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張氏歸義軍與曹氏歸義軍交替的方式和原因一直以來在學界眾說紛紜，由於關鍵性史料的缺失，事實真相一直隱而未彰。蘇瑩輝先生髮現的兩首《望江南·曹公德》曲子詞，有助於揭櫫這一重大事件之內幕，曲子詞言曹議金曾經「為主立功勳」指的應是曹議金結束金山國（敦煌國）統治而重建歸義軍政權，而且重新歸奉中華之功，「奉天靖難」則指曹議金奉大梁王朝之命討伐逆賊張承奉：張承奉自立金山國，與甘州回鶻成為仇讎，中原王朝亦視其為叛亂，加上與回鶻連年的戰爭與失敗，導致敦煌民眾對張承奉怨聲載道，從《金山國諸雜齋文范》中可知，張承奉統治後期敦煌出現了大災異，曹議金很可能利用上天示警之機，順應民意篡奪了張承奉之位，建立了曹氏歸義軍政權。
後梁末帝乾化四年，公元914年，七月間遠在西陲大漠的敦煌似乎發生了一場政變，晚唐五代執政河西達64年的張氏家族悄然下台，敦煌首任節度使張議潮的外孫女婿曹議金走上了前台，開啟了長達120年的曹氏歸義軍時代。
張曹兩姓之間的易代方式長期來一直困擾敦煌學界，因為如從現存敦煌文獻看，張曹兩姓的易代似乎是極和平的，甚至比起索勛與張承奉之更替，乃至張承奉清剿李氏勢力都要和平得多。張十四娘和李氏諸子推翻索勛，尚用了「辜恩剿斃，重光嗣子」[1] 一語，索勛不止被推翻，更被誅殺。而張承奉從張氏子李弘願等手中奪權，雖未有文字敘其經過，但從S.1177張太夫人《金光明最勝王經》尾題可知，至少至光化三年即900年，亦即張承奉親政後四年，李氏兄弟（使君、端公、衙推）已經全部去世[2] 。李弘願四兄弟正值盛年，權力達到巔峰，李家大有取張氏而代之的傾向，但重要人物卻突然相繼死亡，這不能不讓人疑心900年之前發生了什麼。張忠賢在S.2263v《葬錄卷上並序》中曾對張承奉親政之前的時代做出極端負面評價：
夫論陰陽之道，由(猶)如江海,非聖不裁.時遇亂世，根淺性微。俗化所易，王教風移。其君欲與貪狼為政，其臣欲與枵胸求尊。人心變改，邪魅得便。政法不從，非道為美。行事者不[任]師軌，尋求同類；擅作異謀，貨賂求名。破滅真宗，離害能德；能德既無，恣行非法。非法既盛，邪道日興。但忠賢生居所陋，長在危時，學業微淺，不遇明師。年至從心，命如懸絲。忽遇我歸義軍節度使，藍(覽)觀前事，意有慨焉……於時大唐乾寧三年（896年）五月日下記。
而序後又諛張氏云：
今遇我歸義軍節度使南陽張公諱承奉，有大威慧，真俗雙行，道俗虔虔，出言無非，三邊晏凈，萬姓仰覆。實邦（郡？）家之寶，棟樑之才。[3]
圖1/IDP圖版：「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品」 British Library: Or.8210/S2263V
該篇文章的作者張忠賢是歸義軍節度押衙兼參謀，押衙是唐五代藩鎮使府中的重要軍將，其「位列轅門，官分憲署，出入旄旌之側」，為節度使的親信，其位高權重，每每能舞弄權術、作姦犯科、劫殺使主、左右藩鎮之政局。故其文對張承奉親政之前即李氏掌權時代的意見大約可代表歸義軍高層對李氏家族的政治評價，他們將其定義為「貪狼」與「邪魅」之人，將其時代定義為「非法」與「邪道」橫行的亂世，而稱揚張承奉親政後敦煌「三邊晏靜，萬姓仰覆」，一派太平盛世景象，李氏顯然被樹作負面典型，成為張承奉的對立面。故知李弘願、張承奉之間必曾勢若水火，張承奉或曾發動過針對李氏家族勢力的政治清洗。觀前而知後，張曹兩姓間之易代，也決非和平過渡。綜觀唐朝諸鎮藩帥更迭，正所謂「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爭奪權力，毫不留情，甚至父子兄弟亦復如此：魏博田緒為節度使田悅之從弟而弒殺其兄[4]，幽州劉守光為節度使、燕王劉仁恭之子而囚父[5]，宣武劉玄佐被其義子劉士朝鴆死[6]，皆為其例。非自然更替的節度使一般有兩種結局，一者當時被殺，一者被逐入朝。以魏博田氏家族之歷代節度為例：田承嗣，善終；田悅，為田緒所殺；田緒，暴卒；田季安，正常死亡；田懷諫，被田弘正逐入朝[7] ；田弘正，被牙兵並後任成德節度使王庭湊殺害；田布，被牙兵及後任節度使史憲誠逼迫自殺[8]。七任節度中只有三位為正常亡故于軍鎮，一位被逐入朝，一位為兄弟所殺，兩位為後任異姓節度使逼殺。足見「河朔舊事」的背景下，節度使常常會遭遇有野心的牙將甚或親人篡位。
歸義軍為唐朝之偏遠藩鎮，素奉唐為正朔，然由於其一直處於「四面六蕃圍」的環境之中，胡化程度並不遜於河朔三鎮，故沾惹上河朔遺風亦可謂情理中事。歸義軍中節度使張淮深、索勛與一度擔任歸義軍節度副使的李弘願皆遭遇殺戮，而張承奉雖不知所終，然其叛逆朝廷，自不會入朝避禍，則張氏或亦被殺害。事實上，張承奉被廢這件大事並未被曹議金處理得毫無痕跡，從敦煌寫卷中的四首《望江南》的含糊其辭中似乎可尋其蛛絲馬跡。
