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傑：舌戰《三國》與《水滸》—— 北京參會見聞錄

《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

中川諭先生還指出了劉世德先生的小問題。因為劉世德先生寫過《〈三國志演義〉嘉慶七年刊本考論》一文，其中說到嘉慶七年刊本及其底本接近於黃一鶚本（即黃正甫本，黃一鶚，字正甫），或接近於楊美生本、黃一鶚本。

而中川諭先生認為，如果說嘉慶七年刊本與楊美生本接近還算可以，因為它們兩本都屬於英雄志傳小系統，但說與黃一鶚本接近則不對了，因為黃一鶚本屬於志傳小系統。之所以出這個小問題，就是劉世德先生用來比較的簡本比較少，恐怕只有楊美生本、黃一鶚本等幾個本子。

實際上，楊美生本與嘉慶七年刊本雖然同屬英雄志傳小系統，但楊美生本是完全簡本，而嘉慶七年刊本是先繁後簡本，文字上仍有許多不同。比如，楊美生本在劉備出場時，只有外貌、姓名、年齡的介紹，而沒有他少年時的故事，但嘉慶七年刊本全都有。

第二個發言的是線上的馬儒君先生。他在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政協工作，曾經撰寫出版過介紹三國1400餘處名勝古蹟的圖書《尋找三國》。這次的論文題目是《〈三國志演義〉志傳系統版本更接近於小說稿本原貌的27個例證》。

《尋找三國》

馬儒君先生說，大家知道，《三國演義》有演義系統和志傳系統，兩者的文字有較大的差別。那麼，哪個系統的文字更接近於小說稿本原貌呢？

曾經的《三國演義》學會會長劉世德先生與常務副會長沈伯俊先生兩人的觀點就正好相反，劉世德先生認為演義系統的文字更接近於小說稿本原貌，而沈伯俊先生則認為志傳系統的文字更接近於小說稿本原貌。在論文中，選用了27個例證來支持沈伯俊先生的觀點，因現在時間有限，就簡單講幾個例證。

第一個例證，在「董卓議立陳留王」一則里，演義系統的本子寫到，大將軍何進被宦官殺害後，袁紹、曹操等率部入宮，宮中大亂，眾宦官帶著太后等，「從後道走北宮」。但《後漢書·何進傳》記載，他們是「從復道走北宮」。所謂「復道」類似現在帶廊房的過街天橋。查志傳系統的本子，基本上均為正確的「復道」。所以可知最早的演義本在據志傳本修訂時，因繁體字「復」與「後」形近，誤將「復」寫成「後」了。

第二個例證，在「關雲長五關斬將」一則里，演義系統的本子寫到，關羽等人被曹軍將領卞喜騙到鎮國寺，寺內已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這時，卞喜安排眾僧鳴鐘出迎，那知關羽巧遇同鄉長老普凈，兩人一番家常話後，普凈便向關羽暗示，「以手攜拿戒刀，以目顧盼」。

其實，長老等僧人接客，是不可能帶戒刀的，卞喜也不會讓僧人帶戒刀，以免關羽等人起戒心。查志傳系統的本子，卻為「以手攜拿，以目顧盼」，只是用動作來表示。所以可知最早的演義本在據志傳本修訂時，錯加了「戒刀」兩字。

馬儒君先生又講了另外兩個例子，就結束了。因為馬儒君先生與我的看法比較一致，所以我就講了幾句，讚揚了他的觀點和論述，但還沒講完，周文業先生插了一句：「文字的正確與錯誤並不能確定本子的先後。」

閩齋楊春元校梓《三國志傳》

理論上講，的確如此，我正準備解釋這個問題……

突然在我的身後有人講話了：「文字的正確與錯誤當然不一定能確定本子的先後，但我們的立場、觀點是不會改變的，志傳本肯定先於演義本，只說嘉靖演義本將『板』改為『書』，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對，周強提的那個例子。」周文業先生插了一句。周強，即已故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周兆新先生。

「不是，是我首先提出的。」這位先生說完這句話後，便講解了這個例子：在嘉靖演義本卷十二「張永年反難楊修」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書燒之」一句，句下有雙行小字註：「柴世宗時，方刊板。舊本『書』作『板』，差矣。」而志傳本都寫為「操令破板焚之」，可見嘉靖演義本所說的「舊本」正是志傳本。這就是志傳本先於嘉靖演義本的鐵證。

