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璇：藏書家所撰序跋與通俗小說文獻學的成立

《中國古籍序跋史》

雖然這些序跋在藏書題跋中並非主流，撰寫目的也多為偶然，但對於追溯通俗小說文獻學成立的起始環節——通俗小說版本的遞藏狀況卻頗有助益。

（一）購求收藏

搜求圖書最常見的方式自然是購買。但由於前文所述背景，極少有藏書家會純因收藏目的購買通俗小說。不過，一些歷史小說，特別是時事小說，由於成書時大量抄掇當時野史、邸報等資料，會因為具備史料價值而進入藏書家的收藏視野。

如成書於清初，講述李自成起義至吳三桂降清始末的時事小說《剿闖通俗小說》，在編纂時抄撮《國變錄》《泣鼎錄》《死難諸臣名單》《附闖諸臣授職名單》等史料而成，且在乾隆年間曾遭禁毀，流傳較少，目前所見多為抄本[2]。

傅以禮《剿闖小說跋》

因《剿闖通俗小說》兼具史料性與珍稀性，得以進入藏書家的收藏範疇。在目前所能見到的版本中，有一種抄本為藏書家傅以禮舊藏[3]。此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卷首有傅以禮跋語，全文曰：

《剿闖小說》五卷、《馘闖小史》六卷，一署「西吳懶道人口授」，一署「潤州葫蘆道人避暑筆」。卷首有「西吳九十翁無競氏」序，均不詳其名氏。其書雖分兩種，而事跡連屬，特出一手。余家所藏明季稗野不下百餘種，其用平話體者，惟此書與《台灣外紀》耳。卷中所載討賊檄文，見史忠正公集，諸書皆無異詞，此書獨屬之吳三桂，且慢竄易首尾數語，近人《甲申朝事小紀》遂襲其誤，殊為失考。丙子冬日，換番錢一圓得之禾中友人，手自裝緝，燈下標識訖。[4]

按此處「丙子」即光緒二年（1876），根據跋文後的「節子題識」印可知此為傅以禮藏書。

不難發現，這是一篇文體規整、信息豐富的典型藏書題跋，向讀者提供了相當多信息：

首先，傅以禮在跋文中詳細著錄了所得書籍的書名、卷數、作者及序跋題署等基本信息。

其次，跋文詳細介紹了得書過程：傅以禮在光緒二年以一圓外國錢幣從一農夫處購得《剿闖小說》《馘闖小史》二書，經過閱讀後發現二書所敘事跡連貫，認定為同一作者所作。

再次，傅以禮收藏此書，與其閱讀愛好與治學方向密切相關。他專治明史，格外留意收集南明史料，如其所說「所藏明季稗野史不下百餘種」。

《新編剿闖小說》

《剿闖小說》之所以會進入傅以禮視野，正是因為他認為此書是以平話體記錄史實，較為少見。在評價時，他也更加關注書中內容是否符合史實。可見，傅以禮是將《剿闖小說》作為歷史研究的罕見文獻而收藏，對此書的文體或文筆並不十分在意，在這種情況下創作而成的通俗小說序跋實際上是一種無心插柳的行為。

不過，此篇偶然產生序跋卻向我們展示出了通俗小說狹窄的生存縫隙和傳播途徑。最早出現的通俗小說即以講史為重要題材，因此許多論者在論述小說存在合理性時，便常以此為主要論點，將小說與史部建立聯繫。在實際傳播時，一些通俗小說也確實憑藉此功能得到了藏書家的注意，從而得以保存。

（二）製造抄本

此外，為擴大藏書規模，抄寫過錄書籍也成為藏書家的得書方式之一。在各種通俗小說中，最受藏書家愛重的當屬《紅樓夢》。

舒元煒《紅樓夢序》

程偉元在《紅樓夢序》中曾說：「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5]逍遙子《後紅樓夢序》中也表示：「曹雪芹《紅樓夢》一書，久已膾炙人口，每購抄本一部須數十金。」[6]可見抄本《紅樓夢》在藏書家中的受追捧程度。

在此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記錄這些版本誕生過程的序跋。如被學術界認為過錄時間最為清晰的舒序本，就是一部典型因受到藏書家青睞而製造出來的抄本。此本因卷首有署名為舒元煒的序文而得名，舒元煒序題署為「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屠維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園氏舒元煒序並書於金台客舍」，可知過錄時間為乾隆五十四年（1789）。

序文對此本抄錄過程記錄如下：

董園子偕弟澹遊方隨計吏之暇，憩紹衣之堂，維時溽暑蒸，時雨霈，苔衣封壁，兼問字之賓；蠹簡生春，搜篋得臥游之具。……筠圃主人瞿然謂客曰：「客亦知升沉顯晦之緣，離合悲歡之故，有如是書也夫？吾悟矣，二子其為我贊成之可矣。」於是搖毫擲簡，口誦手批。就現在之五十三篇，特加讎校；借鄰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鈔胥。核全函於斯部，數尚缺夫秦關；返故物於君家，璧已完乎趙舍。（君先與當廉使並錄者，此八十卷也。）[7]

序文中提到的「董園子」即舒元煒，董園為其字[8]；「澹游」即舒元煒之弟舒元炳，澹游為其字；「筠圃主人」則為藏書家玉棟別號[9]。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

據序文內容可知，舒元煒、元炳兄弟在乾隆五十四年進京赴試，落第後寄居於玉棟家中，等待下次再考。在閒談時玉棟提及對《紅樓夢》的喜愛，拿出自己收藏的殘本，又借到鄰家所藏的另外二十七回，合抄校訂，最終成為現在舒序本的面貌[10]。