《望江南》屬敦煌曲子詞，在晚唐五代格外流行，凡見諸P.2809、P.3128、P.3911、S.5556四個寫卷中，其中以P.3128最為完整清晰。四首《望江南》先後為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9]、任二北《敦煌曲校錄》[10] 所錄，乃為歌頌敦煌當地節度使而作。其前二首以稱讚曹議金功德的方式記錄了這一大事，今錄如下：
曹公德，為國托西關。六戎盡來做百姓，壓壇河隴定羌渾，雄名遠近聞。盡忠孝，向主立殊勛。靜（靖）難論兵扶社稷，恆將籌略定妖氛，願萬載作人君。
敦煌懸，四面六蕃圍，生靈苦屈青天見，數年路隔失朝儀，目斷望龍墀。新恩降，草木總光輝。若不遠仗天威力，河隍（湟）必恐陷戎夷，早晚聖人知。
這幾首詞歷來有學者以為是歌頌曹議金的[11]，有以為是歌頌曹元忠[12] 的，因曹氏歸義軍只有曹議金和曹元忠有托西（西即西關，當指陽關）大王之稱。亦有以為第一首《望江南》為歌頌曹議金，第二首為歌頌張淮深之作。按：第二首雲「數年路隔失朝儀」，意謂幾年沒能入貢中原王朝，這當是張承奉稱白衣帝，建立金山國至曹議金執政早期的事。張承奉遣張保山於908年入梁，隨後建國，與中原斷絕來往，直至曹議金重建歸義軍四年後的貞明四年（918）方才迎來梁使（按證據見下文），獲知梁朝年號，若減去其路上所花時間，則敦煌與中原中斷聯繫也長達八年之久，這是整個歸義軍時期與中原王朝失聯時間最長的，也是中原與歸義軍政權政局最不穩的時期。第二首「生靈苦屈青天見，數年路隔失朝儀」「若不遠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都表露出一種絕望的心境，應該與張承奉金山國時期立足不穩，又得不到中原王朝的支持有關，而曹元忠之前的元德、元深時期中原不時來人，憑藉曹議金「父大王」的餘威，數年間與甘州回鶻的戰事亦勝負相當，並未有時刻陷為戎夷的危機，則此詞當與曹元忠當無關，應是作於曹議金時代早期，第一首所述事更是吻合曹議金而與曹元忠無涉。
筆者以為，第一首《望江南》詞正是讚頌曹議金「奉天靖難」之義舉的。考靖難一詞出自《後漢書·孔融傳》：「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曠，迄無成功。」[13] 為平息叛亂，安定國勢之意。此考語乃就其北海抗袁紹、黃巾，希望匡復漢室，為帝分憂而論。亦稱定難：唐德宗於奉天遭朱泚、李懷光之亂，幸山南，於興元元年冊封了一批「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乃「應赴奉天並進收京城（眾）將士」[14] 也。此奉天，為京兆之奉天（今陝西乾縣），亦為奉天承運之奉天也。當然，最著名的靖難就是朱棣對建文帝發動的靖難之役了。所以「靖難論兵扶社稷」一句當即指曹議金對社稷（可以視為中原王朝之社稷，亦可視為歸義軍節度管內之社稷）有扶其將傾之功。而這是怎樣一件大功呢？蘇瑩輝以為是剷除金山國，除掉背叛唐朝的張承奉[15] ；孫其芳認為是平定羌渾[16] ；杜海以為是助張承奉平定李氏兄弟[17]。
此詞上片應該記述了曹議金在張承奉時期所參與的對回鶻、吐渾等勢力的征戰與即位以後東征回鶻，彈壓河隴之事，自無疑問。那麼這種行為稱得上是「奉天靖難」嗎？事實上無論在唐朝還是後梁，回鶻都自認與之為舅甥之國，年年稱臣納貢。征討回鶻，在中原王朝立場上無疑不是「奉天」之命，甚至可能被視為政治不正確、以至悖逆的舉動。而若詞人站在金山國或張承奉的立場，則回擊回鶻侵略的確可以算是一種「奉天靖難」的勤王之舉。但是此詞歌頌的主角是曹議金，詞尾並贊其「萬載作人君」，故而斷不可能從張承奉的角度讚頌曹氏「向主立殊勛」——讚譽現任節度為前任節度立下大功：一詞二主，混亂不堪，不但起不到諂媚曹氏之功效，反而會致其反感。助張氏平定李氏兄弟觀點錯誤同此。故而此「向主立殊勛」之主，無疑是指中原王朝統治者而言，即大梁帝主。曹議金能為梁朝皇帝立下什麼功勳呢？考議金事跡，有金山國時期輔佐朝政之功，結束金山國（敦煌國）統治、重建歸義軍之功，東征甘州回鶻之功，重新歸奉中華之功。可以與「靖難」聯繫起來的當即結束金山國統治，重建歸義軍並歸附大梁事。「曹公德」詞下片應該主要講了這樣一件事。宋理學家邵雍著有《皇極經世書》一書，在記述後梁徙都、五代十國相繼建立時，留下了對張承奉金山國政權的記載：「張奉以沙州亂。」[18]