坐在後排的是所謂旁聽者，桌上沒有姓名牌。不過，可以說，身後的這位先生為我解了圍，我轉過身去，遞上紙和筆，請他寫上姓名和工作單位。紙交回來一看，上面寫著：「王長友 江蘇省社科院」。真是「久聞大名」呀。

《三國志通俗演義》

王長友先生，也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今年74歲，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去蘇聯科學院進修，導師是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李福清。回國後，曾擔任過中文核心期刊《明清小說研究》的主編。

有意思，第一個發言的讓大家了解了《三國演義》有演義系統與志傳系統這樣的兩個版本系統；第二個發言的讓大家知道了《三國演義》還有演義本與志傳本誰先誰後的爭議。

二、研討《三國》文獻（下）

接下來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發言的內容都是《三國演義》具體異文的分析。

第三個發言的是線上的樊錦先生。

他是江蘇省蘇州市太倉市綠苹書屋的經營者，這次的論文題目是《明刊本〈三國演義〉汜水關、沂水關異文研究》。他說，《三國演義》中出現過十次左右的汜水關、沂水關，實際在地理方位上都是混亂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本人在河南洛陽的南部找到了一個伊水關。如果用伊水關來替代汜水關、沂水關，則可以解決地理方位上的各種矛盾。因此也許原稿就寫為伊水關，只是後來誤抄為汜水關、沂水關。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三戰呂布的前後，出現了嘉靖演義本竟與志傳小系統的本子文字相同的奇怪現象，即嘉靖演義本一個本子、志傳小系統的黃正甫本等五個本子都寫為「沂水關」，而其他版本在同一個地方均寫為「汜水關」，如何來解釋？

連環畫《大戰汜水關》

討論一開始，一些人就不同意樊錦先生的原稿為伊水關的設想，他們認為，現在所有《三國演義》版本中都不曾出現過一次伊水關，所以伊水關為原文的可能性應該不存在。雖然汜水關、沂水關的地理方位都有錯亂，但它只是《三國演義》眾多地理錯誤中的一個問題。

周文業先生對嘉靖演義本與志傳小系統的本子文字相同作了解釋。他先說，河南的汜水關是正確的，而山東的沂水關是錯誤的；他又說，志傳小系統的祖本並不是刻意去抄嘉靖演義本，而是《三國演義》的共同祖本寫的是「沂水關」，大多數版本都改為正確的「汜水關」，但嘉靖演義本與志傳小系統的祖本兩者沒有發現這個錯誤，沒有修改這個錯誤，仍保持了原始的錯誤的「沂水關」。

聽了周文業先生的解釋，我表達了不同看法，說的意思是，一個現象，各自表述。其實，在當時的社會上，既流傳著陽春白雪的演義系統的各種本子，也流傳著下里巴人的志傳系統的各種本子。

一般來說，兩個系統的本子各自流傳，互不干擾。但特殊情況下，也不排除參考的可能性。事實上，在這裡很簡單，志傳小系統的祖本（或志傳小系統一個主體小組的祖本）對嘉靖演義本採取了拿來主義，拿來了一些詞語、一些句子、一些細節。

《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隨筆》

如果按周文業先生的解釋，除了嘉靖演義本之外，演義系統的其他本子各自都要改為汜水關，還有志傳繁本的祖本、志傳簡本的英雄志傳小系統的祖本也各自都要改為汜水關，這種版本的各自流傳卻又能達到文字趨同顯然是十分困難的。

因此，事實應該是，《三國演義》最早的共同祖本寫的是「汜水關」，而不是「沂水關」，後者只是演義本某些修訂者早期改動的結果，又被志傳小系統的祖本拿來了。

第四個發言的是蘇泓月女士。

她是現居北京的女作家，各類作品有：《古樂之美》，人物傳記《李叔同》，《宣華錄——花蕊夫人宮詞中的晚唐五代》等，是第十二屆文津圖書獎、2016中國好書獎的獲得者。這次的論文題目是《〈三國演義〉糜夫人投井考》。