此外，序文中還提到了曾與玉棟一起抄錄過《紅樓夢》的「當廉吏」，據學者考證，應為當保[11]。

舒元煒序的獨特之處不僅在於其詳細記錄了抄本小說產生的具體細節，在論證《紅樓夢》傳播序列時也產生了重要作用。

舒序本的過錄時間為乾隆五十四年,可知玉棟及鄰家收藏《紅樓夢》抄本的時間則更早，此時距離曹雪芹去世不過二十餘年，因此玉棟應該是較早注意到《紅樓夢》的藏書家。玉棟與曹雪芹均為漢軍正白旗人及內務府包衣，且同屬八旗文人圈，玉棟很有可能聽說過曹雪芹的文名，並對其創作產生興趣。

曹雪芹郵票

在得到《紅樓夢》抄本後，玉棟更在此基礎上製造出了新的抄本，並推薦給其他同好，這也成為《紅樓夢》早期版本的重要產生途徑。

（三）家藏遞傳

明清兩代多有藏書世家，其藏書歷經數代，漸成規模，晚輩藏書家對於父祖輩的收藏往往十分珍視。其中就有少數通俗小說因受到藏書世家的重視，得到了妥善保管，吳縣潘氏的《儒林外史》收藏即是一例。

吳縣潘氏自潘奕雋起，六代皆好藏書，其中以潘祖蔭的滂喜齋藏書最為知名[12]。在潘祖蔭藏書中，有一部精抄本《儒林外史》。

此抄本現藏於上海圖書館，共六冊，卷首封面有「文恭公閱本儒林外史」題簽，旁有一行小字曰：「同治癸酉二月祖蔭重裝並題簽」。每冊封面題有「敏齋雜著」，並題有序號。第一冊封里有題記曰：「凡六冊，『敏齋雜著』四字皆文恭公手書，光緒戊寅三月十八日祖蔭記。」

按「文恭」為潘祖蔭祖父潘世恩諡號[13]，同治癸酉即同治十二年（1873），光緒戊寅即光緒四年（1878）。可知此抄本《儒林外史》原為潘世恩舊藏，後由潘祖蔭重新裝訂。

潘祖蔭

此本《儒林外史》卷首回目後有一則識語，曰：「全椒吳敬梓，號敏軒，一字文木，舉鴻博不赴，移居江寧，著詩集、詩說，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行於世。」此外，書前還貼有手抄程晉芳《文木先生傳》。

有學者核對筆跡，發現識語當為潘世恩所寫，而《文木先生傳》則為潘祖蔭抄錄[14]。又有學者將此本與其它《儒林外史》版本進行比對，認為潘世恩抄本所據底本當為嘉慶八年（1803）臥閒草堂本，抄寫時對臥閒草堂中的詞句進行了潤飾[15]。

根據潘世恩生平，其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狀元後便赴京為官，直至嘉慶十九年（1814）因母喪歸鄉，守孝期滿後繼續留在蘇州侍養父親，至道光七年（1827）父喪期滿後才重回京城。

而《儒林外史》成書後主要在江南地區流傳，目前所見刊本皆為江南書坊刊行，因此潘世恩在歸鄉期間最有可能有閒暇閱讀、修改《儒林外史》，並命人抄錄此書用作收藏。故可推斷，此本《儒林外史》當在潘氏祖孫手中珍藏把玩了五六十年。

滂喜齋藏書

潘世恩抄藏《儒林外史》的原因自然是閱讀興趣，因此在會在卷首作識語簡要記錄吳敬梓生平，其中「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行於世」的評語，應襲自程晉芳《文木先生傳》中「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爭傳寫之」句。

而潘祖蔭將程晉芳《文木先生傳》全文抄錄下來附於書前的行為，體現出身為藏書家與學者的自覺考證意識，其重新裝訂、反覆閱讀《儒林外史》的行為，也反映出對祖父收藏的珍視，為後世讀者了解通俗小說遞藏過程提供了一個獨特情境。

以上幾則序跋的存在，使得後世讀者了解到通俗小說得以保存、流傳、增殖的三種途徑。雖是作者無心之舉，卻展示出此前一直被認為是「小道」「末技」的通俗小說，如何通過狹窄的生存縫隙進入藏書家視野的最初過程。

當通俗小說收藏行為愈發常見後，通俗小說文獻學的成立也就有了合理的文化環境，因而這一初始過程值得重視。

二、展示：通俗小說序跋中所見藏書家的閱讀社交生活

晚明以降，隨著物質文化的發展，書籍作為一種典型的古物形式，逐漸成為精英士大夫獲得社會認同的重要手段，閱讀、藏書、校書行為逐漸衍生出社交屬性。

《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

藏書家作為精英文人的代表，要參與大量展示、維繫其社會身份的社交生活，而序跋有著酬送贈答的社交屬性，而通俗小說又天然具備娛樂功能，可以想見，藏書家、通俗小說、序跋經由社交融合在一起，勢必會產生相當奇妙的化學作用。

藏書家為通俗小說撰寫序跋，既可以記錄其社交生活的具體面貌，藉此拓展序跋的內容與功能範疇、擴大通俗小說的社會影響，更能在無形中使通俗小說序跋具備閱讀史意義。通俗小說進一步融入精英文人的文化生活，這一過程成為通俗小說文獻學成立的必要醞釀。

關於通俗小說序跋的閱讀社交功能，在前文所舉舒元煒序中即有體現。作為一部內容雅俗共賞且存在不少稀見抄本的小說，《紅樓夢》的確非常適合供文人學者在雅集中賞玩閱讀，這一情境在現存最早的《紅樓夢》抄本——甲戌本題跋中也有展現[16]。

在甲戌本《紅樓夢》第二十八回末附有六條手書跋語，其中第一條題跋曰：

甲戌本《紅樓夢》跋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譚。睹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寶之。青士、椿余同觀於半畝園並識，乙丑孟秋。[17]

題署中的「青士」為濮文暹，「椿餘」為其弟濮文昶[18]，乙丑當為同治四年（1865）。其餘五條題跋則為此本收藏者劉銓福題寫[19]。此篇題跋不僅表達出題寫者對《紅樓夢》的喜愛之情，更展示出藏書家在雅集中共同賞玩藏書的典型閱讀場景。