這一記載頗耐人尋味，說明梁朝至遲在開平三年已經知道了張承奉稱帝建國的消息，並定其性質為「亂」。是見，在中原王朝眼中，張承奉金山國的建立，是一種亂國叛逆之舉。但史書和敦煌文獻沒有記載朱溫是否對金山國政權採取什麼相應措施。後梁和敦煌政權已晚至貞明四年（918）方有正面來往。但是通過朔方節度或一些往來於絲路的商人，抑或甘州回鶻之口，金山國上下應當了知中原王朝對其所持的否定態度，這樣就使得張承奉的地位變得很微妙。張承奉即位以後與甘州回鶻先後進行了三次以上的戰爭，並希望「打破甘州坐五涼」「萬里橫行河湟清」，似乎想通過武力收復被回鶻、嗢末占領多年的甘涼、隴右之地，得到梁廷的認可。但是張氏以區區兩州萬人之力，妄想收復失土無疑是徒勞的，結果反而被逼到了敦煌城下，締結了屈辱的城下之盟，被迫與回鶻約為父子之國，並降封號為王。這是公元九一一年七月發生的事情，之後張承奉雖然繼續當了三年的節度使、敦煌國天王，但存在感變得很低，這三年間蓋有「天王」印章的寫卷只發現了一份（Or.8210/S.1563）[19]。
圖2/IDP圖版：「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品」 British Library: Or.8210/S.1563
曹議金成為斯時敦煌實際掌權者。觀曹議金於914年剛取代張氏，即有了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這樣高的檢校官，則這三年內其地位或一直處於上升階段。
蘇瑩輝先生以為，詞人對張承奉時代是很不以為然的，詞中的「妖氛」一語蓋指金山國為「白衣天子」張承奉製造的祥瑞[20] ，當是。張承奉金山國對於中原王朝而言是一個叛逆的存在，它不用後梁的年號，不與之通貢，屢次攻打已臣服後梁的甘州回鶻：按甘州至少於乾化元年（911）即已通貢中原，史書記云：「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御朝元殿引對，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石論思並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將軍楊沼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仇元通為判官，厚賜繒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凝盧、宜李思、宜延籛等紫衣。」[21] 已成為後梁的羈縻國，其籌劃臣服入貢更當在其先。張承奉「另立中央」之舉在朱溫眼中無疑是嚴重的挑釁，加之金山國既不奉前唐年號，亦與十國政權毫無通生氣之舉[22] ，完全孤立存在於西北。如是倒行逆施的政權自然是失道寡助，其被取而代之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惟不能確知曹議金髮動所謂的政變具體是在哪一年，其經過又是如何。但其既然以「奉天靖難」為口號，恐是打著後梁，即《望江南》其三、其四中的「大朝」、「大國」、「聖上」的旗號。但是當時金山國孤懸西塞，恐不易與中原溝通，獲得「清君側」的詔書，故其為曹議金矯詔的可能性極大，甚至不排除有回鶻勢力的參與，而這一行動當得到梁朝的默許——按：甘州回鶻於強迫金山國簽訂城下之盟之當年即獲遣使入貢，或為賞其是功，而其入貢之成功則將張承奉政權徹底推到了中原王朝的對立面上。蘇瑩輝以為在911年戰後，曹議金與金山國諸宰相、大德、耆宿一起赴甘州議和，曹氏正為順應民情，排除金山國餘孽的幕後主使者，此或即「向主立殊勛」。蘇先生以為，張承奉向宿敵吐蕃借兵，是其不容於中原亦不容於民眾。[23] 第二首詞中「四面六蕃圍」的「六蕃」當與第一首之「六戎」同義，概指敦煌及其周圍諸民族。然「天子所勾南蕃」者乃指吐蕃。吐蕃乃回鶻死敵，故而成為甘州回鶻為張承奉定下的罪名之一。張承奉之窮兵黷武，加之欲引狼入室，是上下對其不滿的主要原因。故而議和之後張氏地位愈發岌岌可危。然而蘇先生並未有推出「奉天靖難」具體是在哪一年，並將「向主立殊勛」與「奉天靖難」分開為相隔十年的兩件事，認為敦煌民眾仍忍受了十多年的妖氛，曹公方戡亂靖難，恢復了歸義軍的權威，使上下能夠重沐大朝的皇恩[24] 。這顯然是不合於當時之情勢的。
筆者以為戡亂靖難，當即在911年。曹議金既然在兩地議和活動中收穫了一定的聲望（未有史料證實其在議和中的作用，但以曹氏當時貴為長史的地位，理應參與其中，甚至一定程度上起了主導），而朝野對張承奉的怨憤亦是自然而然的。曹氏此時以「清君側」為名入宮控制了張承奉，情理推斷亦是極有可能的。