在「長阪坡趙雲救主」一則中，趙雲騎馬殺出曹軍陣地，卻發現甘、糜二主母和阿斗沒有跟出來，便又返回去找。在一矮牆處，找到了重傷的糜夫人和阿斗。趙雲多次請糜夫人抱阿斗上馬，但糜夫人怕自己拖累趙雲救阿斗，遂在曹軍逼近時，慷慨赴死。

葉逢春本隨後的文字為：「糜氏棄阿斗於地下，遂將頭撞牆而死。（批語、贊詩）趙雲就推土牆而掩之。」志傳系統的本子基本都是如此的「撞牆死」。

嘉靖演義本隨後的文字為：「糜氏聽得，棄阿斗於地上，投枯井而死。趙雲恐曹軍盜屍，推土牆而掩之。」演義系統的本子都是如此的「投井死」。

蘇泓月女士覺得，志傳系統的「撞牆死」應該是原作的文字，而演義系統的「投井死」則是後人的改編。

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史傳》

前面說的嘉靖演義本與志傳小系統的本子文字相同的現象再次出現了：

黃正甫本等幾個志傳小系統的本子為：「糜夫人見雲相逼，遂投枯井而死。（贊詩）趙雲見主母投井，恐曹軍盜屍，推倒土牆掩之。」相同的不僅有「投枯井而死」，還有「恐曹軍盜屍」。

時間已接近晚上6點，還有6人次需要發言，所以，大家都比較自覺，就不再展開討論了。

第五個發言的是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生楊子堯，他的論文題目是《不同版本〈三國演義〉間末代皇帝卒年記述差異及其敘事傳統試探》。

在《三國演義》小說的最後，有魏、蜀、吳三國之主卒年的敘述。

楊閩齋本（可惜葉逢春本缺了這最後一卷）為：「後來，故魏主陳留王曹奐殞於晉太安元年，蜀主安樂公劉禪殞於晉太始元年，吳主歸命侯孫皓殞於晉太康四年。三國之主盡皆善終。」志傳系統的本子基本都是如此。

嘉靖演義本為：「後主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奐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三主皆善終。」演義系統的本子都是如此。

《北京藏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

前面說的嘉靖演義本與志傳小系統的本子文字相同的現象第三次出現了：

黃正甫本等幾個志傳小系統的本子為：「後來，後主劉禪亡於太康七年，魏主曹奐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三國之主盡皆善終。」中間三句幾乎全同嘉靖演義本，而前後兩句又全同別的志傳本。

楊子堯先生認為，最早的志傳本更接近原本原貌，在寫三主卒年時，是查了史料的，只是「太始元年」錯了兩個字，應為「泰始七年」。從採用司馬昭賜給劉禪的「安樂公」稱謂，同時對曹奐、孫皓採用「陳留王」、「歸命侯」這些晉國封號，都表明敘述者是站在晉朝的情感立場上的。

而嘉靖演義本的修改，將劉禪稱為「後主」，顯然將情感立場傾向於蜀漢正統了，而且，不顧歷史的真實，統一修改為「太康」，顯得三主卒年相近，幾乎同時走向了人生的終點。他還認為，志傳小系統的祖本出於商業目的吸收了嘉靖演義本的部分文字。

這裡還真發生了一件奇事，三個互不認識的作者，寫了三篇互不相同的論文，但舉出的三個異文例子，均是嘉靖演義本與志傳小系統的本子文字相同的地方，令人驚訝不已。我想看一看馬儒君先生第一個例證是否也有如此情況？一查黃正甫本，竟然也是「從後道走北宮」，即仍然與嘉靖演義本的文字相同。

第六個發言的是周文業先生，他的論文題目是《〈三國演義〉版本演化研究的11個例證》。他想用這些例證來分析兩個問題，一是演義本和志傳本哪個更接近原本的問題，二是志傳簡本中的志傳小系統、英雄志傳小系統分別與演義本之間文字相同的問題。後者他剛才有說明，這裡就不提了。

周文業先生

除了前面提到的汜水關與沂水關、糜夫人死、三主卒年三個例子之外，他還提出了關羽之死（志傳本用詞不敬，演義本用詞恭敬），張飛之字（志傳本為「翼德」，演義本為「益德」），龐德之名（志傳本和部分演義本為「龐德」，部分演義本為「龐悳」），伍佰與五百人（志傳本為「伍佰」，演義本為「五百人」）等例子。

