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 10 月，江西省委黨史辦和上饒市委邀請了50 多位上饒集中營倖存者，出席上饒集中營鬥爭史座談會。在這50 多位上饒集中營倖存者中，有七位鬢髮花白的老太太特別引人注目。她們掩飾不住激動的心情，回憶著當年她們在這裡的鬥爭的那段難忘歲月。當年她們風華正茂，如今雖然鬢髮花白，但是她們心中的那份驕傲和自豪，還是穿透40多年的歷史風雲，向今天的人們呈現那段血與火的往事。她們的名字叫程敦彥、毛維青、紀培陵、李錦、顧蓮英、陳秀英、許可。
當年的女戰士
當年在新四軍中，戰友們把這些女戰土稱為「戰地紅花」，她們用實際行動證明，這些紅花不僅能在槍林彈雨中盛開，也能在集中營這個特殊戰場上盛開，甚至在新中國的建設上，這些「戰地紅花」仍然芬芳如故。
被俘時還不滿18歲的程敦彥，是16歲時在徽州師範加入黨組織的。1940年7月，她受黨的派遣，來到浙江從事地下工作。不久後，組織上將她轉至新四軍軍部從事民運工作。皖南事變中，她不幸落入敵人手中，但敵人並不知道她的黨員身份，她堅稱自己名叫王元敏，是給新四軍幫忙做飯的，自己什麼也不知道，更是沒有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
敵人看程敦彥這麼年輕，就相信了她的說辭，將她當成當地普通女青年，為新四軍做飯也是想掙幾個工錢。所以她在集中營比較自由，有幾個國民黨看守甚至還想追求她。
由於敵人對程敦彥看守的比較麻痹大意，所以她成了集中營里的秘密通訊員。集中營里的秘密黨組織在很多時候都通過她去傳遞消息，聯絡同志，進行鬥爭。而程敦彥也利用了幾個敵人看守對自己的好感，為獄友和同志們傳遞情報，想辦法給被敵人嚴刑拷打的同志們弄去藥品。
有一次，她在傳遞情報的過程中，剛好敵人來檢查。此時程敦彥的身上還藏著一張地下黨組織讓她傳遞的紙條，她只好將紙條吞進了肚子。這一舉動被敵人一個特務隊長看見了，便氣勢洶洶的上來問她，剛才吞的紙條是什麼！程敦彥急中生智，說是一個敵人看守給她寫的情書，而她討厭這個看守，所以把情書撕碎還不解氣，還要把情書咬爛。敵人找來看守對質，發現有好幾個看守給她寫過情書，雖然這個特務隊長仍然不太相信，但也無計可施。
程敦彥（後右 ）
在集中營呆了一年後，程敦彥被家人保釋出獄。隨後她北上宿遷，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並與一位新四軍戰士在1947 年組成了家庭。上海解放後，她隨丈夫來到上海，丈夫在軍管會工作，她也進了一家紡織廠工作。文革中，她被打成「叛徒」、「特務」，三中全會後，組織上對她平了反，恢復了名譽。
像程敦彥這樣被家人保釋出獄的女戰士並不多，許多倖存的女戰士都是用各種方法逃出集中營的。顧蓮英就是其中之一。
上饒集中營的女戰士中，顧蓮英是一位老資格的黨員，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在上海入了黨。她是上海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曾在李立三的領導下工作過。她也是被俘女戰士中黨齡最長、職務最高的一位，被俘時擔任新四軍三支隊民運部長。
顧蓮英是皖南事變時，分散突圍中被俘的。敵人同樣也不知道她的身份，她便裝作是一名農婦，跟著新四軍是因為她的弟弟是新四軍，她是去看弟弟的。特務們相信了這個看上去很普通的女人，於是特務想發展她為內線，讓她去打探同志們在獄中的地下組織。
與敵人鬥爭經驗十分豐富的顧蓮英表面上答應了敵人的要求，充當起了「內奸」。事實上，敵人要她打探的內容，早就被她暗中報告給了集中營的地下組織，所以每次敵人要針對同志們施展什麼陰謀時，同志們早就知道了。特務們對獄中的同志們進行過幾次突然襲擊，由於顧蓮英提前報告，每次都撲了個空。
顧蓮英在集中營呆了兩年多，從來沒有露過馬腳。敵人對她的監管也越來越松，而她也利用敵人的這種疏忽，在一次幫集中營買菜的過程中，成功逃脫，並成功尋找到了組織。
解放後，與程敦彥一樣，顧蓮英在文革中也被打成「特務」，遭受了衝擊。文革結束後，她也得到了平反，並在上海市總工會擔任領導職務，直到離休。
許可是幾位女戰士中最晚一位出獄的。她是一位華僑，家境優裕，但在祖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毅然拋棄了優越的富家女生活，回國加入了東江抗日游擊隊。1940年8月，她被組織上安排到了新四軍軍部，在戰地服務團工作。
敵人看到許可出身資產階級家庭，認為可以拉攏她，於是多次找她"個別談話"，要求她登報申明脫離組織，並答應只要她寫下「自白書」，馬上就可以得到自由。但看上去弱不禁風的許可內心十分堅毅，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她從不屈服。在獄中，她堅持與敵人鬥爭，在身陷圖圈的情況下，還把自己一直掛在胸前、母親傳給她的一隻小金佛交給即將出獄的程敦彥，讓她出獄後當作自己的黨費，轉交給黨組織。
許可是最後一批獲得自由的新四軍戰士，她直到1945 年「雙十協定」簽訂後才被釋放。之後她來到廣州，又從新找到了黨組織，為廣州的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又在敵人集中營呆過幾年，許可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被打成了「叛徒」、「特務」，還被開除了黨籍。造反派問她：「你在國外不愁吃不愁穿，為什麼要回國參加革命？」許可響亮的回答：「華僑也是愛國的！我回國是打鬼子的！是黨教了我革命的道理，所以我自願投身共產主義事業！我絕對沒有叛變！」