另據P.3405《金山國諸雜齋文范》，在金山國時期敦煌一度連髮霜災、蝗災、兵災、瘟疫等，白衣天子張承奉親自主持祈福禳災之法會，作為首廳宰相的張文徹[25] 亦親自出馬撰寫祈願文，而這幾起災異事件或即成為曹議金髮動靖難之役的導火索：
國有災癘合城轉經
天有災沴，則水旱相仍：疾疫流行，皆眾生之共業。昨以城隍厲疾，百姓不安，不逢流水之醫，何以濟茲雕瘵？是以 我皇軫慮，大闡法門。繞寶剎而香氣氛氳，列勝幡而寶幢輝曜。想龍天而驟會，柳塞虛空；天皇梵王，震威光而必至。二部大眾，經聲洞曉於闔城；五部真言，去邪魔之疫癘。使災風永卷，不害於生民；瘴氣漂除，息千門之氛浸。然後人安樂業，帝祚維禎。以二矅而齊輝，並三光而潔朗。
水旱霜蝗（之事）
德能禳災，功用必遂；福可去邪，其應必至。所以霜蝗起陸，因人心而感之；知過必改，天有酬祚。今者 我皇理國，子育黎元。既霜風早降，致傷西作之苗；螟蝗夏飛，必殞東成之實。哀投上帝，懇訴天曹，置壇場於野次，列金像于田疇。延僧開般若之真詮，慕法師聲揚大教。鐘聲之音遍野，經聲梵贊連天。四王必垂愍於生人，五帝寧傷於怯（法）界？ 我皇稽顙，誠謂至切於人民；手執金爐，願息霜蝗之難。
瘟疫、蝗災之後又是兵災，無疑即是與甘州回鶻的連年戰爭。
兵賊侵擾
大雄流教，正在周文；白馬馱經，法蘭親至。安士之場於洛陽闕下，以道論功；契發神蹤，六通無比。所以周興八百，兵戈不違；盜賊不起於鄰封，狂寇泯蹤於塞北。今者蒼生福淺，致有傷殘；飛累歲之狼煙，頻遭寇我皇理化，意在安人；望樂業於畿中，靜鳶鴟於磧表。萬法之本，莫善於伽籃，去賊殄戈……龍沙無晏開之憂，西漢泯除於爟火。
文中仍稱張承奉為「我皇」可見其尚未降格為「敦煌國天王」，當是國號為西漢金山國（908或909-911）時期的文書，《[禳]水旱霜蝗[之事]》文書的背景從文意推斷當為夏末秋初，時在910年或911年；《兵賊侵擾》一文從「累歲」推測，或即在911年農曆七月金山國戰敗納歀之前不久，金山與回鶻戰爭趨於白熱化之際。
連遭三四災，敦煌已是民不聊生，即便是天子親自出面禳災，跪請，首廳宰相親自撰文為國祈願，也難以挽回失落的人心。金山國統治集團特別是金山天子張承奉想必已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更何況還有不久後的稱臣乞和。當此天怒人怨之際，曹議金的「靖難」之舉無疑是為國為民的正義之舉，必會得到全國上下一致的擁護。
然而張氏似未立誅，仍稱金山王或敦煌國天王，但大權漸歸曹氏當無疑問：張氏三代節度敦煌六十餘年，民望仍在，遽化張氏政權為曹氏，恐會落得索勛、李弘願同樣的下場，而剛剛結束戰亂的敦煌也需要休養生息，在此前後，曹議金積累民望，廣結大族，與之聯姻，他先娶張議潮外孫女索氏為妻，繼而復娶張議潮夫人宋氏同族女子為妻，然後於乾化四年（914）至貞明二年（916）間又娶甘州回鶻天公主為妻。[26] 雖然天公主排行第三，但在歸義軍政權中，其地位明顯高於前二房夫人，在敦煌莫高窟第22、55、61、98、100、108、401、408窟和榆林窟第16窟都可見到此天公主的供養像。[27] 尤有進者，曹議金之姊妹、女兒分別出嫁敦煌世家大族翟氏、陰氏、張氏、氾氏、閻氏等23個本地大姓與蕃族豪姓中的十個[28]，故至三年後，其取代張承奉已不存在任何阻礙。
從部分敦煌發現的邈真贊可以看出，很多金山國時期擔任要員的人物在曹議金時代繼續仍為股肱重臣，如金山國文武第一人羅通達在曹氏政變後仍舊擔任節度衙前都押衙這樣的顯職[29]，曾為金王出使後梁的張保山在「譙王秉節」後繼續為曹議金效勞，屢立軍功，並為曹氏「再收張掖」，亦因茲榮膺左馬步都押衙之貴職[30]。因而可推知曹氏對張承奉一黨當亦多半是誅其首惡，赦其從者，金王的鐵桿骨幹，金山國大宰相張文徹恐即在不赦之列：其在曹議金奪權四年之後悄然去世[31]。其死因是否與曹氏有關？雖未必然，亦何必不然。此人卒於梁使西來授職議金的同年，能說僅僅是巧合嗎？然金王任用的其他人，特別是軍事將領，則大多仍能得到重用，如張保山等。是故蘇瑩輝先生以為曹氏乃以金山國餘孽為仇寇[32]，顯然是一個略為擴大化的結論。
金山王的下場如何？史無明文，或當於幽囚中去世，或當被暗害，被明正誅殺的可能性較低，否則無論正史抑或敦煌文書皆當載此，而張氏之子亦當同時去世。《宋史》云：「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33] 而張承奉曾立有太子：《金山國諸雜齋文范·二月八日》有「東宮太子，乘歷運於玉階」，卷末又有「太子、宰相，文中總有，不要煩多」一語，[34]《白雀歌》亦云「太子福延千萬葉，王妃長降五香車。」足證張承奉建國時，曾立太子以承帝位。考唐五代河朔故事，節度使被弒，往往闔家遭滅，則金山國「太子」及張承奉的其他親屬或當於幽囚中去世，或同時被曹議金殺害。總而言之，金山國叛逆集團之首惡在曹氏時期已然悉數退出歷史舞台。
