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論道歉

胡赳赳：論道歉

原創 胡赳赳 單讀 今天

今天，作家胡赳赳與我們論道歉。為什麼如今說聲對不起那麼難？在胡赳赳看來，對個人而言，過分強大的自我阻礙了反省；而緘默反倒彰顯了權力的強大。可道歉本是如此重要，及時、誠懇的道歉多多益善。於個人而言，這不是對人格的羞辱，而是個人修養的提升機會，長遠地有助於人的成長；於更抽象的「主體」、「權力」來說，便是調和矛盾的良方。

論道歉

撰文：胡赳赳

首先我要道歉，為了聽我講述而占用您的時間。如果說一個人一輩子沒有道過歉，他要麼是個完人，要麼是風骨俱佳——那人人都渴望做這樣的完人，以及擁有風骨俱佳的品性。

但事實並非如此，沒道過歉不代表沒犯過錯誤——人恆能無過——因此，一輩子沒道過歉的人，有個俗語等著他：鴨子死了嘴巴子硬。

人們寧可下跪，也不願低頭。因此跪著的人，也都梗著脖子。說聲對不起有那麼難嗎？這句話應該換個部位發問：說聲對不起有那麼容易嗎？下跪是願賭服輸，可以；低頭說對不起是承認我自己錯了，不可以。謙遜的作風從來和個人的傲慢是水火不相容的。要想某個人放棄自己的傲慢，這等於說是撕破了他的麵皮——你要知道，揭開表皮的疼痛感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而且暴露出的真皮組織又是那麼缺少防護。

「不認錯」是一個人的自我防禦機制，「自省」是一個人的自我完善機制。不說道歉只能說明這個人的自我防禦機制很強大，強大到受不得半點有損自己榮譽的事情發生——儘管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但他的防禦機制認為，只要不承認這個錯誤，就相當於沒有發生。也就是說，自我防禦機制開始採取自我欺騙的方式，只要我自己不認為自己有錯，那就不用道歉；既便我認為自己錯了，如果道歉的話就是錯上加錯。總之，防禦機制會給自己找各種理由，以便可以將道歉這個事糊弄過去。

「自我」是這樣一個東西：你添加一份，它便走向傲慢；你減少一份，它便走向謙遜。只有謙遜的人才會道歉，因為謙遜的人擁有「自省」的能力。他不僅擅於承認錯誤，而且會因承認而改正。當他一次次改正時，最終能走向「不二過」——同樣的錯誤不犯第二次，這是孔子讚許學生顏回時的評價。

如果不承認錯誤，那骨子裡是不會認為真的犯了錯失的，因此也得不到改正的機會。他也會從傲慢走向傲慢，最終全世界都看著他栽跟頭。他依然不會悔改，因為就算全世界看著他栽跟頭，他也要讓全世界陪他一起栽跟頭。自我的防禦機制往往是「一榮我榮，一損俱損」。

我們要正確看待「自我」，「自我」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自我太大者自亢，傲慢，眼高手低；自我太小者自卑、謙恭、忘我。那種受人欺負的好人往往是「自我太小」的角色。所以他們易受傷害、善良得軟弱、恨其不幸而怒其不爭。

宗教教人放下，就是「放下自我」，完全臣服，與世無爭。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作聖人狀。如此以來，便給自我很大的人諸多機會：占便宜，多吃多占，為所欲為，不停地試探無我者的底線。教導別人向善的不能說都是壞人，但至少不乏別有用心者；自律向善的則是好人，自律向善且帶動他人向善的是大好人。

為什麼吃虧的總是好人？因為好人在不停地出讓「自我」，乃至於奉獻犧牲，皆是如此。作好人而無怨，必定會走向崇高，這個長期利益是巨大的。好人雖則短期會吃虧，但長期來看，結局比壞人好得多。壞人總是搶占勝利果實，於是就養成了驕縱、蠻橫的習氣。這個習氣最終會害了他，不知何時何地，忽然就陰溝翻了船。惡人自有惡人治，不需要好人動一根手指。《周易》有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兩條道路，咎由自取。

可以說，不道歉便是善之終和惡之始。這是一個交相轉換的契機。如果做錯了事而不承認錯誤，良心上沒有內疚之情，或者說內疚小於其外在的顏面，良善就要在此終結了，另一條作惡的道路延伸出來，此人便不得不用一個更大的錯誤掩蓋這個錯誤，就像他用不道歉掩蓋做錯事一樣。於是乎他便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越玩越大，最終翻不了身。

道歉者有幾種心態要克服：一是做錯了而未覺得錯；一是知道錯了而不情願認錯；還有一種是私下裡認錯而不願公開道歉。至於道歉是否誠懇，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要讓某些人致歉，感覺像從他們身上挖一塊肉走，這讓他們捨不得，十分痛惜。還有些人好名，生怕自己的名望受到損失，要是他們在處理事情之前也這麼想就好了。而更多的事例是來自於「權力的傲慢」：我就是不道歉，你能拿我怎樣？