後來，還是許可在東江縱隊時的領導、時任廣東省領導的李堅貞出面作證，為她洗涮了冤屈。1978 年，她徹底被平反。當她在八十年代出國探親時，當地的一位記者問她：「你丟下了富裕的生活，回中國革命，你後悔嗎？」許可大聲回答：「我從不後悔我的選擇！我為祖國的解放貢獻了我的全部，我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非常自豪！」
皖南事變中，共有33位女戰士被俘，關入了上饒集中營。其中有9 人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第一位犧牲的女戰士，是新四軍軍部機要科的副科長施奇。這位犧牲時年僅 23歲的堅強女戰士，原是上海一家印刷廠的女工，在抗日戰爭中參加了新四軍。由於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被組織上安排進入新四軍教導總隊學習速記，畢業後分配在軍部速記班工作。由於表現突出，一年後她被提撥為機要科副科長，掌握著大量新四軍的核心情報。
敵人抓住施奇後，如獲至寶，以為可以很輕鬆的撬開這個女人的嘴巴，從而掌握新四軍的大量機密。敵人先是挾誘她「悔過自新」，只要她肯合作，可以在上海給她提供一幢房子，可以給她大把的鈔票，但都被施奇一一拒絕。
惱羞成怒的敵人扯下了假面具，對施奇嚴刑拷打，在她生病時不但不給她治療，反而每天只給她一碗發霉的米飯和一點餿掉的豆腐渣，但是她依然毫不動搖。敵人無計可施，竟然威脅要輪姦她。獄中的戰友們得知這個消息後，開展了堅決鬥爭，這才保留了她的清白。
面對這樣堅定的女戰士，敵人知道是沒有辦法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了。於是，在上饒集中營遷往閩北的前夕，敵人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將她帶到了集中營外一個土坡上。面對敵人挖好的土坑，施奇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她拼盡氣力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這呼聲震盪在漆黑的夜空，久久沒有散去。
1941年6 月8 日深夜，年僅23歲的共產黨員、新四軍軍部機要科副科長施奇同志，被敵人活埋於上饒集中營茅家嶺監獄不遠的雷公山麓。
犧牲時年僅30歲的上饒集中營女犯中隊秘密黨支部書記楊瑞年，是另一位被敵人殘殺的女英雄。這位來自江蘇鎮江的國立武漢大學高材生，在校期間就曾因組織進步團體而被國民黨逮捕。抗戰開始後，楊瑞年在黨組織的營救下獲釋，被分配到新四軍教導總隊任組織委員。
皖南事變時，楊瑞年被俘，被關押於國民黨52師師部。該師為中央軍嫡系部隊，師長冷欣的妻子與楊瑞年是武漢大學校友，她多次勸楊瑞年脫離組織，只要她脫離共產黨，便可安排楊瑞年去52師的政工大隊任職，但均遭到楊瑞年的拒絕。面對這樣一位意志堅定的女共產黨員，師長冷欣也不禁哀嘆：這個女人真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頑固分子"。
在集中營，楊瑞年是女戰士中反抗敵人最為激烈的一位。1941年7月1日，是我黨建黨二十周年的生日，楊瑞年在這一天帶頭在獄中用德文演唱《國際歌》，特務們不許她唱，她抄起小凳便向敵人砸過去，結果被關了十多天的禁閉。但是這也沒有讓這位女戰士屈服。敵人見她不但不悔改，反而在獄中每天鼓勵戰友們鬥爭，於是決定將楊瑞年殺害。
楊瑞年（左二）
據後來被我人民解放軍擒獲的原上饒集中營特務交待，楊瑞年就義時，身中三彈仍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直到連中七彈，倒在血泊里還雙目怒視著劊子手。
霍淑在集中營與丈夫薛克伯一起英勇就義的。這一對革命伉儷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同學，畢業後結為夫妻，共同來到新四軍二支隊工作。薛克伯在二支隊擔任政治部副主任，皖南事變中，夫妻兩人雙雙被俘。敵人通過叛徒知道了他們夫妻的身份，想讓霍淑勸丈夫投降，便時常為他們夫妻提供見面的機會。霍淑在獄中為丈夫做了一雙鞋，將一張紙條夾在鞋中，紙條上寫著：「當你穿著這雙鞋，有如同我時時在一起。你要堅持到底。如果變狗的話，我就不再是你的妻子了。」
在敵人面前，這對革命伴侶經受住了考驗，堅守了他們的革命氣節。敵人見勸降不成，便秘密殺害了這對革命夫婦。霍淑為丈夫做的這雙鞋，已經被當成革命歷史文物，被收藏在上饒集中營博物館。
皖南事變中，共有3位革命女性落入敵人之手。但這些革命女性都經受住了種種考驗，沒有一個人變節投降。她們都有著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和對黨的忠誠之心，她們無愧於「戰地紅花」這樣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