張承奉不自量力，自立為帝，妄與朱梁為敵，落得個可悲下場。曹議金上台汲取其教訓，積極與後梁政權接觸、通貢。馮培紅先生以為曹氏在即位當年即914年中秋前夕便撰寫狀文，希望藉由朔方節度的協助以溝通後梁，然因嗢末的劫掠，此次通貢未克成功。[35] 及至梁末帝時代，曹議金終於得見大朝天使，並得到官升一級之賞：P.3781《轉經設齋文》云：「梁朝聖帝……清光表瑞，照西夏，遠戍陽關；龍節虎旌，崇高品，新恩降塞」[36]，P.3262《河西節度使尚書鐫窟發願文》[37] 與P.3781《河西節度使修大窟功德記》亦分別對梁帝作出讚頌：「大梁帝主，永治乾坤，願照邊陲，恩加無滯。」[38] 「大梁帝主，永坐蓬萊，十道爭馳，誓心獻款。」[39] 曹議金的檢校官由尚書升為僕射，或即對其清除張承奉等悖逆後梁者的嘉獎。這在蘇瑩輝先生整理的第三、四首《望江南》中亦有反映：
龍沙塞，路遠隔煙波。每恨諸蕃生留滯，只緣當路寇讎多，抱曲爭那何。
皇恩溥，盛澤遍天涯。大朝宜差中外使，今因絕塞暫經過，路次合通和。[40]
據李正宇先生考證，這是貞明四年的事情[41]。
由於關鍵史料的缺失，這次晚唐五代歸義軍史上最重要的節度使更迭的詳情我們仍然不甚了了，而對於或涉詠此事之《望江南》詞的解讀，在四十年前蘇瑩輝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我們的推進仍不顯著。但現在至少可以判定，張曹之間的易代絕非不流血的和平過渡，張承奉與曹議金，一個自立為帝，一個奉梁朝為正朔，其執政理念根本衝突，而從歸義軍創建以來敦煌上下奉中原王朝為正朔的傳統或是導致「靖難」發生，張承奉下台的本質原因。
由於曹議金出自異族（疑似粟特後裔[42]），故上台以來一直對張氏與親張氏的敦煌大族採取籠絡方針，故而當其鞏固統治之後很可能為張承奉平反昭雪——正如唐朝皇帝也曾洗雪王武俊、李懷光、李克用等圖謀不軌的節度使一樣，這大約就是很多跨張曹兩代的文臣、武將對出仕金山國的那一部分履歷並不忌諱的原因吧。
作者簡介：蓋佳擇（1989- ），男，漢族，江蘇淮安人，淮陰師範學院圖書館館員，主要從事唐宋文獻與中國古代宗教文化研究，楊富學（1965- ），男，漢族，河南鄧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員，隴東學院特聘教授，蘭州大學兼職教授、博導，主要從事敦煌學、西北民族史、古代宗教研究。
注釋：
[1] 李永寧：《敦煌莫高窟碑文錄及有關問題》（一），《敦煌研究》試刊第1期，1981年，第67頁。
[2] 黃征、吳偉編：《敦煌願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5 年，第916頁。
[3]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頁。錄文見榮新江：《晚唐歸義軍李氏家族執政史探微》，《文獻》1989年第3期，第96-98頁；郝春文等：《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1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98-399頁，復據劉傳啟《敦煌喪葬文書輯注》補正第321頁，成都：巴蜀書社，2017年出版。
[4]《新唐書》卷210《藩鎮魏博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第5926-5932頁。。
[5]《新唐書》卷212《藩鎮盧龍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第5985-5987頁。
[6]《新唐書》卷214《藩鎮宣武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第5999-6001頁。
[7]《新唐書》卷210《藩鎮魏博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第5921-5935頁。
