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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杜世超（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社會學系博士生）
田豐（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責編 | 胡姝
撤點並校：鄉村教育的困境
鄉村教育向來是我國的政策重點。1949年建國初期，我國的鄉村基礎教育（小學）入學率僅為20%，而這個數字在15年間就提高為84.7%（中國教育部，2010）。但從80年代起，鄉村教育開始遭遇發展困境。由於計劃生育和進城務工熱潮，鄉村越來越缺少後備力量。計劃生育的嚴格執行使得我國新生兒數量銳減，而城市化進程又吸引了一批農村勞動力攜家帶口進入城市謀生，加劇了農村空心化的狀況。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出現了教育資源過剩的問題，原本每個村莊都有至少一個鄉村小學，現在這些學校都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教育資源需要整合後重新分配以滿足城市發展為主導的城鄉均衡需求。自1990年代開始，「撤點並校」政策陸續在全國實施。
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農村學校布局基本以 「村村有小學，鄉鄉有初中」 為原則。許多地方的教育部門規定每個村莊2.5公里以內必須要有學校以方便學生入學。但在「撤點並校」實施以後，原本過剩的鄉村教育資源逐漸不足。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發現，從2000到2010的十年間，中國農村小學減少了22.94萬所（52.1%），教學點減少了11.1萬個（約60%）。這意味著平均每天就有63所小學和30個教學點消失，平均每小時就有4所農村學校被撤併。潘光輝曾對 「撤併係數」 進行計算，也證實了撤點並校力度之大。
我們不能全盤否定撤點並校的好處，例如撤點並校能夠帶來地方經濟的增長（潘光輝，2017），被保留的鄉村學校和教學點獲得了更優質的教學資源，教育質量和升學率得到保證等，但同時我們更要注意到撤點並校政策給鄉村教育留下的後遺症。
作者在福建的田野調查發現，在面臨教育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鄉村學齡兒童（尤其是小學學齡兒童）及其家長通常只能被迫在四種教育策略中進行選擇（表1），而這四種教育策略又直接或間接使家庭或孩子陷入困境。
如果家庭條件允許，父母會帶著孩子舉家進城務工，為此父母需要承擔高昂的城市生活費用和入學費用，但更多時候孩子會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而被迫回村入學。即便這些孩子成為農民工子弟留在城市上學，他們也可能會遭受心理壓力、不良校園表現，甚至校園暴力等問題（Wang，2008）；而鄉村本身也面臨因為勞動力和潛在勞動力的遷移而空心化的問題。
留在村內的孩子也遭遇著種種困境。由於教學點被合併，通常離村最近的學校有數公里之遠，而且這些教學點都不是寄宿制的（至少在福建田野點如此），所以孩子需要每天步行數小時上下學，這就對他們的人身安全造成了隱患，特別是在地理和氣候條件惡劣的地區。如果父母接送孩子上下學，就要犧牲大量的務農時間和進城務工的機會，無法得到經濟發展。
最後一種更為無奈的策略就是輟學，這些農村孩子無法得到應有的教育和學習技能的機會，從而在勞動力市場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無法實現社會階層的流動。
表1. 撤點並校的四種教育後果
教育策略
家庭困境
孩子困境
不良後果
城市入學
舉家遷移；高昂入學及生活費用
成為農民工子弟
農村空心化；孩子不良的學校表現；校園暴力
農村走讀
路途遙遠：通常步行數公里數小時
孩子上下學安全隱患
父母接送
花費大量時間
家長失去工作機會；經濟增長緩慢
輟學
無法得到應有教育
階層固化；無法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
束手無策？宗族網絡的行動
面對這樣的教育困境，村民和地方政府並非毫無作為。僅以作者在福建的田野點P縣為例，地方政府在2017年的教育投入約為4500萬元，占政府財政的10%，遠超全國平均的2.5%（數據來自地方政府內部資料）。另外，當地的NGO 組織僅在2017年間就投入了約800萬元扶持教育發展。這些努力都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教育機會和教育質量都得到了提升，但資金的投入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沒有鄰近教學點」這一問題，真正改善這個困境的行動者並非制度性的組織（政府和NGO），而是非制度性的宗族網絡。
我國農村地區向來保留著宗族傳統，儘管行政區劃改革和頻繁的城鄉流動使得農村越來越成為 「半熟人社會」（賀雪峰，仝志輝，2002），但村民對宗族的重視程度並沒有因此削弱，尤其是在福建農村。作者在田野過程中發現，每一個村莊都保留著至少一座宗祠，並且每年都會進行祭祖活動，大部分村莊都會頻繁集資修葺宗祠，我們有理由相信宗族網絡依然是這些村莊的行動基礎和邏輯（Peng，2004）。那麼宗族網絡是如何幫助村莊在撤點並校政策面前獲取教育資源的呢？
我們發現主要有兩種策略：正式教育資源和非正式教育資源的獲取。