根據題署可知，此次賞玩品讀活動的發生地是當時的京城名園——半畝園。半畝園位於北京東城黃米胡同，始建於清康熙年間，由李漁設計修建，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被時任江南河道總督的完顏麟慶購得[20]。

此條題跋創作之時，半畝園的主人則是麟慶長子崇實[21]。麟慶、崇實父子均愛好藏書，他們在半畝園中辟一藏書樓，名曰「嫏嬛妙境」，藏書「統計八萬五千餘卷，蓋萃六七世之收藏」[22]，並編有《嫏嬛妙境藏書目錄》四卷。跋文題寫者濮氏兄弟因擅長詩文創作，精於鑑賞，被崇實聘為西席。同治三年（1864）同年中舉的濮氏兄弟又在會試時同榜高中進士，一時傳為佳話，更加得到崇實禮重。

大興劉銓福家世守印

而劉銓福與其父劉位坦在當時也以好古藏書著稱，其藏書室名為「君子館磚館」。據劉位坦友人楊翰回憶，半畝園一直是麟慶、崇實父子「讌集名流」「文酒流連」之處[23]，劉銓福可能因愛好藏書、精於鑑賞而成為半畝園座上賓。

甲戌本《紅樓夢》應該正是在某次雅集時，由藏主劉銓福帶至半畝園，與同樣有收藏、鑑賞愛好的崇實、濮氏兄弟及其他文人雅士品鑑賞玩。事實上，崇實家與《紅樓夢》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麟慶與高鶚曾為忘年交，二人有不少詩歌酬唱往來，高鶚還曾為麟慶之母惲珠詩集作序。

結合以上信息不難發現，劉銓福將其收藏的《紅樓夢》早期抄本帶往半畝園，並請作為崇實座上賓、當時炙手可熱的濮氏兄弟題寫跋語的社交目的相當明確，因此這篇藏書題跋除了作為《紅樓夢》早期抄本的流轉記錄外，也是作為文人以藏書進行社交的見證。

此外，一些記錄藏書過程的通俗小說序跋還可作為當時「學術共同體」交往的成果[24]，如咸豐三年（1853）刊行的空青室本《西遊補》正是晚清學者「學術共同體」從事校訂研究工作時的副產品[25]。

空青室刊本《西遊補》

此本為藏書家、學者錢培名（1814-1878）校訂刊行[26]，卷首有題署為「癸丑孟冬天目山樵識」的《西遊補序》。天目山樵則是學者張文虎（1808-1885）別號[27]。此序對空青室本的誕生過程交待得十分詳細：

予游鶯湖，得舊抄本《西遊補》於延州來氏。原本略有評語，以示我友武陵山人。山人曰:「未盡也。」間疏證一二，以示三一道人。道人曰：「嘻，猶未盡。」乃覆加評閱考論，而刪存其原評中窾者，猶以為未盡，不得如悟一子之詮《西遊記》也。

可知張文虎受聘為錢熙祚輯定《守山閣從書》時，從「延州來氏」處得到一種帶有評語的舊抄本《西遊補》。張文虎遂向友人顧觀光（1799-1862）展示[28]，顧觀光對其進行簡單文字疏證後，又將此書交給三一道人（錢培名別號）。

錢培名對此書進行了大篇幅的校訂與評點，最終形成空青室本的現有面貌。不難發現，此本《西遊補》正是張文虎、顧觀光、錢培名三位學者在輯書、校書閒暇時，共同閱讀、討論、評定的產物，這使得通俗小說成為了學術研究的副產品，也使序跋成為晚清學術共同體之間進行交流的手段。

如果繼續以張文虎為線索梳理還可發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通俗小說常常作為與同好進行交流的媒介，甚至以其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影響頗大的晚清文人小說評點群體[29]。

寶文閣刊本《儒林外史評》

若將《儒林外史》各本卷首所附序跋、識語進行彙集，便可發現此部小說在學者交際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如光緒十二年（1886）寶文閣刊本《儒林外史評》中即有張文虎多條識語，其中「昔黃小田農部示余所批《外史》」、「予評是書凡四脫稿矣，同郡雷諤卿、閔頤生、朱貢三，先後皆有過錄本」、「己卯夏楊古醞大令藉此本過錄一通」、「舊批本昔年以增艾補園，客秋在滬城，徐君石史言曾見之」、「有友看我批本，慨然曰：『會當頑石點頭』」等句[30]，足見《儒林外史》在張文虎社交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當通俗小說融入藏書家社交生活後，所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多元。而通俗小說序跋通過對這些活動的記錄，內容與功能也得到了進一步拓展。當通俗小說成為藏書家社交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時，便意味著對文本的深入閱讀與探究考證即將展開。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典藏版）

三、主導：序跋撰寫與藏書家的通俗小說出版活動

隨著通俗小說的影響漸廣，藏書家除購求收藏、玩賞品讀外，還進一步參與到小說出版活動之中，甚至在其中起到主導作用。這些由藏書家參與出版的小說中常會附上其所撰序跋，既具備廣告宣傳作用，又能夠作為藏書家收藏、校訂過程的記錄。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藏書家自發主動參與小說生產過程，其所做序跋與書坊單方面邀請名人作序相比，在信息量與文本質量上都有了巨大提升。藏書家對通俗小說出版的深度參與過程，也經由序跋詳細記錄下來，成為通俗小說文獻學成立前的醞釀實踐。

藏書家對通俗小說出版的主導最早可追溯至乾隆年間靜寄山房刊本《平山冷燕》，此本由怡僖親王弘曉評點並刊行[31]，刊行過程在卷首序文中也有體現：「庚申夏月，小監於肆中購得《平山冷燕》一書，余退朝之暇，取而觀之，以消長夏。……因隨筆所之，批點數語，聊以寄興云爾。」[32]