[8]《新唐書》卷148《田布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第4781-4786頁。
[9] 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0年，第13-15頁。
[10] 任二北：《敦煌曲校錄》， 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年，第56-58頁。
[11] 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第257頁。
[12] 湯君：《敦煌曲子詞與河西本土文化》，《中國俗文化研究》第2輯（2004年刊），第193頁。
[13]《後漢書》卷70《孔融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264頁。按此語於三國兩晉為常見之語。
[14]《舊唐書》卷12《德宗紀》引德宗改元詔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39、340頁。
[15] 蘇瑩輝：《論敦煌本<望江南>雜曲四首之寫作時代》，《新社學報》（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6頁（收入氏著：《敦煌論集續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122頁）。
[16]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531頁。
[17] 杜海：《敦煌曹氏歸義軍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第19-20頁。
[18]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卷六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術數類，第80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38頁。
[19]《敦煌國天王印》，見S.1563《甲戌年五月十四日西漢敦煌國聖文神武王敕准鄧傳嗣女自意出家》，見「國際敦煌項目（IDP）」圖版，「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品」 British Library:Or.8210/S.1563。
[20] 蘇瑩輝：《論敦煌本<望江南>雜曲四首之寫作時代》，《新社學報》（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6頁（收入氏著：《敦煌論集續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122頁）。
[21]《舊五代史》卷138《回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482頁。
[22]《白雀歌》號稱「蜀地求才贊聖明」，多半是虛話，《白雀歌》的作者「三楚漁人張永（進）」多半亦不過郡望江南而已（江南四大姓朱、張、顧、陸，江南亦本楚地）。
[23] 蘇瑩輝：《論敦煌本<望江南>雜曲四首之寫作時代》，《新社學報》（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9頁（收入氏著：《敦煌論集續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124頁）。
[24] 蘇瑩輝：《論敦煌本<望江南>雜曲四首之寫作時代》，《新社學報》（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8頁（收入氏著：《敦煌論集續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123頁）。按蘇氏受材料所限，仍以920年為曹議金取代張承奉之年，雲是年乃清除金山國之妖氛。
[25] 李正宇以為從文字造型和書法結構看，《文范》與張文徹其他作品較相一致，且文章語氣與其身份皆合，故斷為其作品。李正宇：《敦煌文學雜考二題》，《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98頁。