周文業先生認為，志傳本的關羽之死用詞不敬、糜夫人撞牆死、翼德、龐德，都是志傳本更接近原本；但汜水關與沂水關、三主卒年、伍佰與五百人卻是演義本更接近原本。沂水關錯了，三主卒年有錯，五百人錯了，均為原本的文字，而後來的志傳本都改為正確的。比如，他特別指出，嘉靖演義本是不可能把史書和志傳本相同的「伍伯」，改為不合理的「五百人」，因此原本應該就是錯誤的「五百人」。

看起來，這個例子與馬儒君先生所說的「復道」的情況幾乎一樣，史書與志傳本都是正確的，演義本是錯誤的。但馬儒君先生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志傳本接近原本，而周文業先生卻用類似的例子來說明演義本接近原本。這就是「文字的正確與錯誤並不能確定本子的先後」的最好例證，只能「一個現象，各自表述」了。

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七個發言的是小朱，他的論文題目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真本〉版本問題新論》。他說，「真本」是明代末期一種重要的評點本，現在美國、日本、大陸、台灣共收藏有十種藏本。「真本」初次刊刻的時間應在天啟七年到崇禎十七年之間。當然，號稱「真本」，不一定表示本子中的批語就是李卓吾所寫，也可能是偽托。

三，研討《水滸傳》文獻

到研討《水滸傳》文獻時，天色已暗了下來，時間早過了6點。雖然會議要求每位論文作者只有15分鐘的發言時間，簡略地介紹一下自己論文的要點，但上午研討《紅樓夢》時，卻有個別人一開口就滔滔不絕，占用了較多的時間。

《水滸傳》文獻有三篇論文，第一篇是我的論文。我的發言如下：

我的論文題目是《〈京本忠義傳〉是正德、嘉靖之交的簡本》。下面講三個要點，一是要改變《水滸傳》版本的一個錯誤的認知，二是要明白簡本與繁本的區別特徵，三是認定《京本忠義傳》是正德、嘉靖之交的簡本的意義。

第一，改變《水滸傳》版本什麼錯誤的認知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已故的范寧先生曾經在他最著名的論文《〈水滸傳〉版本源流考》一文中說道：「由於殘缺不全，而且各個簡本都是直接從繁本刪節的，各人刪改不同，……」就這兒，這是錯誤的觀點。如果這樣，就不存在簡本系統了，因為都來自不同繁本的不同刪改，也談不上簡本之間還有「系統」問題了。

《范寧古典文學研究文集》

其實，版本的事實根本不是這樣，你不用看正文，只看回目表，你就會發現簡本之間有著一套異文，而繁本之間也有著另一套異文。

比如，所有的簡本都是「汴梁城楊志賣刀」，而所有的繁本都是「汴京城楊志賣刀」；所有簡本都是「晁天王舉義東溪村」，而所有繁本都是「晁天王認義東溪村」；所有的簡本都是「魯智深杭州坐化」，而所有的繁本都是「魯智深浙江坐化」等等。你能說這是每一個簡本的書商直接從繁本刪改的結果嗎？每一個簡本的書商修改的文字怎麼會不約而同呢？而且是所有簡本之間大量的不約而同，可信嗎？

實際上，與繁本系統一樣，簡本系統也是一個血脈相連的版本大家族，流淌在所有簡本之間的是相近的DNA，是血緣親屬關係呀。因此，大家一定要放棄各種簡本都是直接從繁本刪節而來的錯誤的認知、錯誤的看法。

第二，要判斷《京本忠義傳》究竟是簡本還是繁本，就必須首先了解簡本與繁本之間的區別特徵，然後再用《京本忠義傳》與這些區別特徵來比較，如果與簡本特徵相同，那它就是簡本；如果與繁本特徵相同，那它就是繁本。