可知弘曉在偶然得到《平山冷燕》後，出於對小說的喜愛決定評點此書。關於刊行此本的靜寄山房，目前尚未找到明確的資料，但同樣名為「靜寄山房」之處，一為位於承德避暑山莊中的名景，一為醇親王南府花園之名，似乎都與皇室存在聯繫。

此外，從靜寄山房本呈現出的精校精刊本面貌、存世數量及較為客觀的評點立場等特點，都可推測此書應該是弘曉的家刻本。

弘曉《平山冷燕》序

需要指出的是，弘曉收藏並刊刻《平山冷燕》之舉應非偶然，除個人的閱讀喜好外，應當還有對通俗文學的長期興趣積累。怡府自怡賢親王胤祥起便以藏書聞名，目前可見兩種怡府藏書目錄為抄寫於乾隆晚期的《怡府書目》與咸豐年間的《影堂陳設書目錄》，分別著錄圖書四千五百餘部、五千三百餘部，可見怡府藏書之盛。

怡府藏書中還有一相當顯著的特點，即收藏有大量通俗文學作品，如《怡府書目》中便著錄有《醉菩提》《韓湘子全傳》等十八種通俗小說，及《國色天香》《秀谷春容》等六種通俗類書、《牡丹亭》《南九宮譜》等二十七種劇本、曲譜；而《影堂陳設書目錄》除著錄二十種通俗小說、五種通俗類書外，更專設「戲本目錄」類，著錄戲曲類著作二百零七種。

這種對通俗文學的著錄規模在歷代私家書目中都相當罕見。不僅如此，弘曉也是清代諸王中刻書數量最多的，其中也包括《牡丹亭還魂記》這樣的戲曲作品。此外，《紅樓夢》早期抄本己卯本亦為怡府抄錄。

怡親王弘曉府邸

由此可見，弘曉收藏、評點、刊行《平山冷燕》是長期對通俗文學進行關注的結果，由於純粹的閱讀興趣與自由的刊刻權力，使其逐漸形成較開明的收藏與出版觀念，這一過程，也經由其通俗小說刊刻活動與序跋撰寫得以清晰展現。

如果說弘曉對《平山冷燕》的閱讀、評點、出版行為仍屬個人行為，那麼晚清影響頗大的通俗小說《七俠五義》的出版過程，則更能體現出藏書家對通俗小說商業出版活動的主導影響。光緒十五年（1889）上海廣百宋齋刊行的《七俠五義》，封面有「舊題石玉昆述」「曲園重定」字樣，可知此書為知名學者兼藏書家俞樾修訂[33]。小說卷首有俞樾《七俠五義序》，文曰：

往年潘鄭盦尚書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尚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雖近時所出，而頗可觀。」余攜歸閱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鄭盦之一盼乎？」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入豪芒，點染又曲中筋節，……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一種筆墨。乃嘆鄭盦尚書欣賞之不虛也。[34]

其中潘鄭盦正是前文提到的精抄本《儒林外史》收藏者潘祖蔭，據序文可知，潘祖蔭應在京城為官時讀到光緒五年（1879）北京聚珍堂刊行的《三俠五義》，並在光緒九年（1883）守父喪回鄉時將此書推薦給好友俞樾。

俞樾《七俠五義序》

俞樾讀後，因喜愛而對小說進行修訂：根據史實修訂了原書第一回「狸貓換太子」情節，將書中顏查散之名改為「顏眘敏」，將書名改為《七俠五義》，並修改潤飾小說文字。隨後，俞樾又將此書交由上海新興出版社廣百宋齋刊行。

廣百宋齋由商人徐潤創辦，是當時較早使用鉛印技術刊刻書籍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廣百宋齋在成立之初，曾刊行《廣百宋齋書目》並藉以徵稿：「代客承印各種大部書籍。惟期見賞士林，不敢顧惜工本。凡縉商欲排印鑄版者，請至本齋面議可也。」[35]流露出「求稿若渴」的姿態。

此外，徐潤在策劃出版時對通俗小說相當重視，組織刊刻了不少「薈萃近時名手而成」的精刊本[36]，如《詳註聊齋志異圖詠》《繪圖增像第一才子書》《增評補圖石頭記》等，銷量都頗可觀。

味經堂刊本《坐花志果》

此外，作為活躍於上海的商人，徐潤與江南地區的文人往來相當密切，俞樾友人汪調生的文言小說《坐花志果》曾由廣百宋齋刊行出版。俞樾與徐潤因為有直接或間接的往來，選擇將修訂完成的《七俠五義》交給廣百宋齋出版也是雙贏之舉：廣百宋齋希望憑藉俞樾聲名及精修小說稿獲得更大銷量，而俞樾也樂意將喜愛的小說交給信賴的出版社刊行。

從結果上看，此次藏書家、學者與出版商的合作的確產生了成功反響：廣百宋齋《七俠五義》出版後不僅立刻熱銷，還使上海的善成堂、泰山堂、上海書局、珍藝書局、新聞報館、申報館等出版社紛紛跟風翻刻，還出現大量續書，極大擴大了公案俠義小說的影響，成為晚清小說史上的矚目現象[37]。

前文提及的經由藏書家收藏、校訂的通俗小說，大多經歷了類似傳播過程，這些小說也更容易擊敗其他版本，成為通行定本。

如同治八年（1869）蘇州群玉齋本《儒林外史》在刊行前應根據潘氏所藏抄本進行過校訂，此本隨即成為江南地區非常流行的版本[38]。而後經由張文虎在蘇州群玉齋本基礎上進行了評點，經張文虎評點的《儒林外史》後在同治十三年（1874）、光緒七年（1881）經由申報館的兩次刊行，影響輻射至全國，遂成為近代最受歡迎、影響最大的小說之一[39]。

