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迄今為止，全國差不多有300位記者在武漢的疫情一線報道，他們持續不斷地向外界傳遞著一手的信息。他們在消解了外界的不確定性時，自身也陷入到某種不確定性當中了，比如直面病毒的威脅。

作者 | 思想漪

編輯 | 趙思強

他們是一群很有辨識度的人。大部分人戴著眼鏡，牛仔褲是標配，背著雙肩包，走在大街上，拿著相機或手機隨處拍，眼睛瞄著四周的人群，瞅准某個人，走近，攀談，這個人可能會成為某篇10萬+新聞報道中的一個主角或者主角，而詢問的人，在職業稱謂上，叫做「記者」。

他們被視為社會之中最具理想主義、公共情懷與專業精神的人之一。武漢疫情發生之後，全國差不多有300位記者湧入湖北與武漢，他們時刻傳遞著居住在這850平方公里內1000多萬人的動態，字裡行間滲透著某種希望或悲傷的力量，甚至能夠影響微博熱搜的排名、某款藥品所屬上市公司的股價與政府的某些決策。

這些號稱是「瞭望者」的記者也在武漢經歷了不少魔幻時刻，比如：

一位記者採訪一位居民，兩人隔著一米多遠。記者想近一點，向前走了一步，居民下意識後退了半步。另一位記者買空了酒店附近一家「盒馬鮮生」超市裡的所有罐裝可樂，共有40多罐，每天定量喝，最多一罐。還有一位記者，已經吃了十幾天外賣，吃的最多的蔬菜是土豆，肉食則是雞肉，他甚至斷言，雞肉「酸酸的，有一股味兒，肯定是冷凍保存的」。

在醫生、護士與志願者之外，在武漢報道的記者同樣引人關注。我們聯繫到了3位目前在武漢疫情中心區報道的記者，一位是北京某報社的記者楊越，另一位是上海某報社的記者老林，以及武漢當地某報社的記者葉行。透過他們的講述，或許，我們更可以了解到武漢目前最真實的狀況。

現在有些媒體有點泄氣

記者姓名：楊越

年齡：30歲

職業工齡：6年

工作單位：北京某報社

到達武漢報道日期：1月28日

雖然身在武漢，但我對李文亮醫生的採訪是在微信上進行的。時間應該是在1月31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當時李文亮住在武漢市中心醫院重症監護室，根本沒機會見面。他嘗試著說了幾句話，李文亮當時已經說不上話了，我聽著，太痛苦了。

他的聲音很喘，顯得特別疲憊，就跟塵肺病人似的。李文亮回覆信息，有的快，有的慢，但回復的都比較簡短，快點20秒左右就回一條，慢點可能就兩三分鐘。我跟他聊天的時候，感覺他狀態挺好的。

從字裡行間，可以感覺出他的心情還不錯，因為那兩天他身體有好轉，自己也比較有信心。

李文亮跟其他的採訪對象都不一樣。在武漢採訪，可能接觸10個醫生，8個是拒絕的，包括普通人都可能會拒絕你的採訪，但是李文亮明顯不排斥。

想不到一個多星期後，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這一定會引起一波巨大的民意波動，因為從心理和情感上，大家接受不了。

我決定去武漢報道新聞時，正在河南老家，與父母、妻子在一塊準備過年，時間是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天，我看到報社群里的消息，有編輯問，誰願意去武漢。我沒猶豫，立刻私聊編輯，說，我願意去武漢報道。

從復旦大學研究生畢業之後，我就當上了記者，一干就是6年。2003年非典爆發時，我正在讀書。武漢疫情開始時，我覺得不太可能是真的，畢竟非典剛過去17年，大規模的傳染病基本要等到100年或者50年才爆發一次，怎麼可能這麼短時間就再來？

家裡人問我，你為啥要去，太危險了。我說，這是有關部門的統一安排，有最安全的防護。其實都沒有，但這樣的回答最能讓家裡人放心。

我所有的採訪設備都在北京，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車。1月28日，我帶著口罩、酒精、微C泡騰片與錄音筆、照相機等物品去了武漢。口罩沒在北京買到，一部分是同事送的，一部分是報社發的，剩下的都是家人或者親戚送的。