《京本忠義傳》

簡本與繁本的區別特徵有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最明顯的區別特徵，即簡本是文簡事繁，繁本是文繁事簡。也就是說，第一點，簡本的文字少，繁本的文字多；第二點，簡本的故事多，多出了征田虎、征王慶的故事，而繁本的故事少，沒有徵田虎、征王慶的故事。可惜的是，因為《京本忠義傳》只有兩張殘葉，缺得太多了，不知道它有無征田虎、征王慶的故事。

另一個方面的區別特徵雖不明顯、卻帶有本質意義，這就是版本DNA，這就是版本中特有的相同異文（簡稱「特同異文」）。

我出了一本書，叫《稗海紅樓—­—古代小說版本DNA初探》，書里詳細介紹了尋找版本DNA的方法。說到《水滸傳》的版本，簡本系統就有自己的一套版本DNA、一套特同異文，繁本系統也有自己的另一套版本DNA、另一套特同異文。

1992年南京發生一個案子，一名女大學生被害。28年後，也就是2020年徐州沛縣麻姓家族有一男子犯了別的案件，警方用其DNA去對比積案中的DNA，竟發現與殺害南京女大學生的那個兇手的DNA數據很相近，一定是血緣近親，警方立刻查了麻姓家族的一些男性的DNA，但都不是。有人說，麻姓家族還有一人在南京工作，隨後警方想辦法得到了南京麻姓之人的DNA，對比積案中DNA，完全一致，兇手28年後終於落網。

同樣的道理，簡本系統或者說簡本大家族有自己的一套DNA，繁本系統或者說繁本大家族有自己的另一套DNA，我們可以將《京本忠義傳》兩張殘葉的文字DNA與簡本系統DNA、繁本系統DNA這樣的兩套DNA相比較，與誰相合，就是誰的血緣近親嘛。我們一對比，《京本忠義傳》兩張殘葉的文字DNA與簡本系統DNA相合，所以證明《京本忠義傳》是簡本無疑。

《稗海紅樓：古代小說版本DNA初探》

第三，既然認定《京本忠義傳》是正德、嘉靖之交的簡本，那麼，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那個時候有繁本存在嗎？

大家知道，《水滸傳》有一個簡本與繁本誰先誰後的爭議問題。其實，簡本與繁本是兩個均流傳了數百年的版本系統，不可能出現一個系統的所有版本都先於另一個系統的所有版本的現象，因此這一辯題，要引入「原本」的概念，則更準確地表述，應該為：究竟是簡本之原本先於繁本之原本，還是繁本之原本先於簡本之原本？

有人拿一個嘉靖繁本與一個萬曆簡本，來比較簡本與繁本誰先誰後的大問題，顯然就不是那個意思嘛。

簡本之原本是簡本系統或簡本大家族的共同祖本，繁本之原本是繁本系統或繁本大家族的共同祖本。這兩個原本在它們形成時都產生了各自獨有的變異基因，經過各自的遺傳，簡本之原本獨有的變異基因就被所有簡本所繼承，那些獨有的文字就變成了所有簡本之間的特有的相同異文；繁本之原本獨有的變異基因也被所有繁本所繼承，那些獨有的文字就變成了所有繁本之間的特有的相同異文。

明容與堂刻本《水滸傳》

這就是簡本與繁本產生兩套版本DNA、兩套特同異文的原因。千萬不要小瞧了這些特同異文，這些異文也許只是一個字的異文、兩個字的異文，但它們不是錯抄錯刻，而是實質性的異文，代表了它們各自祖本獨有的變異基因。

現在《水滸傳》研究界主流觀點是繁本在先。不過，魯迅先生、陸澹安（何心）先生、聶紺弩先生等著名學者卻主張簡本在先。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齊裕焜先生就曾主張簡本在先，但據說前些年，改主意了，又主張繁本在先，可以說匯入了主流觀點。實際上，我一直不認為主流觀點是符合歷史真相的，拙著《稗海紅樓》書中214頁，就明確寫到了我的觀點：簡本之原本先於繁本之原本。

插進來一個說法，有些研究者主張，有一個《水滸傳》祖本，它有兩個後代，一個後代刪節後，成了簡本之原本；一個後代增寫後，成了繁本之原本。這樣就好像沒有誰先誰後的爭議問題了。不過，這只是一個良好的願望，版本的歷史事實往往不是這樣演變的。

