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的名字在中國可謂是婦孺皆知，他的《黃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生產大合唱》都是中國音樂史上的經典之作。冼星海抗戰勝利後在莫斯科病逝，他在國外的境遇如何？其生命的最後時光又是怎樣度過的？
冼星海的這段經歷一直鮮為人知，直到1980年代中期，曾經幫助過他的哈薩克音樂家與冼星海家人聯繫後，人們才了解了這段歷史。隨著電影公映，冼星海生命的最後畫卷向觀眾緩緩鋪陳開來。
到蘇聯去
1938年底，冼星海和夫人錢韻玲經西安來到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延安。
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放下成見，聯合抗日。冼星海當時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從事抗戰音樂工作，軍委會政治部主任是國民黨方面的陳誠，副主任是周恩來，第三廳主要負責抗戰宣傳工作，彙集了文藝界的許多知名人士，如徐悲鴻、臧克家、洪深等人，由郭沫若擔任廳長。
冼星海一家在延安
冼星海在武漢軍委會政治部的工作並不愉快，於是便應周恩來之邀去了延安。作為國內有名的音樂家，冼星海在延安受到熱烈歡迎，1939年1月，冼星海出任延安魯藝音樂系主任和教授。延安時期是冼星海音樂創作的高峰期，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等近百首反映抗戰和革命題材的音樂作品，周恩來曾這樣表揚冼星海：「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在魯藝教書期間，冼星海除了教學、創作外，還將大量時間用於籌備晚會、教唱歌曲和指揮樂隊。延安的機關、部隊和學校非常流行大合唱，而指揮恰恰是冼星海的長項，他在法國留學時專門學過指揮，他的學生李煥之回憶說：「星海同志的指揮方法是十分有生氣、有活力的，雖然他自己的歌聲並不響亮，有時還唱得不太準，但這也無妨，因為他善於引導演唱者去獲得豐滿有力的歌聲，他善於啟發演唱者對於作品的理解，他善於使演唱者精神貫注。」
冼星海到陝北不久，八路軍電影團團長、著名攝影家吳印咸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導演袁牧之點名要冼星海為影片配樂，因為當時延安缺乏設備，所以中央派袁牧之和冼星海等人去蘇聯完成電影的後期製作。
冼星海在延安指揮《黃河大合唱》
1940年5月，冼星海一行離開延安去西安，10月中旬離開西安，後來又在蘭州耽擱了一段時間，11月才到達蘇聯首都莫斯科。此間，冼星海見到了知名作家茅盾，他與茅盾談起他的《民族交響樂》創作計劃。茅盾在《憶冼星海》中記述了他們的對話：「『你預備在旅居蘇聯的時候寫你這作品麼？』『不！』他回答，『我去蘇聯是學習，吸收他們的好東西。要寫，還得回中國來。』」
此時的冼星海沒有料到，他再也沒有回到這塊生養他的土地。
回國受阻，滯留烏蘭巴托
由於蘇聯黨和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冼星海一行在莫斯科受到禮遇。蘇聯環境安定，技術精良，有關部門很快便將《延安與八路軍》的底片全部洗印出來。冼星海與袁牧之通力合作，电影後期製作十分順利，閒暇之餘，冼星海還創作了一些交響樂和歌曲。可以說，初到蘇聯的日子過得非常愜意、悠閒。
天有不測風雲，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國突然對蘇聯發動了進攻，蘇德戰爭爆發。由於戰事突然，莫斯科陷入一片混亂，已基本完成的《延安與八路軍》底片在撤退中不知所終。
在這種情況下，冼星海與袁牧之決定借道新疆回國。當時統治新疆的盛世才是個親蘇派，與中共關係也不錯，1930年代曾有不少共產黨人在新疆工作。但冼星海他們沒有料到盛世才是個不折不扣的兩面派，他看到德國進入蘇聯，兵臨莫斯科城下，認為蘇聯遲早會垮台，於是便有意疏遠蘇聯和延安，和重慶政府眉來眼去。在這種情況下，冼星海他們借道新疆的計劃流產。
就在這時，又傳來一個好消息。八路軍115師師長林彪在國內被閻錫山的部隊誤傷，正在蘇聯養病，迫於當時局勢，林彪不得不中斷治療回國。林彪是中共名將，回國不僅有專機，而且還持有國民政府頒發的邊境特別通行證，非常方便。冼星海等人準備扮作林彪隨從，隨同他一起回國。
對於冼星海的要求，林彪一口應承。但不知什麼原因，在冼星海等人準備登機時，林彪卻突然改變了主意，拒絕他們上飛機，只許諾給冼星海他們帶封家書。林彪為什麼變卦？背後又有什麼什麼鮮為人知的秘密？無人知道。