當時已經是武漢封城的第6天了。武漢站買不到票了，我只得買到鄭州站，等到了武漢再補票。車到湖北孝感，臨時停靠，我想下車拍幾張照片，結果發現火車站的燈全黑著。

到了武漢，剛下過雨，天氣有點冷，火車站內只亮起了幾盞燈，下車的除了我和同事，只剩下一位軍人以及兩位從吉林旅遊回武漢的。

列車長沒有讓我們補火車票的差額，算是這趟旅程很暖心的事情。

之前，我們編輯部開會，定調武漢報道，說「武漢是一座美麗的城市，現在發生了一場悲劇」。報社的領導提出要求，「要挖掘真相，要報道事實」。

到現場之後，複雜狀況超出了我和編輯部的預估。主客觀環境都很複雜，一個是客觀的報道難度。在前方，疫情、輿論的整個環境始終在變化，自由探索的空間也在不斷地變化。目前，只能做一些常規性的選題，比如物資短缺、還沒有等到床位的確診患者等等。

有一些媒體很讓人尊敬，比如財新周刊、中國新聞周刊，我不知道他們的情況怎麼樣，反正我這邊酒店裡住著的幾家媒體，據我了解，現在都有點泄氣。

其實物理的隔離並沒有限制記者的活動，ICU的病人接觸不了，一般情況下，記者也不會進去。其實真正的採訪重心可能落在醫生身上。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會選擇不接受採訪，不想說；或者說，知道一些東西，但覺得現在不是說的時候。

現在，明顯的一個問題就是媒體的同質化內容比較多。大家關注的點都差不多，比如前期的「缺物資」，後期就是病床之外的確診患者等等，我這兩天在做缺物資的選題，後面也會做病床之外的確診患者的選題。事實上，別的媒體也在做報道，我感覺有一些媒體資源、公共資源就這樣被消耗掉了。

要是能尋找新的一些角度，發現新的問題，讓外界的聲音多樣性一點，這樣就好多了。

過段時間，可能要推「滷蛋頭」

記者姓名：老林

年齡：36歲

職業工齡：13年

工作單位：上海某報社

到達武漢報道日期：2月7日

我做記者做了十幾年。一直在跑國內的突發事件，比如緬北戰事、汶川地震等，這些事件的危險看得見，摸得著，聞得到。但疫情報道特別不一樣，看上去很平靜，但是風險無處不在。

來之前，我就備了很多醫用的、3M的口罩，這是壓箱底的。畢竟，這場戰役打到什麼時候，現在還沒有明確日期。

2月7日，我乘坐飛機來到武漢。落地時，大概是晚上七八點。坐大巴回酒店的路上，武漢街面上安靜極了，沒有車，也沒有人。景觀燈、公交車站牌，廣告屏等等都正常亮著，道路遠處的居民住宅樓都是燈火通明。

感覺有點瘮人，空氣中充滿了不確定性。我住的酒店後面是一座高架橋與高層建築小區，我們晚上9點入住酒店，看到窗外，不知為何，會有午夜凌晨的感覺。

之前在上海的時候，我也在隔離點拍照，就沒有這麼緊張和慌亂。攝影記者的工作就是在現場，我們需要實打實去經歷一個現場，才能在影像里呈現一個現場。不到現場去的話，你可能什麼都沒有。

在武漢工作，就是黑白顛倒。醫院的夜班更適合用影像做一些表達。當然也會遇到一些突髮狀況，比如防護服上破個洞，會讓年輕護士緊張。有些護士不是呼吸科或者傳染科的，而是從其他科室調過來的。他們一般穿著防護服工作四五個小時，防護服太重太悶了，有人就直接暈倒了。

根據醫療隊的要求，我要把污染區、半污染區、潔凈區這些概念都要落實到生活裡面。比如，我在外面採訪回來，進入第一道關，酒店會對我進行一個全身消毒，第二道關，進到房間門，我就要把外面的衣服全部脫掉，包括相機包、外套等。第三道關，衛生間和臥室有個門，這個過渡地帶叫做半污染區，我的照相機就會放在這個區域進行酒精擦拭或者紫外線照射。

有一次坐電梯，我看到有人喝可樂。我平時寫稿的時候，就喜歡喝可樂。醫療隊這邊發的都是礦泉水，沒有味道。那天，我去附近的盒馬鮮生把可口可樂都買完了，一共40多罐，每天一罐，省著喝，因為平時真的買不到。