正式教育資源指的是通過與地方政府議價，保留當地原有的鄉村小學，使其免被撤銷並獲得正式的辦學資格。非正式教育資源指的是通過村內合作開辦非正式的教學點，這些教學點是村內的自組織，並不被教育部承認。
以具體的田野案例來說明，A村在21世紀初的時候面臨過撤點並校的危機，當時學校被要求撤併的理由是沒有足夠的學生入學，村民與當地政府的頻繁交涉未果，得到的答覆是只有保證足夠的學生數量，學校才有可能被保留。於是A村和相鄰的B、C兩村合作，把三村內所有的學齡兒童一起統計來與政府協商，經過重重努力最終保留了一個正式的辦學資格。學校被保留在A村，由於三村之間的距離很近，另兩村的學生只需步行10分鐘便可上下學，解決了入學困境。而作為村際合作的條件，B、C兩村拆除了原來的校舍，改建成了蔬菜運輸的中轉站和冷庫供A村使用。巧合的是，這三個村莊的宗族都是同一個宗姓的分支，所以他們很容易達成合作的傾向。在這種合作共贏下，三個村莊不僅獲得了正式的教育資源，還促進了農作物產業的發展。
D村則是非正式教育資源的案例。在村內小學被撤併後，一位村莊精英組織了「愛心媽媽」團體，她們將村內的輟學兒童聚集起來，模仿正規小學的授課模式給他們上課、輔導功課、培養興趣等。放學和寒暑假期間，其他村內和鄰村的留守兒童也會參加「愛心媽媽」的教學活動。「愛心媽媽」 團體由村內7位婦女組成，每人輪流負責一天的教學。這些「愛心媽媽」都是同一個宗族網絡中的行動者，大多為妯娌甚至親戚的關係。其中一位愛心媽媽還把自家的客廳改建成了「家庭圖書館」供孩子們進行閱讀和學習。
儘管這些教育資源是非正式的，孩子們依然沒有學習到系統的知識（有時一年級到五年級的學生都學習同樣的內容），但這些努力或多或少讓他們獲得了教育資源。另外，這些努力也都是無償的，很多時候她們甚至需要自掏腰包來保證活動的順利開展，但宗族成員之間的強紐帶使她們能夠共情於整個村莊的資源困境，從而更好將私人資源動員為宗族的集體資源。
這些獨特的案例以各種形式發生在田野所在的各個村莊內。那麼，為什麼說宗族網絡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呢？
首先，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宗族承擔著部分教育的作用。自宗族制度初建起，宗族便是私塾教育的組織單位（Walton，2017）。作者在田野中發現，所有祠堂內均供奉著宗族歷史上考取文官的祖先，並以祖訓教育後輩勤奮學習。這些宗族訓誡都在強調通過教育獲得社會流動的重要性，並且被保留至今。
其次，宗族網絡是一個行動單位，以共同體的方式採取策略。宗族網絡的行動時常意味著將資源公共化的泛含（encompassing）傾向（Tsai，2007）。儘管行動結果的直接受益方不是自己，宗族成員也會加入到集體行動之中。在這個基礎上，宗族網絡能夠有效動員起自組織。自組織的靈活運轉能夠使村莊在沒有外部力量幫助的情況下也能動員起教育資源，通常以非正式教育資源，如村民合作辦學、集資聘請老師等方式體現。
最後，宗族網絡內通常存在易於達成的合作傾向，在面對外部衝擊和不利條件時，能夠迅速達成合作共識。所以宗族網絡能夠順暢地與地方政府與NGO等外部資源進行議價，或是組成村際聯盟以共享教育資源。特別地，當宗族網絡的合作傾向與政策的話語修辭達成一致時（例如，動員獲得足夠的生源、教師資源和教學資源時），村莊的集體行動就能夠獲得正式制度的支持，從而得到正式教育資源以保留原有的教學點。
總結而言，宗族網絡對教育固有的重視，以及其作為行動共同體內部的動員和外部的合作傾向保證了其與政策抗衡的力量（Peng，2010）。所以說，中國鄉村對於撤點並校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並非束手無策，村莊內的宗族網絡是爭取教育資源有效的行動基礎和邏輯，鄉村教育通常是合村之力的成果。
參考文獻：
賀雪峰、仝志輝，2002，《論村莊社會關聯——兼論村莊秩序的社會基礎》，《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
潘光輝，2017，《「撤點並校」、家庭背景與入學機會》，《社會》第3期
中國教育部，2010，《中國教育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出版社
Peng, Yusheng. 2004.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5)
Peng, Yusheng. 2010. 「When Formal Laws and Informal Norms Collide: Lineage Networks versus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3)
Tsai, Lily L. 2007.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ton, Linda. 2017. 「Schools and Learning in Imperial China.」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Asia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Lu. 2008. 「The Marginality of Migrant Children in the Urban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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