不上你的「香蕉」，「草莓」說「桔子」沒我好吃，「西瓜」說我比梨大多了等等。玩收藏要有一個良好的心態，對收藏不同品種的人要尊重，這就像各種水果，有其不同的作用，別的水果可能代替不了，這裡拿水果笑侃一下。在此也希望紅色收藏的朋友眼界高點，思路寬點，朋友間多交流，多尊重。
《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 1945年6月晉察冀日報社出版
在紅色收藏界，樊建川先生是個不得不提的人物。2012年1月4日下午，樊建川先生做客湖北衛視《中國范》錄製現場，主持人對樊先生的兒時，童年，青年，做了全方位的現場訪談，聽了樊先生談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讓現場觀眾很感動，掌聲不斷。樊建川先生在四川成都大邑縣建了《建川博物館聚落》，紅色收藏物品眾多，博物館建成了16座，占地500畝，計劃建30座博物館，而他的博物館聚落，價值十幾個億，已與成都政府簽了遺囑，自己死後全部捐給成都政府，這種精神讓人可敬可佩。節目錄製現場最後，我把我帶來的《譯報》，上有很大的標題《八路軍收復繁歭》，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抗擊日本人侵略的報道。這份報紙是我也珍藏了十多年，很愛惜。但從電視、報紙看到了樊建川先生的事跡，我決定把它現場捐給建川博物館，在台上和樊先生完成交接儀式，受到了樊先生的感謝，我也完成了心愿，同時節目錄製也圓滿完成了。
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我有很多紅色文獻，也在考慮最終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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