我以為，不僅簡本之原本先於繁本之原本，連簡本之原本的後代《京本忠義傳》都極可能先於繁本之原本，也就是說，正德、嘉靖之交出版《京本忠義傳》的時候，這個世界上也許還不存在一個《水滸傳》繁本呢。繁本出現恐怕要到嘉靖初年了。

因此，簡本在先的大旗不能倒呀，一定要舉起來！有些人肯定不服，不服不要緊嘛。我相信學術會不斷發展，我相信我們的後人比我們更睿智。誰對誰錯，歷史自有評說！

我的發言結束了。謝謝大家！

《水滸傳稀見版本彙編》，劉世德、程魯潔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周文業先生很客氣，說時間不早了，他就不講他的論文《〈水滸傳〉版本分類和演化》了，但是，他要對我的論文表示不同意見。他說，《京本忠義傳》既不是簡本，也不是繁本，而是《水滸傳》祖本的一個刪節本。

既然時間不早了，我也不回應。可是心裡還想說，按照古代小說版本的現實，沒有任何《水滸傳》的本子能夠游離於簡本系統與繁本系統之外，就像《紅樓夢》的本子不可能游離於脂本系統與程本系統之外，《三國》的本子不可能游離於志傳系統與演義系統之外一樣。

第三篇論文是復旦大學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郝振澳先生撰寫的《民國報刊〈水滸傳〉研究述評》。郝振澳先生是在線上作的發言，他介紹說，他在民國時期的報紙上共檢索到130篇研究《水滸傳》文章，對作者及版本、故事來源考證、藝術價值、歷史影響、續書等六個方面的成果進行了總結。

在會場上還放有幾套《俄羅斯國立圖書館藏鈔本姑妄言》。這樣，古籍收藏家張穎傑先生對這部流失海外抄本的影印出版作了說明。

《俄羅斯國立圖書館藏抄本姑妄言》

接著，王長友先生講了《姑妄言》全抄本在俄羅斯發現的經過，並介紹說，《姑妄言》是清代雍正初年出現的長篇章回小說，他在俄羅斯留學期間，曾有幸搶先閱讀和研究了這部奇書。晚上7點多，第一小組的研討終於畫上了句號。

四、鑑賞《三國》的藏本

8月17日上午是《三國演義》版本座談會，我和小朱都參加了。

座談會開頭，仍是由日本學者中川諭先生講《三國演義》版本研究進展和分類情況。雖然講述還是乾巴巴的，但讓人能感覺到日本學者的嚴謹、務實、求真的那種精神。

古籍收藏家張青松、張穎傑兩位先生都收藏了一些《三國演義》的版本，這次趁中川諭先生來參會的機會，他們兩人便將這些《三國演義》的版本都送到中川諭先生的房間裡，請他鑑定。中川諭先生也欣然接受，這兩三天幾乎閉門不出，用電腦中的資料、圖片進行認真比對，現已將送來的藏本一一作出了初步結論。

在座談會現場，還擺放著中川諭先生選出的七種《三國演義》的藏本，請大家翻閱、鑑賞和分析。我也走到跟前，和大家一樣，翻看了這七種藏本。我這裡不可能介紹這七種藏本的情況，那太專業了。

但是我可以說，它們都是清代前期、中期雕版印刷的志傳系統的本子，其中幾個還是志傳簡本中的英雄志傳小系統的本子。這說明以前的認知不準確，那時人們認為，演義本流行之後，志傳本就被淘汰乾淨了，事實不是這樣。明清的志傳系統的本子與演義系統的本子長期並存，特別是志傳簡本在低文化的民眾圈子裡頑強地生存著。

書業德刊本《三國演義》

在進入新世紀的前後，我開始廣泛閱讀《三國演義》版本方面的論文和書籍，就在新世紀的頭幾年裡，我寫作了自己至今唯一的一篇《三國演義》版本的論文，當時的題目是《〈三國演義〉版本研究應該有一個大的進展——兼評章培恆先生、張志和先生相關爭議》。

應該說，這篇論文是我對《三國演義》版本研究的一個總體認識和思考。2007年此文曾登載於「中國文學網」，現已不存。後來，我改題目為《〈三國〉志傳原本先於演義嘉靖原本——兼評章培恆先生、張志和先生相關爭議》，又刊登於2017年出版的拙著《稗海紅樓——古代小說版本DNA初探》。現在再讀這篇論文，我覺得，它的學術價值依然存在。