群玉齋活字板《儒林外史》

又如錢培名在刊行空青室本《西遊補》後又進行了修訂、評點，於光緒元年（1875）交由申報館刊行，申報館本遂成為定本，得到了黃人、魯迅、劉半農、施蟄存等近現代文人學者的盛讚。

可見，當通俗小說成為藏書家日常閱讀與社交生活的組成部分後，藏書家的小說觀念也逐漸包容，加之晚清出版技術的革新、對新稿件的渴求等外在因素催化，藏書家與通俗小說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密切。

在出版環境與藏書家的雙重篩選下，兼具文學與文字質量的通俗小說便更容易脫穎而出。這樣一來，長久一來對通俗小說的社會偏見也在逐漸消弭，為通俗小說文獻學建立掃清了觀念上的障礙。

四、預流：藏書家與通俗小說早期版本的搜尋考證

隨著藏書家與通俗小說的關係日益密切，通俗小說文獻整理工作終於開始萌芽，逐漸有學者主動搜尋稀見通俗小說版本並進行考證研究。

《新編五代史平話》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一批進行通俗小說文獻搜集、考證工作的學者，往往兼具藏書家身份，他們在披露新發現的通俗小說文獻時，也習慣按照學術傳統以跋文形式對其發現經過、版本狀況、成書時代、考證過程等內容進行記錄。這些序跋在承擔傳統藏書題跋功能之餘，還融合了前文提及的所有功能，並傳遞出藏書家對待通俗小說的全新態度。

在此醞釀過程中，可視作標誌性事件的當屬宣統三年（1911）《五代史平話》的刊行。此書是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長篇講史話本，由曹元忠發現[40]、董康印行[41]，二人均為近代知名的藏書家。書末附有曹元忠所做跋文，全文曰：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話》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漢史皆缺下卷；雖上卷尚存回目，而梁史已脫去數頁，不能補矣。元忠於光緒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張大令敦伯家，以壓歸裝，顧各家書目，皆未著錄。博訪通人，亦驚以為罕見秘籍。偶憶《夢粱錄》小說講經史門有云：「講史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

疑此平話或出南渡小說家所為，而書賈刻之，故目錄及每卷首尾輒大書「新編五代某史平話」也。惟刊自坊肆，每於宋諱不能盡避。其稱魏徵及貞觀處，則皆作「魏徵」「正觀」，要亦當時習慣使然。是書近為吾友武進董大理經景刊行世，寫刻之精，無異宋槧。他日藏書家或與士禮居本《宣和遺事》並傳乎？宣統辛亥七月吳曹元忠跋於京邸之凌波榭。[42]

曹元忠

此則跋文相當規整，依次介紹了《五代史平話》的卷帙與保存狀況，以及此書發現、版本考證的具體過程。此書為曹元忠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在友人張敦伯處發現，曹元忠在查考歷代書目未得後，終於根據《夢梁錄》中記載推測此書應為南宋坊刻的講史平話小說[43]，並借予好友董康影印出版。

曹元忠跋文的內容及所承擔的功能相當豐富，既介紹了得書過程，亦是藏書家往來社交的見證，更是藏書家主動參與小說刊刻的成果，體現出藏書家與通俗小說間已經建立起相當緊密的關係。

《新編五代史平話》董康識語

值得注意的是，曹元忠跋文著重強調了《五代史平話》一書為董康以影印之法刊行，意在保存此本原貌，這在當時也屬創舉，體現出曹、董二人對新發現的通俗小說文獻的重視。而此本刊行的最終影響是：「現今流行的各種《五代史平話》版本，均以董康影刻本為底本」[44]，從中亦可見二人之功。

至於董康影印刊行《五代史平話》的動機，當與其早年旅日訪書經歷有關。董康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首次赴日考察，因此結識漢學家島田翰。次年陸氏皕宋樓藏書在島田翰牽線下售予靜嘉堂文庫，董康慨嘆珍貴文獻流失海外，於是在北京將島田翰《皕宋樓藏書源流考》手稿刊行，並作《刻皕宋樓藏書源流考題識》一文。

在文中董康除嘆息「國人視書之存亡，淡然漠然」的態度外，還不無感慨地回憶了其在日本與島田翰相約訪書的經歷：「秋日相與訪書於西京、奈良間，縱觀古剎舊家之藏，浹旬而返。」[45]

按日本不少藩主與寺院都以藏書聞名，其收藏除傳統四部典籍外，還包括大量通俗小說，如尾張德川家的蓬左文庫藏有明萬曆十六年（1588）年余世騰刊本《全漢志傳》、萬曆三十四年（1606）《列國志傳》，日光山輪王寺藏有萬曆二十二年（1594）雙峰堂本《水滸傳》及崇禎八年（1635）萬卷樓本《東度記》等，而這些小說版本在國內均已不存。董康在日本「古剎舊家」訪書時，應該見到不少罕見通俗小說版本。

董康對此狀頗為唏噓，後來在日記中回憶內閣文庫所藏小說狀況時，還曾發出「顧吾國坊肆（小說）流傳絕少，殆以妖妄熒聽，厲以禁網也。德川氏於此類書籍搜羅綦富，悉儲於內閣文庫」的感慨[46]。

董康

此後董康數次前往日本，訪書時將重點放在通俗小說、戲曲類文獻，其中應該就有痛惜國內典籍流失、立志發掘被輕視的通俗文學文獻的心態。

此外，董康「一生以影印異書為唯一之職志」[47]，在聽聞友人曹元忠得到罕見的古本通俗小說後，自然會產生重刊出版的想法。曹元忠在跋文中也強調此書以影印形式刊行，並贊「寫刻之精，無異宋槧」，即指出董康希望保留書籍原貌的明確意圖。

從這一角度來看，董康主動刊刻《五代史平話》，並請發現者曹元忠作跋文「考鏡源流」之舉，體現出藏書家對通俗小說早期版本搜尋及源流考證研究的自覺興趣，是觸發通俗小說版本研究生成相當重要的線索。