弱者向強者道歉是容易的，且經常會遭遇這樣的狀況。如果在餐廳觀察你會發現，服務員向用餐者道歉比比皆是，無論是盤子涼了、或是上菜慢了，以及有什麼不周到之處，服務員總是得俯身說對不起。這本應該是公民良好的修養，不管有錯沒錯，自己先說對不起——但在我們的社會，認錯的人仿佛低人一等，而不是受到鼓勵。

只有讓眾人意識到道歉不是一種懲罰，而是一種修養時，這個局面才會發生改觀。致歉最能獲得同理心，博取一干眾人的理解，而且是成本最低的示弱。越是真正的強者，越會俯身示弱，因為他已經強大到不在意別人對強弱的看法。而外強中乾者，則往往示強，示強的人才說明內心真正的虛弱。這和沒有本事的人老要拿學歷和職位說事一樣，真正有本事的人，是無需處處把這掛在嘴邊的。

無論如何，道歉是一門藝術，也是紳士的行為。我們欣賞那些把對不起當口頭禪的人：對不起，借過；對不起，打斷一下；對不起，我先走一步。同時，我們也憎惡死不道歉的強權機構。尤其是，機構貌似龐大，實質上處在自行其是的危險路徑上。因為機構畢竟不像駕駛一艘船那麼責任明晰，經常會互相推諉找不到責任人。因此，在危機面前，我們會看到「鍋」甩來甩去，沒有人去背。

尤其是在人類一些慘痛災難上，可以說以國家形式出面道歉的了了無幾：我們記住了西德總理勃蘭特在 1970 年為二戰屠殺猶太人而下跪道歉；澳州政府 1998 年設立了 5 月 26 日為國家道歉日，向「被盜竊的一代」土著兒童道歉，大約有十萬兒童被與父母隔絕，參與人種改造計劃（1880-1960）；還有英國首相布朗在2009年為計算機之父圖靈受到的不公正刑罰道歉，圖靈於 1954 年吃下劇毒蘋果自殺，此前他因同性戀而被化學閹割。

1970 年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在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向猶太人下跪。

心理學家哈麗特·勒納說：「人的惡行越嚴重，帶來的恥辱越大，作惡者就越難以體會受害者的感受並產生悔意。」這位心理學家在《你為什麼不道歉》中說道：「當人們失去價值觀時，自我防禦就成了唯一的生活方式。」她的觀察發現，羞辱犯錯者是無濟於事的，「這樣做只能把犯錯者內心僅存的一點自我價值摧毀殆盡。」

公立機構之所以難以道歉，是因為主事者躲在一個抽象的名詞背後，他有很多種方式將必須道歉的事體解釋為一個意外或一個小機率事件，但更有甚者，由於其擁有強大的權力而無需解釋，保持哪怕是難堪的緘默也是他們認為權力表達的一種方式。

在施瓦辛格主演的電影《空難餘波》中，他的妻子和兒女因兩架飛機相撞而遇難。然而沒有人出來對這件事情道歉，憤怒之下，他殺死了空管員。這是根據現實事件改編的電影，現實中這個人是位建築師，住在俄羅斯，出獄後受本地人夾道歡迎，稱其是「真正的男人」。

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則認為不願意認錯屬於大腦的「認知失調」。其表現為：「因為當一個人承認自己錯誤的時候，就等於是從大腦中強行卸載掉舊的思維，同時再安裝一套新觀念。而在新舊交替的過程中，往往會引發大腦信息短路，從而造成思想系統的紊亂。」 也就是說，當人們在遇到一個跟自己認知不匹配的新觀念的時候，第一反應不是接受並改正，而是找出支持舊觀念的其他理由，「哪怕這個理由荒唐至極」。為此這位心理學家寫了一本專著《誰會認錯？》探討這個問題。

正如我們不能把「好色」推託給「生物基因的選擇策略」一樣，我們也不能讓「認知失調」或「認知障礙」成為不去道歉的藉口。但從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有助於人們更好的擁有一個「鏡像分析」，通過這個鏡像分析能認清楚自己的認知偏差和歸納謬誤。如此以來，方能指導自身的行為。

從心理學的方向去理解只是關於為什麼要道歉的角度之一。如果我們從「權力」和「主體」的角度去認知，道歉是讓兩個「主體」走向緩和並體現二者平等的一種方式，然而在現實複雜的較量中，「主體」的「權力」又常常是不平等的，他們有或明或暗的較勁。主體之一會衡量假若自己不道歉，其風險會有多大？因此你會看到，在需要道歉的事體上，道歉者往往會採取拖延的策略，儘可能以觀察和延遲為主，如果事實不可收拾，不得不出面道歉，他們也傾向於象徵性地息事寧人。

