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來出版的諸多戲曲著述中，《戲史辨》和《藝壇》無疑是兩個引人注目的亮點。之所以將兩者放在一起來談，是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太多相似的特點。
《戲史辨》
僅從形式上來看，它們皆屬同仁刊物，由一些具有共同興趣或相近理念的戲曲研究者所創辦，前者為胡忌、陳多等人，後者由蔣錫武主編。兩者還都採取以書代刊的形式連續出版，而且堅持的時間都不長，前者共出了四輯，後者共出了六卷，印量也都不大。
自然，兩者的處境也頗為相似，儘管出版後學界的口碑很好，但它們的編輯出版可以用艱難一詞來形容，前者靠編委個人出資運作，後者也屢屢困於經費，不能如期出版。
在這個片面追逐經濟效益、學術論著出版十分困難的年代裡，這些學人克服重重困難，執意要創辦一份刊物，發出自己的聲音，顯然是有著十分明顯的用意或追求在的。毫無疑問，太多的相似意味著不謀而合。
在筆者看來，在這樣一個充滿慾望、日益浮躁的年代裡，兩家刊物在戲曲問題上的不謀而合實在是太難得了，也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它們的出現本身就具有一種象徵意義。
《藝壇》
不平則鳴，這是兩家刊物的共同特點，儘管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從字裡行間分明可以感受到作者和編者們對中國戲曲的那種強烈的責任感和深重的憂患意識。毫不誇張地說，是嚴峻的現實迫使這些戲曲研究者不得不挺身而出了。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戲曲危機的驚呼一直沒有間斷過，圍繞戲曲出路的討論也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然而，20多年過去了，儘管從政府到劇團，從社會到個人，從政策到資金，方方面面，無不做了很大努力，但效果究竟如何呢？一番忙碌之後，人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無比尷尬的現實：戲曲危機的警報非但沒有解除，反而不斷加重。
儘管戲曲匯演、評獎之類的活動年年都搞得轟轟烈烈，給人一種興盛不衰的熱鬧印象，但它對解決戲曲的困境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幫助？與20年前相比，全國劇團及演員隊伍的數量和規模到底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每年演出的場次到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戲曲演出的質量是提高了還是下降了，其間推出了可以稱作經典的劇目？在藝術市場日益成熟的今天，還有多少劇團能不依靠政府政策的扶植來進行真正商業性的演出？相信每一個關注戲曲命運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而且不會得出差別太大的結論。
《戲史辨》第一輯
20多年後，當種種戲曲改革手段屢屢失效、缺乏回天之力的關鍵時刻，再來談論戲曲危機及出路這個沉重話題，自然會有一種特別的意義，它不會是前人觀點的簡單重複，而是反思基礎上的深層思索。研究者的思路已經從為戲曲出路的頻頻支招變成對戲曲原點的耐心尋找。
20多年來的嚴峻現實已經表明，缺乏對戲曲正確認識的所謂改革只會加速戲曲的衰亡，好心辦壞事的教訓實在太多，由此造成的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費更是令人痛惜。
顯然，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回到問題的起點，從最基本的問題開始，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與其病急亂投醫，不如靜下心來認真思考一下：戲曲之所以為戲曲的本質要素何在？構成中國戲曲的文化藝術傳統究竟是什麼？戲曲走向衰落的真正根源是什麼？哪些是關鍵性的因素，哪些是無關大局的小節？
《藝壇》第一卷
只有把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弄清楚，才能決定取捨，確定努力的重點，徹底解決問題。而先前，恰恰是這些問題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在一片戲曲危機的驚呼聲中，大家病急亂投醫，手忙腳亂地開藥方，結果不僅沒有治好病，反而延誤了病情，把事情弄得更遭。
尋找戲曲的原點，正本清源，這是兩家戲曲刊物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這既是一個極為嚴肅的學術問題，也是一個十分迫切的現實問題，其價值和意義都是值得肯定的。
從戲曲研究的發展趨勢來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戲曲研究同先前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站在21世紀的門檻來回望整個20世紀的戲曲研究，在為先輩們的傑出成就歡呼讚嘆的同時，也能找到很多遺憾。事實上，發現這些缺憾更為重要，它昭示著未來的努力方向。
整個20世紀，相關的戲曲史著作出版了不少，所取得的成就也不能算少，但不可否認，它們所勾勒的戲曲史地圖都是殘缺的，不完整的，是觀念和方法使它們遮蔽了一些極為絢爛的戲曲風景。