繆荃孫

在《五代史平話》刊行四年後，1915年藏書家繆荃孫也發現並刊行了一部「宋人詞話」《京本通俗小說》[48]。此書卷末同樣附有繆荃孫跋文，其中說道：

余避難滬上，索居無俚，聞親串妝奩中有舊鈔本，類乎平話，假而得之，雜庋於《天雨花》《鳳雙飛》之中，搜得四冊，破爛磨滅，的是影元人寫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通體皆減筆小寫，閱之令人失笑，三冊尚有錢遵王圖書，蓋即也是園中物。《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回，見於書目。

而「宋人詞話」標題，「詞」字乃「評」字之訛耳。所引詩詞，皆出宋人，雅韻欲流，並有可考者，如《碾玉觀音》一段，三鎮節度延安郡王指韓蘄王，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是劉琦，楊和王是楊沂中，官銜均不錯。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與也是園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49]

繆荃孫跋文中提到的得書過程與採用的考證方法都與曹元忠跋十分相似：繆荃孫言其在上海親友收藏的舊彈詞中發現四冊殘本平話小說，翻閱後發現此書為錢曾也是園舊藏，為「影元人寫本」。

在發現外證後，繆荃孫又梳理了小說中所引詩詞、人物原型官職等內證，最終確定此書為成書於宋代的平話小說。

《影元人寫京本通俗小說》，1915年繆荃孫跋刊本

《京本通俗小說》的刊行在當時同樣引起很大反響，羅振玉、王國維、胡適、魯迅等學者都將其視作宋人小說予以推介。但隨著上世紀二十年代藏於日本的《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的發現，開始有學者撰文對《京本通俗小說》的真偽情況提出質疑，目前學術界已傾向認為此書為繆荃孫偽造[50]。

至於繆荃孫「炮製」此書的動機，在跋文中可尋得端倪：

宋人平話，即章回小說，《夢梁錄》云：「說話有四家，以小說家為最。」此事盛行於南北宋，特藏書家不甚重之；坊賈又改頭換面，輕易名目，遂至傳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禮居重刻《宣和遺事》，近則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話》，為天壤不易見之書。[51]

繆荃孫在跋文開篇即指出，由於通俗小說不受藏書家重視，書坊又為牟利常進行更名刪改，最終使得早期小說版本相當罕見，而以宣統三年曹元忠、董康影印《五代史平話》為契機，通俗小說早期版本終於成為被藏書家愛重並主動搜尋的珍寶。此段感慨足以體現出《五代史平話》刊行後對藏書界產生的巨大震盪。

羅振玉與王國維

約與繆荃孫刊刻《京本通俗小說》同時，藏書家、學者羅振玉在日本發現了宋槧巾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及宋槧大字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並先後於1916、1917年將二書影印出版。其中巾箱本卷末附有王國維、羅振玉跋文，大字本卷末附有羅振玉《又跋》。

羅振玉的兩篇跋文除介紹巾箱本與大字本的保存現狀與遞藏信息外，也注意到國內通俗小說文獻存世稀少的狀況，如其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中說道：

宋人平話，傳世最少，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此外仍然不多見。此三浦將軍舊藏，予借付影印。宋人平話之傳人間者，遂得四種。

《四庫全書》雜史類存目《平播始末》條，言《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伙，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亂、翰林院火，《大典》燼餘，有以糊油簍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完整者，多流入海外。辛亥國變，官寺所儲，亦為人盜竊分散，今一冊不存。平話一門，不知人間尚存殘帙否。[52]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羅振玉跋文中認為宋人平話傳世最為稀少，《永樂大典》中所收的平話在經過庚子之變、辛亥革命等戰亂破壞後，散佚嚴重，直到近年，才陸續有學者發現尚存的宋元平話，但「仍然不多見」。其選擇將新發現的兩種《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以影印形式刊行，同樣有披露新發現通俗小說文獻信息，保存文本原貌以求得學者重視的意圖。

王國維跋文形式亦相當規範，並更進一步對此書刊行時代、文體、影響進行系統研究，使此跋具備了通俗小說文獻學研究的雛形。跋文首先介紹了宋槧大字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保存狀況，接下來根據卷末「中瓦子張家印」款考證出此本為南宋書坊所刊，進而可以確認此書與此前藏書家發現的《五代史平話》《京本通俗小說》《宣和遺事》均為「後世小說分章回之祖」。

在此基礎上，王國維分析由於此書「有詩有話」，故名「詩話」，與現在所見的「詞話」構成模式一致，均屬於「說話」的一種，由此確定了「詩話」的文體特徵。

王國維畫像

此外，王國維還指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其刊行時間早、版本稀見，更因為它是後世西遊故事題材通俗文學的藍本，在「今金人院本、元人雜劇皆佚」的情況下，「而南宋人所撰話本尚存，豈非人間希有之秘笈乎」[53]。

王國維跋文從從刊行時代、文體結構、題材影響三個角度總結了《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一書的文獻學價值，跋文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與論證邏輯，不啻為一篇標準的學術論文。

加之此前黃丕烈《士禮居叢書》所收的《梁公九諫》與《宣和遺事》[54]，至此，宋元舊本通俗小說已基本被藏書家搜羅完備。經過這些頂尖藏書家兼學者不懈的搜尋、發掘、宣傳與考證，也終於使學術界意識到通俗小說的文獻、學術價值，有意識的文獻搜集與考證式的研究方法對通俗小說的介入，為現代意義上的的通俗小說文獻學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結 語

自1920年起，亞東圖書館先後刊行了《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十六種標點本白話小說。這些小說書前附有由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學者的新作序跋二十八篇，其中以胡適《〈水滸傳〉考證》《〈紅樓夢〉考證》《〈西遊記〉考證》《〈三國演義〉序》等影響最大。學術界一般將這些具有考證性質的序跋視作通俗小說文獻學研究形成的起點[55]。