而主體的另一方不僅要道歉的結果，也需要道歉的質量。在道歉的方式上，你必須是真誠的，不能是輕描淡寫的，也不可以有「但是」這樣的字眼。至於漫天找推託藉口、解釋各種客觀原因的道歉信，則幾乎全部都是失敗的。而且此種方式不僅於事無補，大機率會惹惱當事人，成為新的憤怒的導火索。

而且有一點必須指出，「權力」弱小者指責他人必須道歉起不到施加壓力的作用。分散的主體往往只擁有微弱的聲音，既便他們持續不斷地要求某些強勢機構的道歉，其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如果要道歉發生，只有兩種情形下才有可能：一種是道歉者自己的意識觀念發生轉變，他真的在認知上知道自己需要作出調整，他必須否定自己才能完善自己；二是道歉者基於社會外部施壓不得不作出妥協，他必須屈從於言論空間和話語權力對他的聲討，前提是這種聲討往往伴隨著行動上的威攝：遊行、示威或者是某種隨之而來的制裁。

對於第二種方式，目前有著比較糟糕的環境，所謂「強扭的瓜不甜」。大眾仍然未將「道歉」是使得雙方平等的觀念傳播開來——如果一方「道歉」，另一方則會視作勝利，而「道歉」的一方則有失敗或受挫之感。主體雙方又因之陷入一種新的不平等。在正確的觀念上，「道歉」沒有勝利或失敗可言，「道歉」是使雙方走向平等，並保持新的平衡。否則的話，道歉之前，受損者一方是屈辱的；道歉之後，道歉者又覺得屈辱。

日本電力公司高層為「311」地震引起的海嘯造成的核事故道歉。

公眾同樣是權力的主體，儘管這個主體常會被各種抽象集合所代理。公眾經常會處在被冒犯或權力受限以至於權益受損的那一端，因此，公眾也免不了經常要發出要求道歉的聲音：為什麼侵華日軍不道歉？為什麼某個迫害事件的主導者不出來道歉？為什麼造成疫情爆發的責任人不出來道歉等等。

然而這樣的要求一般很難得到滿足，除非是權力制衡被打破：道歉只是公眾所提無數要求中的一個，其優先處理等級首先就會受到慢待，更不用說上升到議事日程以及走漫長的執事流程了。但是基於人類的良知和道德感有天然的、樸素的一致性，「公正」的優先等級會自然而然地得到體現，除非長期的壓制，「公正」與「不公」之間的砝碼會施加不同的重量。當「不公」的重量過於難以承受，而「道歉」又不及時的時候，「道歉」作為社會減壓閥便會失去緩衝的功能。事情將會因之走向升級。權力的一方不再是要求道歉而是會要求有實質性的利益割讓了。

心理治療師蓋瑞·查普曼總結了五種有用的道歉語言，它們包括：表達歉意、承認過錯、彌補過失、真誠悔改、請求寬恕。他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認為不同的文化浸泡對於道歉的方式有不同的接受度。他也一再強調不道歉的危害，「沒有道歉，憤怒就會積聚，並會促使我們尋求公正。」而且一旦道歉，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具有驚人的寬恕能力」。

中國人是否缺少「道歉的能力」呢？首先廣泛流行的大男子主義者對於道歉是難以為繼的，任何錯誤都可以推給對方或者是客觀因素。還有一種人是強有力的辯論者，他們寧願滔滔不絕地為自己辯解，也不願虛下心來接受自己犯錯的事實。道歉在盲目的自尊自大者看來，是一件極其損失顏面的事情。他們完全不顧道歉是修復雙方關係、回歸平等的最優方案。對於機構來說，他們寧可選擇法律來解決問題：法律判決道歉我就道歉。無論是在抄襲、侵權還是其它民事糾紛中，總能找到這樣的為數眾多的案例。主動選擇道歉本來是紳士的優雅方式，卻被中國人看作是難以下咽的屈辱。

而當真正的屈辱到來時，大多數人又選擇一葉障目，見所未見。甚至具有斯德歌爾摩綜合症的發作：當他被捆綁時，他不僅不會要求綁匪道歉，他還會謝謝綁匪的不殺之恩；他不僅不會抱怨飯菜難以下咽，而且簡直為有吃喝而感激戴德；到最後，他就差愛上綁匪了，但實在又高攀不上。這顯然也是「生存策略」的一種表現形式，當雙方的力量懸殊時，弱小者唯一的方式便是選擇向強權屈服、自我改造，成為配合者——配合著走向末日和深淵。

所以說，道歉這樁事，在力量差異巨大的雙方之間，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同時，道歉也反襯著雙方的平等。在一個遍地道歉的國家，可以見出其不平等的比例是占少數的；而在一個沒有道歉的國度，恰恰說明著不平等的鴻溝有多麼寬深。

精選留言

• 23空木寺：你覺得現在推這篇文章合適嗎？
• 291作者：我覺得無論什麼時候，講道理都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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