剛到武漢那天晚上，我發了朋友圈，結果沒有屏蔽媽媽。她就打電話給我，接通後直接哭了。她也知道我一直跑一線現場，但都沒有這一次擔心來得厲害。

我已經習慣了在外面跑類似的採訪，以前在外面不管是多危險，我都不會跟他們說，但在武漢，我每天都會和媽媽、爸爸發微信，告訴他們，我今天的身體是健康的。

最近我的頭髮長了一點，之前，很多醫生都剃「滷蛋頭」，我還是有點不舍我的頭髮。再堅持一段時間，如果沒有合適的工具，我可能也要推成「滷蛋頭」，為了安全，方便穿防護服。

現在武漢居民進入了「疲倦期」

記者姓名：葉行

年齡：32歲

職業工齡：8年

工作單位：武漢某報社

到達武漢報道日期：1月20日

我的媒體生涯幾乎一直在武漢，輾轉過不同的報社。作為地方性媒體，受限於平台韌性和資源限制，武漢媒體的調查報道不太好做。

更多的時候，是無力感襲來。

十幾天前，我去採訪武漢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你可能從沒見過這樣的求助者：人們紛紛尋求醫生幫助，確診自己的疾病，確診得越嚴重越好，以獲得治療的機會。但往往，人們連確診的機會都沒有。在我的常識里，人民應該都是希望自己不要生病，不要被確診，比如癌症。哪怕醫生在宣布之前，人們都在期望，不要確診真的患病。

但疫情改變了這一切。

有同學問我，你們記者消息多，知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結束。他開了間小公司，現金轉不開，家庭房貸壓力驟然加大。我跟他說，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事實上，我在得知「鍾南山即將到武漢「的消息時，才感覺到此次疫情不簡單。 在疫情爆發之前，我有報過相關的選題，但沒有通過。我之前獲取信息，也主要在網絡和本刊刊發的通告上，當時和大多數人一樣，沒有多重視，當然也沒有多準備口罩。

1月20日，鍾南山宣布人傳人之後，口罩成了硬通貨。1月24日，武漢封城第二天，我在路邊買口罩，對方自稱把周邊三家藥店買空，N95口罩，25元一隻，我買了兩隻，在應急的時候用；一次性口罩，6元錢一隻，我買了10隻，平時一般場合使用。

我的日常採訪也變得困難。家裡人不讓我出去採訪，說賺得也不多，還冒這麼大風險。我會騙他們，說是去辦公室，不敢說是在外采。為此，我們沒少吵架，這是工作，沒辦法。

每次出去採訪，我只戴兩層一次性醫用口罩。穿著防護服去醫院門診採訪，給人的感覺怪怪的，因為大部分人都沒穿防護服，你穿著防護服上去採訪，看著就挺嚇人的。我去街面上採訪居民，兩人隔著一米多遠。我想近一點，前進一步，但居民下意識後退了半步。

就算去醫院採訪，我也總是後怕。去的時候，感覺沒怎麼樣，但出來的時候會後怕，過段時間，發現自己沒有任何問題。感覺像撿了一條命。

武漢某報社最近發了幾篇稿子，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爭議。其中一篇，是關於「武漢加油」的評論。個人感覺，他現在應該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因為這是工作範疇的內容，但別人把他的照片都人肉出來了，有些文章直接把他的照片放出來。

關於疫情的消息，我覺得武漢的居民到了一個疲倦期。比如圍繞一次性口罩能不能重複使用，就有人說可以，有人推翻，大家似乎對信息已經有點疲乏了。

李文亮醫生去世那天晚上，我在醫院樓下呆了半個小時左右。他去世的消息從9點半開始傳到凌晨12點半，有媒體不斷地從不同的信息渠道獲悉李文亮醫生已經去世，但也有一些媒體說，還在搶救。那兩三個小時內，各種紛亂的消息很多，李文亮醫生的朋友也在社交媒體上對這種情況表達了抗議。

現場以及輿論的氛圍很怪異。

我拍了一張武漢市中心醫院門口的照片，然後就走了。我當時想，李文亮醫生如果離開了，我就相當於去送他吧。如果他醒過來了，那我就相當於迎接他吧。

到現在為止，妻子一直不知道我去醫院採訪。如果她知道了，她肯定不會再讓我外出採訪了。

如果再來一次選擇的機會，我還會當記者。

（應被採訪者要求，楊越、老林、葉行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