胡適

不過，在提及胡適等現代學者創作的新式小說序跋時，後人往往第一時間想到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改革的直接刺激，容易忽略作為藏書家的胡適，其小說演技與其小說購藏活動之間的關係，更容易忽略自清代中葉以來藏書家所撰通俗小說序跋在收藏意識、研究方法對現代通俗小說文獻學層累疊加的推動。

實際上，當藏書家開始對通俗小說產生興趣，著手收藏小說並撰寫序跋時，雅俗文化便開始出現交集。隨著交集不斷深入，藏書家對通俗小說的態度、通俗小說的文本面貌，以及通俗小說的社會影響也會隨即發生變化。這些細微變化都被記錄在藏書家所撰序跋之中，成為了解通俗小說文獻學研究生成的寶貴線索。

通過這些序跋記錄可知，藏書家接觸通俗小說所關注的內容不斷發生變化，早期藏書家多因外部原因，如家族遞傳、史料價值等，偶然關注到通俗小說。

《紅樓夢考證》

隨著雅俗文化交流逐漸密切，擁有共同愛好的精英文人們常會以通俗小說為媒介相互品評、展開社交，並逐漸參與到小說的文本校訂、語句修改活動中，介入程度愈深，對通俗小說的了解也愈多。最終萌發出搜尋通俗小說早期版本，並撰文介紹稀見小說的版本狀況，自覺分析其文體形成規律，歸納其文獻學價值等。這些發展趨勢以藏書家的收藏活動與題跋撰寫為媒介彙集到一起，自然構成通俗小說文獻學形成必要的學術積累。

此後，投身小說研究的胡適、魯迅、孫楷第、周越然、鄭振鐸、馬廉等學者無不兼以藏書、研究聞名，他們同樣在海內外積極搜尋通俗小說版本，撰寫序跋或專題論文記錄研究成果，進行通俗小說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在此過程中，關於通俗小說目錄、版本、校勘等研究開始逐漸細化，具有現代意義的通俗小說文獻學研究範式也終於成為共識。

上下滑動查看注釋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漢譯日文小說與中國近代文學建構研究（1894-1919）」（編號：21CZW036）。

[1]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及的「藏書家所撰序跋」，乃取廣義概念，指由藏書家撰寫的通俗小說序跋，其中既包括藏書家為自己藏書所撰的題跋，也包括其為自己參與校訂、編撰圖書所撰序跋。

[2] 關於《剿闖通俗小說》的版本情況，可參見潘建國《南明〈剿闖小說〉版本輯考》（《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9-69頁）、成敏《「剿闖」系列小說版本及版本演變考》（《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第2期）、王進駒《〈剿闖小說〉版本新考——以台北藏本與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為中心》（《文學遺產》2017年第6期）等文的相關研究。

[3] 傅以禮（1827-1898）：原名以豫，位元組子，號小石、節庵學人，紹興會稽人。曾任福建長吏、台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等職。其專研明代歷史，性好藏書，特別留心收集南明史料，藏書樓名為「長恩閣」「七林書屋」「華延年室」，有《長恩閣書目》、《華延年室題跋》等著作。

[4] 傅以禮：《剿闖小說跋》，轉引自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2頁。

[5] 程偉元：《紅樓夢序》，《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0頁。

[6] 逍遙子：《後紅樓夢序》，《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5頁。

[7] 舒元煒：《紅樓夢序》，《清乾隆舒元煒序本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頁。

[8] 舒元煒：字董園，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舉，後任山東泗水、新泰、巨野知縣等官。

[9] 玉棟（1754-1799）：字子隆，號筠圃，漢軍正白旗。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舉，曾任山東臨邑知縣。玉棟性好藏書，藏書樓名為「讀易樓」。

[10] 按現在所能看到的舒序本僅存第一至第四十回。

[11] 周紹良：《舒元煒序本<紅樓夢>跋》，《紅樓夢研究論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頁。當保（1754-1785）：鑲白旗人，曾先後任筆帖式、直隸八溝理事同知、直隸承德府知府等官。

[12] 潘祖蔭（1830-1890）：字伯寅，小字東墉，號鄭盦，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咸豐十三年（1852）中探花，授編修，歷任內閣侍讀、工部侍郎、禮部右侍郎、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等官，卒諡文勤。其兼通經史，喜好金石、書畫收藏，藏書樓名為「滂喜齋」，編有《滂喜齋藏書記》《滂喜齋宋元本書目》等。

[13] 潘世恩（1769-1854）：字槐堂，號芝軒，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著有《思補堂集》《亦吾廬隨筆》《讀史鏡古編》等。

[14] 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頁。

[15] 陳新：《〈儒林外史〉清代抄本初探》，《文獻》1982年第12輯。

[16] 學術界一般認為甲戌本是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紅樓夢》抄本，此本為1927年由胡適發現，為清同治年間藏書家劉銓福舊藏，存第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因第一回中有「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字樣，被認為是乾隆十九年（1754）抄錄。

[17] 濮文暹、濮文昶：《紅樓夢跋》，《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98頁。

[18] 濮文暹（1830-1900）：字青士，江蘇溧水人，同治四年（1865）中進士，先後任刑部主事，南陽、開封、彰德知府等官。濮文昶：字春漁，為濮文暹之弟。同治四年中進士，曾任湖北知州。

[19] 劉銓福：字子重，號白雲吟客、道林游侶等，北京大興縣人，曾任河間府肅寧縣教諭等職。劉銓福與其父劉位坦均以喜好收藏圖書與金石書畫著稱，其藏書室名為「君子館磚館」。

[20] 完顏麟慶（1791-1846）：字伯余，號見亭，滿洲鑲黃旗人。嘉慶十四年（1809）中進士，任內閣中書、兵部主事、河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湖北巡撫、江南河道總督等。

[21] 完顏崇實（1820-1876）：字子華，別號適齋，完顏麟慶長子。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授編修，後受先朝知遇由駐藏大臣擢升為成都將軍、刑部尚書等職。