[26] 楊富學、路虹：《甘州回鶻天公主再考》，《石河子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第93~95頁。
[27] 楊富學：《回鶻與敦煌》，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04~205頁。
[28] 姜伯勤：《敦煌邈真贊與敦煌名族》，姜伯勤、項楚、榮新江：《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第1-55頁；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1頁。
[29] S.4654《羅通達邈真贊並序》，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37頁。羅通達亡故於後唐。
[30] P.3518《張保山邈真贊並序》，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06-507頁。
[31] 李正宇據P.3718所載大宰相張氏之子《張喜首和尚寫真贊並序》（《敦煌碑銘贊輯釋》437、438頁）題記「乙卯歲九月二日」得出其卒於919年，據其文中「一歲以喪二賢」而知其父張文徹當卒於前一年即918年。見李正宇：《敦煌文學雜考二題》，《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98頁。
[32] 按《望江南》第三首雲「只緣當路寇讎多」，此寇讎是否指涉金王，不能考知。
[33]《宋史》卷490《沙州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123頁。
[34]《金山國諸雜齋文范十一篇校錄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4冊，第121頁。參見顏廷亮：《敦煌西漢金山國文學考述》，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176頁。
[35] 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78頁。
[36]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頁。參見鄭雨：《莫高窟第九十八窟的歷史背景與時代精神》，《九州學刊》第4卷第4期，1992年，第39、40頁。
[37]《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4頁。錄文見黃征、吳偉編：《敦煌願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5 年，第430頁。
[38]《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8頁。
[39] 馬德：《曹氏三大窟營建的社會背景》，《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19-20頁。
[40] 蘇瑩輝：《論敦煌本<望江南>雜曲四首之寫作時代》，《新社學報》（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2頁（收入氏著：《敦煌論集續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118頁）。
[41] 李正宇：《曹仁貴歸奉後梁的一組新材料》，《魏晉南北朝史資料》第11期，1991年，第277-280頁。按李文之曹仁貴即曹議金。
[42] 榮新江：《敦煌歸義軍曹氏統治者為粟特後裔說》，《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65～72頁；馮培紅：《敦煌曹氏族屬與曹氏歸義軍政權》，《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73-86頁。
編按：本文原刊鄭長鈴主編《第三屆「一帶一路」文化藝術交流與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19年12月，第20—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