如果用我的論文與中川諭先生的《〈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相比較，讓我「吹毛求疵」地談點兒不同看法，那麼，就是以下三點：

第一，中川諭先生著作268頁的版本示意圖不妥當。

最上面是「原作」，一條線接志傳系統，另一條線接演義系統，還是我那篇《水滸傳》的發言所說，這樣就好像沒有誰先誰後的爭議問題了。

《醉耕堂刊毛宗崗評本三國志演義》

不過，這只是一個良好的願望，版本的歷史事實往往不是這樣演變的。《三國演義》版本也要像《水滸傳》版本一樣，引入「原本」概念，使人們的表述更準確、更方便。爭議問題為：究竟是「志傳原本」先於「演義原本」，還是「演義原本」先於「志傳原本」？

按我們的看法，「志傳原本」先於「演義原本」。因此「志傳原本」就是中川諭先生的「原作」，應該放在版本示意圖的最上面。這也就是我所說的，任何《三國演義》的本子都不可能游離於志傳系統與演義系統之外。

第二，版本分類為三個系統也有點兒不妥當。

其實中文的語言文字很豐富的，系統之下可用「支系」、「分支」等等的名稱。我的論文中就分為志傳本系統與演義本系統這樣兩個系統，志傳本系統又分為少字本支系與多字本支系這樣兩個支系，即不宜將系統與支系並列。

當然，日本朋友還有「小系統」的叫法，我們雖然不喜歡，但現在為了便於交流，也只好暫時沿用了。

第三，《三國演義》用《水滸傳》的簡本與繁本的稱謂，容易產生歧義。

其實，簡本與繁本也是一種常見的叫法，本無大問題，但《三國演義》版本情況畢竟不同於《水滸傳》，最好不用，如果用就要謹慎。果然，日本朋友把演義本也稱為繁本了，因為演義本的文字確實比志傳繁本的文字還要多。

問題來了，英雄志傳小系統中有一組「先繁後簡」本，先繁的繁，是哪個繁本？看了一下，不是志傳繁本，而是演義本，這就產生了歧義。如果我來稱呼，就絕不用「先繁後簡」本，而改稱「先演（義）後簡」本。

夷白堂刊本卷四

這裡多說幾句，所謂「先演（義）後簡」本，據介紹，先演義，即卷一主要來自演義本的部分人物畫像和文字；後簡，即從第二卷以後就基本為簡本文字了。從這裡可以看出，明後期到清中期，志傳簡本生存比較困難，它們沒有話語權。

比如，陽春白雪的演義本給文化市場提供的是糜夫人「投井死」，而下里巴人的志傳本「撞牆死」就上不了台面。因此，志傳簡本中的志傳小系統的祖本、英雄志傳小系統一個小組的祖本就對演義本採取了拿來主義，以迎合文化市場的話語權，便於自己頑強地生存下去。

劉世德先生在《〈三國志演義〉嘉慶七年刊本考論》一文中曾認為，這些現象體現了兩個版本系統合流的趨勢，不過，我覺得，劉世德先生這個說法有點兒偏大了。

在座談會上，大家都對中川諭先生四十年如一日的搜集、研究《三國演義》版本的良好學風，表達了敬意。

實際上，現在政府積極倡導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所以古文獻學越來越受到重視，各大學爭相出版古籍整理與研究的集刊，甚至有學者主張，將古文獻學設立為一級學科，把中國語言文學裡的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史里的歷史文獻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裡的文獻學，即把三個與古籍相關的二級學科整合起來，加快培養古籍整理與研究、古籍修復與保護、古籍數字化、古籍編輯出版、古籍普及傳播等方面的各類人才。當然良好學風，我們要一直保持下去。

《三國志演義作者與版本考論》

市場不喜平庸，推出一個「明星」，要麼一帥，要麼一怪。但學術不同於市場，要守正創新，創新必須建立在守正的基礎之上。什麼是「正」？就是正道。道有多義，比如：道義，道路。守正，就是要求人們守思想正道，走康莊大道，千萬不要找歪門，走斜道。學術真理是神聖的，而那些急功近利，守邪出怪，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即便僥倖地風行一時，終將被歷史所淘汰。