[22] 完顏麟慶：《鴻雪因緣圖記》，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版，第885頁。

[23] 楊翰：《息柯雜著》，《清代詩文集彙編》（6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0頁。

[24] 「學術共同體」這一概念由美國學者艾爾曼在《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提出，旨在說明清代江南學者的職業化問題。

[25] 關於空青室本《西遊補》的具體情況及刊行過程，可參見拙文《〈西遊補〉在近代的在發現及其小說史價值的確立過程》（《澳門文獻信息集刊》2022年第2期）的相關論述。

[26] 錢培名：字賓之，號夢花，金山（今上海）人。清代藏書家、學者，藏書樓名為「小萬卷樓」，校訂有《小萬卷樓叢書》。

[27] 張文虎：字孟彪，號嘯山，別號天目山樵，南匯（今屬上海）人。以精於校勘而聞名，其所校《守山閣叢書》《小萬卷樓叢書》皆為善本。此外，其還以詩詞創作見長，著有《古今樂律考》《舒藝室詩存》《索笑詞》《舒藝室雜著》等。

[28] 顧觀光：字賓王，號尚之，號武陵山人，金山（今上海）人，對醫學、小學、天文、曆法、數學、地理等皆有研究，著有《六歷通考》《算剩初編》《算剩續編》《算剩餘稿》等。

[29] 周君文：《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評點群體》，《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30] 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139頁。

[31] 關於靜寄山房刊本《平山冷燕》的基本狀況及此本與弘曉的關係，可參見拙文《清怡僖親王弘曉評本〈平山冷燕〉考》（《民族文學研究》2018年第4期）的相關論述。

[32] 冰玉主人：《平山冷燕序》，《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6頁。

[33]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舉人，三十年（1850）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咸豐五年（1855）為河南學政，同年被罷職。後以著述、授徒為業，先後主講於蘇州紫陽書院、上海求志書院、杭州詁經精舍等。俞樾於經學、史學、文學等方面皆有建樹，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俞樾藏書亦甚富，其藏書樓名為春在堂，後又於光緒四年（1878）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建曲園書藏藏其著作。

[34] 俞樾：《七俠五義序》，《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5頁。

[35] 廣百宋齋主人：《廣百宋齋書目》，轉引自倪俊明《徐潤與中國近代新式出版業》，《唐廷樞研究》2021年第1期。

[36] 廣百宋齋主人：《詳註聊齋志異圖詠例言》，《〈聊齋志異〉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頁。

[37] 陳大康《打破舊平衡的初始環節——論申報館在近代小說史上的地位》，《文學遺產》2009年第2期。

[38] 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頁。

[39] 姜榮剛：《從〈儒林外史〉的傳播接受看近代小說的演變》，《文學遺產》2018年第1期。

[40] 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號君直、凌波居士，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光緒二十年（1894）中舉，捐官內閣中書，後遷內閣侍讀學士、資政院議員等。曹元忠精研三禮之學，並好藏書，藏書處名箋經室，有藏書目錄《箋經室書目》。

[41] 董康（1867-1947）：原名壽金，字授經，號誦芬主人，江蘇武進（今常州）人。光緒十六年（1890）中進士，任刑部主事、法律館總纂等職。1911年赴日本攻讀法律，回國後在東吳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職。董康性好藏書，在日本期間搜藏不到不少珍本秘籍，其藏書樓名為「誦芬室」，以宋元及明嘉靖前版本為主，同時留意收藏小說戲曲類圖書。

[42] 曹元忠：《五代史平話跋》，《新編五代史平話》，北京：古典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249頁。

[43] 曹元忠跋文認為《五代史平話》為宋刻，但後經學者研究認為，此本中有部分元人增益內容，或經元人改題，當為金元刊本。不過此書仍然是現存最早的講史話本，在小說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44] 羅書華、苗懷明等：《中國小說戲曲的發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頁。

[45] 董康：《刻皕宋樓藏書源流考題識》，《古文舊書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3-394頁。

[46] 董康：《四卷本自序》，《董康東遊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頁。

[47] 董康：《書舶庸譚》，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48] 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晚號藝風，江蘇江陰人。同治六年（1867）中舉，光緒二年（1876）中進士，選庶吉士，任翰林院編修，光緒四年（1904）年任國史館總纂。後因與國史館總裁徐桐意見不合，歸鄉開始在各書院主講，主持江南圖書股、京師圖書館。民國後繆荃孫居於上海，任《清史稿》總纂職。

[49] 繆荃孫：《京本通俗小說跋》，《京本通俗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頁。

[50] 關於《京本通俗小說》的真偽討論，可參見長澤規矩也《〈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話本〉》（《小說月報》1929 年6月），馬幼垣、馬泰來《〈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中國小說史集稿》，台北：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徐朔方《關於〈京本通俗小說〉》（《文學遺產》1997年第4期）等文的討論。

[51] 繆荃孫：《京本通俗小說跋》，《京本通俗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頁。

[52] 羅振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頁。

[53] 王國維：《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55頁。

[54] 按《梁公九諫》為黃丕烈於嘉慶十一年（1806）發現，後其又於嘉慶十三年（1808）、十四年（1809）發現兩種《宣和遺事》，經過校勘後收入《士禮居叢書》刊行。曹元忠、羅振玉、王國維的跋文中都提及黃丕烈發現並刊行古本小說之功。需要指出的是，黃丕烈藏書更關注書籍的成書時間與遞藏狀況，對是否為小說及此書在小說史上的價值並不在意。不過，由於黃丕烈在藏書界的聲望及其刻書的質量，對後世藏書家還是起到了積極影響。

[55] 關於此問題，可參見孫遜、趙真《「亞東本」小說序跋與古典小說研究現代學術範式的建立——以胡適為中心》（《天津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苗懷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文獻學述略》（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等的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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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暨南學報》2022年12期，經作者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