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腹地，在黃河與洛水的匯流處有一座封建時期的堡壘式建築，大門外的牌匾上赫然寫著「河洛康家」四個大字。這裡就是被譽為「豫商精神家園」的康百萬莊園，康氏家族正是在此締造了「連富十二代，持續四百年盛而不衰」的商界傳奇，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世俗觀念，因而被世人譽為「中原活財神」。
在很多人眼中，康百萬就是「體驗營銷之王」。具體來說，表現為四個方面：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眼光；因時而動、善抓機遇，不斷提升自身的經營實力；追求平衡與共贏；堅守服務社會、讓利於民的民本立場。這些其實都是在當下做好體驗營銷的幾大關鍵。
康家在發展中重視基礎，注重對發展的潛力進行發掘，這和我們今天講企業經營實力、講產品質量是相通的。體驗營銷其實是就是對一家企業綜合實力的展現，其本質就是做好服務，提高企業的服務標準，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只有做到了以客戶為中心，以服務為本，從企業產品的研發去改進，從團隊員工的服務標準去完善，用戶才會有好體驗，企業才會走得更長遠。
康家深知其中的奧義，因而把生意從河南鞏義做到了陝、豫、魯三地，以鹽、糧、棉為主業，兼顧藥材、內河航運、地產等領域，最終形成了「馬跑千里不吃別家草，人行千里儘是康家田」的局面。
康家世代讀孔孟之書，行孔孟之禮，因而進入商界之後，儒家文化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他們的經營指導思想。不管是在河防整修等國計民生的大事上，還是在賑濟災民、修繕學堂等造福一方的善事上，康家都主動請纓，以「達則兼善天下」的理念，以百姓之心為心，不斷服務社會，不斷讓利於民，不僅改變了世人「無商不奸」的世俗眼光，而且為康家的經營積攢下了無價的口碑。
而這一切的表現最終都要歸結到留余的精神上來。康百萬莊園內有一塊由黃楊木雕刻而成的「留余匾」，這塊牌匾的造型獨特，看起來像一面展開的上凹下凸型的旗幟，其中上凹意為「上留余於天，對得起朝廷」，下凸意為「下留余於地，對得起百姓與子孫」。
牌匾上有一則《四留銘》：「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留余匾」在當時是康家用來教育子弟的一塊家訓匾，但其實也是儒家「財不可露盡，勢不可使盡」這一中庸思想的集中體現。孔子說過：「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說：做事守中，不偏不倚的品德才最高明。這種「不偏不倚」來自於權衡與中和，既要保留對的一面，又要捨棄不對的一面。放在體驗營銷的背景中來看，就是尋找利益與服務的平衡點，讓消費者儘可能覺得物超所值。
中國人一直都不推崇完美，早在《周易》中，古人就說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也曾表示，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諱的就是個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圓滿了，馬上就要虧厭；樹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馬上就要墜落。
凡事總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恆。可以說，「留余」的精神，正是「康百萬家族」得以長盛不衰的本源所在，而作為中原後代的我一直以來，也都將「留余」作為自己的人生準則，以及經營企業的準繩與原點。
「留余恆久遠，一脈永流傳。」留餘思想中「服務社會」「讓利於民」「審時度勢」「可持續發展」等理念都與現代管理思想不謀而合。留余文化倡導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並最終實現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恰恰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終極目標和歸宿。這種責任，既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也包括社會責任。
中國的這種留余文化，和日本經營大師稻盛和夫所倡導的利他文化有異曲同工之妙。稻盛和夫認為，「利他」才是企業經營的起點。自利是人的本性，沒有自利，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同時，利他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沒有利他，人生和事業就會失去平衡並最終導致失敗。
稻盛和夫在《活法》一書中說道：「在弱肉強食的商業世界裡，我整天把利他、愛、為人著想之類的話掛在嘴邊，不免有人質疑我老是把話說得那麼漂亮，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目的。其實，我一點也沒有假借巧妙話語來掩飾內心企圖的意思。我只是想把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拿出來與人分享，也順便告訴自己要好好實行下去罷了。」
「心正思無邪，意誠言必中」，不論是為商、為政，還是為學，其先決條件都是為人。世界上不可能沒有利己，利己不是罪惡；但是世界上也不能夠沒有利他，利他也不是烏托邦，而是文明進步的一種精髓。具有利他精神的文化變革是企業競爭力升華到更高階段的重要標誌，也是商業文明發展到更高階段的一個重要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