1942年春，走投無路的冼星海等人來到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找到當地一家中國工人俱樂部住了下來。這家中國工人俱樂部是旅蒙華僑的群眾組織，開始是赤色職工國際領導，後來歸口蒙古工會中央理事會直接管轄。關於冼星海等人在烏蘭巴托的遭遇，工人俱樂部職員王榮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昨天夜裡來了幾個來歷不明的中國人，就住在俱樂部的一間教室里。……從這些人的外表看，一個個面色蒼白，頭髮長得很長，身上穿著沾滿油垢的蒙古式舊棉衣和舊氈靴，一眼就能看出他們似乎是經過相當長時期折磨度過監獄生活的人。」
描繪冼星海最後時光的電影《音樂家》
當時冼星海和袁牧之為了保密，在國外都是使用化名，工人俱樂部的人都以為這是一群無家可歸的中國普通老百姓，萬萬沒有料到他們竟然是中國赫赫有名的藝術家。俱樂部當時缺人，於是向上級申請增加編制，將冼星海他們安排到俱樂部工作。
工人俱樂部是烏蘭巴托華僑唯一的文化娛樂組織，內部機構很健全，有文教組、戲劇組、音樂組和體育運動組等等好幾個部門。俱樂部負責人根據每個人的特長安排了工作，冼星海擔任了音樂組教員，袁牧之當了戲劇組導演。俱樂部職員王榮和冼星海住在一間屋子裡，與冼星海接觸最多，據他回憶，冼星海非常謙虛，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大音樂家，只是說與大家一起學習。
在冼星海等人組織下，烏蘭巴托工人俱樂部的工作走上了正軌，每周都要舉辦講座、大合唱和音樂會，成了烏蘭巴托華僑和市民最喜歡的地方。這個現象引起了蒙古文藝界注意，但一直沒有搞清背後的原因，直到後來了解了真相後才恍然大悟——而那時冼星海已去世多年了。
在哈薩克的日子
1942年初冬，冼星海告別了烏蘭巴托工人俱樂部，經莫斯科輾轉來到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
初到阿拉木圖時，冼星海居無定所，食不果腹，但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所鍾愛的音樂，儘可能參加一些音樂活動和演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哈薩克音樂家拜卡達莫夫認識了冼星海，當時冼星海抱著一把小提琴，貧病交加，無家可歸。冼星海不會講俄語，只會說漢語和法語，雖然語言不通，但音樂家的心是相通的，拜卡達莫夫邀請冼星海住到家裡來，為他提供了相對優越和舒適的工作生活環境。
冼星海在拜卡達莫夫家中住了整整一年，與這位熱情的音樂家結下了深厚友誼。在這段安定的日子裡，冼星海創作了哈薩克題材的英雄交響詩《阿曼蓋爾德》，還搜集整理了幾十首哈薩克民歌和民謠。拜卡達莫夫也看出冼星海具有傑出的音樂才華，於是推薦他到新成立的哈薩克共和國庫斯坦奈州音樂館擔任音樂指導。
人民音樂家冼星海
1944年3月19日，庫斯坦奈音樂館舉行竣工典禮，並組織了衛國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場音樂會。冼星海為這場盛會奉獻了自己創作的交響詩《阿曼蓋爾德》，阿曼蓋爾德是哈薩克人民熟悉的民族英雄，冼星海演奏結束後，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冼星海激動地連連鞠躬致謝：「你們聽懂了我！」
庫斯坦奈條件十分艱苦，關於這段經歷，冼星海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中如此描述：「營養比在阿拉木圖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錶等拿去市場出賣，還不夠供給幾個月生活，薪金實在是不多，經常還要斷頓。膳堂的紙證雖然發給，但不發給早晚餐營養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領到一些，即使領得也只夠三四天吃。」
在這段艱難的日子裡，冼星海在庫斯坦奈十月大街嘈雜的旅館裡譜寫了十幾首歌曲，還完成了表現中國民眾抗擊法西斯侵略的《中國狂想曲》鋼琴部分。《中國狂想曲》是冼星海最後一部作品，以旋律明快的廣東、陝西和山西民歌為基調加以變化發展而成，是中國民族音樂與西方音樂的完美結合，可以說是冼星海的主要代表作。
因長期勞累和營養不良，冼星海患上了嚴重肺病，1945年初，冼星海到莫斯科治療。在莫斯科期間，冼星海得到原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李立三的幫助和照料，後來在蘇聯國際救濟總會幫助下，住進了克里姆林宮醫院。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克里姆林宮醫院去世。消息傳到阿拉木圖，拜卡達莫夫這才知道當年自己收留的那位落魄中國藝術家原來就是赫赫有名的冼星海。
哈薩克以寬闊的胸懷容留了這位中國音樂家，在阿拉木圖有一條冼星海大街，街道盡頭，矗立著冼星海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