座談會結束了，人們紛紛離座，向門口走去。我看到小朱走到了中川諭先生的身邊，他大聲地說：「我想與中川諭先生合個影，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中川諭先生笑著與小朱兩人站在了一起，有人接過小朱遞來的手機，幫忙照了像。

在開會之餘，我與小朱多次閒談，我說，研究《三國演義》版本，不說國內的，就說國外的，不僅要閱讀中川諭先生的《〈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還要閱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魏安先生的《三國演義版本考》。

前面說過，我在新世紀的前後，曾廣泛閱讀《三國演義》版本方面的書籍，其中魏安先生的《三國演義版本考》是一本必讀書。正因為對這本書的重視，我便對書的作者魏安先生有了興趣。說來也巧，在新世紀的頭幾年裡，我竟在網絡上找到了魏安先生的英文博客。後來，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按博客上的郵箱，主動給魏安先生髮了郵件，不久，魏安先生就回了信，由此我們就有了一段時間的郵件交往。

有趣的是，不知什麼原因，當時一些國內研究者竟誤認為魏安是女性，屢屢在《三國演義》的論文中將魏安的說法寫成：「她說」、「她認為」等等。

《三國演義版本考》

那時，我與周文業先生已經有了郵件聯繫，知道他與《三國演義》的部分研究者有交往，便對他說：我與魏安先生有聯繫，他是男性，請轉告其他《三國演義》研究者，不要再出現這個失誤了。但是，難免還是有人不知道，比如，在後來出版的劉世德先生著作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魏安「她認為」之類，讓人無奈。

周文業先生知道我與魏安先生有聯繫後，曾托我邀請魏安先生來參加中國古代小說文獻暨數字化學術研討會。我轉達了邀請之事，但魏安先生委婉地表示不參加，原因是他早就轉行了。當然，魏安先生對我表示，他對《三國演義》仍然是有興趣的。

魏安（Andrew West），英國漢學家，準確地說是英國的中國語言文字學家。1960年生人，今年已63歲。在當時的郵件中，他向我解釋了沒有繼續研究《三國演義》的情況，他說，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充實修改完成的《三國演義版本考》交給出版社後，他就希望在美國耶魯大學得到一個教授的位置，但沒有如願，所以停頓了《三國演義》的研究工作。

《馬禮遜藏書書目》

隨後，他整理了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從中國搜集來的數萬冊中文書籍，並編輯了藏書書目，1998年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出版了《馬禮遜藏書書目》。後來，他在研究漢語言文字的基礎上，擴展研究滿語、藏語、蒙古語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甚至研究還上溯到遼、金、西夏、元等古代語言文字方面。

說來我也不能免俗，我曾委託魏安先生查一下《龍之帝國》一書。紅學界曾經流傳過一段英文材料，據說來自一位英國人寫的《龍之帝國》這本書，這一段文字是說，英國人給江寧織造曹頫講述莎士比亞的戲劇故事，被曹頫的兒子所偷聽。如果曹頫的兒子正是曹雪芹，那就太有意思了。要是真能找到這本書，再由我傳揚出去，那該多好呀！其實，查詢答案可想而知。你能託人查，別人早就託人查過了。

中午，我和小朱就要分別了，我提出，請小朱一起吃個飯，他同意了。 我倆對周邊的餐飲情況都不熟，走著走著，看到了一家陝西麵館，小朱很隨和，他說：「就這家吧？」我心想，這是為我省錢吶，但又不知再走下去，情況如何？我便說：「好，咱倆就吃陝西的油潑麵。」

我最喜歡年輕人。我總是鼓勵小朱好好學習，現在你以導師為榮，將來導師要以你為榮呀。也許我們還會見面的，在以後的某一次會議上。 出了麵館，我倆就各奔東西了，我記住了小朱離別時的表情：抬起雙眼看了一下我，憨厚一笑。

會議現場

這次行程安排很緊，天氣又熱，不便跑動，我與北京的親友幾乎都沒打招呼。下午4點半，從北京西站坐上高鐵，晚上就回到了燈火通明的西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