《藝壇》第六卷
《戲史辨》同仁們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將這些遮蔽的風景重新展現，他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古代戲曲，將對以往戲曲研究的糾偏與構建新戲曲史風景的工作結合在一起，重點在歷史原貌的復原。確實，以新的戲曲史觀勾勒的戲曲史風景會給人一種另類的感覺，但不久的將來，另類將變成人們普遍接受的理念，這是可以預言的。
相比《戲史辨》的關注古典，《藝壇》更為貼近現實，話題多為現當代，並集中在京劇上。從近距離為戲曲把脈，來尋找戲曲的真正傳統。自然，他們還原的戲曲傳統與人們先前的認識會有很大的不同。
回首20世紀的戲曲發展演進歷程，我們有太多的疑問，從30年代京劇的輝煌到80年代的全面蕭條，僅僅半個世紀的時間，戲曲景象竟然如此不同，其根源究竟何在？戲曲的改良或改革在一個世紀裡不斷被強化，一直是戲曲發展演進的主旋律，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謂不多，但結果如何？伴隨幾代人努力的竟然是戲曲的不斷蕭條，種瓜得豆，這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嗎？
兩種戲曲刊物，關注的具體對象有所不同，但正是因為這種不同，彼此間形成了一種內在的呼應關係。
商務印書館版《宋元戲曲史》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來說，這也不僅僅是戲曲自身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民間文化、民族精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生存延續並發揚光大的重大問題。
畢竟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戲曲一直是最為流行、影響最為廣泛的一門藝術，它們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傳統，同時也參與構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隨著洶湧而至的全球化浪潮，中國與世界正在進行著全方位的接軌，外來思想文化的衝擊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徹底，這樣強烈。
五四時期的中外文化交融只是局限在少數知識分子中間，而現在已經變成全民性的日常行為。在強勢的外來文化面前，民間文化及民族精神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地位，喪失它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成為招攬生意、為經濟搭台的小點綴。
戲曲的不景氣之外，傳統節日同樣備受冷落，遠不如洋節受年輕人的歡迎，傳統工藝更是面臨後繼乏人的嚴重局面。曾幾何時，我們還自豪地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現在的問題卻是，我們有太多太多世界的，惟獨沒有民族的。
《民國中國戲曲史著彙編》
民間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它的生存困境實際上在提醒我們回答一個問題：在洶湧而來的全球化浪潮中，我們還要不要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個性，對文化傳統的放棄是不是一個古老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顯然，這已經危及到整個民族文化的生存延續。
一個放棄自己文化傳統的民族該會是一個什麼樣子？那是不可想像的。已經到了從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高度來對待民間文化的時候了。不要再拖到不可挽回時再採取行動，到時候一切都晚了。
破壞一種文化傳統也許只需要十來年的時間，文革期間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證，但恢復一種文化傳統卻要艱難得多，它往往需要數代人的努力，很多時候它甚至會變成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戲曲在最近幾十年間的尷尬、冷清景況很能說明問題。
自然，這兩家戲曲同仁刊物所進行的學理層面上的探討不過是紙上談兵，現實的情況要複雜得多，書面的設想要落實為現實的行動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這種探討哪怕僅僅是抱怨或牢騷，都並非毫無意義，自有其價值和意義在。如果大家連抱怨和牢騷都不願意發，那才真正可怕。
《戲曲演進史》，曾永義著，三民書局2021年版。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古訓在今天仍然適用，文化薪火的傳承與良性發展是每一個公民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願更多的有志之士都來關注這一問題，不要將這個全民性的重任變成少數學人的自言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