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導讀

1850年，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發表了一部對後世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起到奠基作用的小冊子《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在書中，他通過例子分析了經濟決策中經常存在的謬誤，即我們通常只是看見經濟現象的表面，而在「看得見」背後的「看不見的」，才有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在公益領域也常常如此。

本文思考所涉及的很多問題都是我們平常經常遇到但卻經常被忽視的。疫情時期或許為我們觀察和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更好的場景和時機。疫情帶來的生命的消失和社會的失序，都正是慈善和公益最為關切的問題，也可以從中看出慈善和公益起源的端倪。其次，疫情或災難期，是公益組織表現最活躍的時候，也是做法最創新的時刻，有助於我們更深層次地理解公益的本質。

從公益在抗擊疫情中的各種行為中，我們有所發現，也「看見」了結論。雖然公益的作用和變化不如科學那麼明顯，但其變化將是長遠的，有些變化甚至是基石性的，而公益部門的真正價值是加強和促進社會連接，增進社會信任，如果說政府用公權力保障社會穩定、市場提供生活所需，那麼公益就是社會有機連接的黏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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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曾問學生一個問題：什麼是人類文明的最初標誌？學生們答魚鉤、石器、火、直立行走。瑪格麗特舉起一幅圖片說：「是這塊折斷之後又癒合的肱骨」。面對迷惑不解的學生，她意味深長地說：肱骨折斷在原始社會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這樣原始人就無法逃跑、喝水或狩獵，很快成為四處遊蕩的野獸口中的獵物。而癒合的肱骨則表明有同伴花了很長時間來照顧受傷的人——處理傷口、提供食物、保護他。而在困難中幫助別人才是文明真正的起點!

一

被哈耶克稱作政治經濟評論天才的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在1850年發表了一部對後世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起到奠基作用的小冊子《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在書中，巴斯夏通過一個個例子分析了經濟決策中經常存在的謬誤，即我們通常只是看見經濟現象的表面，而在「看得見」背後的「看不見的」，才有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在公益領域也常常如此。由於沒有看到一個經濟現象背後的因素，就有可能形成一個錯誤的經濟政策；由於沒有看到公益後面的因素和影響力，就有可能導致公益價值的低估。

本文思考所涉及的很多問題都是我們經常遇到但卻經常被忽視的。疫情時期或許為我們思考和觀察這些問題提供了更好的場景和時機。疫情帶來的生命的消失和社會的失序，都正是慈善和公益最為關切的問題，也可以從中端倪慈善和公益的起源。其次，疫情或災難期，是公益組織表現最活躍的時候，也是做法最創新的時刻，有助於我們更深層次地理解公益的本質。

本次突如其來並席捲全球的疫情，至少會給科學和公益的進步帶來巨大的推動力。到目前為止的疫苗研究、病毒溯源、藥物研究以及醫療檢測設備的研發已經證明科學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和即將產生的明顯變化。公益的作用和變化雖然不如這麼明顯，但其變化將是長遠的，有些變化甚至是基石性的。或者，我們還可以大膽地預測，未來的公益會越來越專業，而未來的科技會越來越公益，直至最終完全合二為一，匯入人類未來文明的海洋。

二

在通常的的認知中，公益總是給人留下兩個印象：其一，公益是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產物，換言之公益是一種拾遺補缺；其二，公益主要體現在扶貧濟困，起到了損有餘以補不足的作用。但無論是從外部還是內部來觀察和評價公益，我們總是只看到公益行為所產生的直接結果，而忽視了公益行為的溢出也許是更本質的社會效應；在思考公益原理的時候，又難免總是過分關注不同的歷史和文化在慈善和公益形態變化中的不同之處，而忽視了慈善和公益的普遍共性。事實上，這些被忽視掉的視角或思考，如果不是導致了一些資源的不必要的損耗，就是遮蔽了公益在社會生活中應該產生的實際價值——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一種價值損耗。從公益在抗擊疫情中的各種行為，我們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發現：

1、只看見公益的結果，沒看見公益的實質

2008年5月12日地震之後，當尚在一片廢墟中恐懼顫慄的人，看到第一支志願者組成的救援團進入災區的時候，給受難者帶來最大的幫助是信心，是相信生命的溫暖和生命之間連接力量。在本次抗疫過程中，許多像汪勇一樣的志願者，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參與到遞送物資、社區服務以及護送醫務人員的活動中，表面上，他們是完成了一次次具體的任務，但這些行為之後卻有更大的價值和意義，那就是建立了社會連接，建立了社會信任和信心，讓所有在困難中的人們相信，他們並不孤單。

無論是和政府還是企業相比，公益組織表面可以產生的直接效果非常有限，但其產生的漣漪效果卻是政府和企業無法相比。如果說，國家存在的責任是保障國家的完整和國民的安全，企業存在的目的是為社會提供財富，那麼公益和慈善存在的真正價值為社會建立連接，為社會提供信任和信心。

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公益組織的行為非但沒有促進信任和信心反而引起質疑和爭議的時候，不僅給公益行業帶來負面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給整個社會的信任都產生負面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公眾對公益機構總是有較高的要求，這些較高的要求並不全部是「道德綁架」，而是公益機構本身的性質使然。本次疫情中出現的人們對武漢紅會的質疑，就反映了這個本質。這也是為什麼公益組織對自己行為有很高的要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為什麼社會對公益組織有幾乎苛刻的標準，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如果說政府做事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企業做事可以「不擇手段」，那麼公益則必須用正確的方法來做正確的事。因為，建立社會信任和信心是公益的實質，也是公益組織的生命。

2、只看見公益的公共性，沒看見公益的社會性

公益的公共性是區分傳統慈善和現代公益的重要指標之一。和傳統慈善不同，公益的公共性要求一個公益項目應該以解決公共社會問題為目標，並且項目捐贈人和項目受益人之間必須不存在特定關係。公益公共性這一點已經不僅是共識，並且也已經成為政策制度。但現代公益區分傳統慈善的還有一點卻常常被忽視，這就是公益的社會性。傳統慈善可能是一種個人行為，而且常常宣揚「做好事不留名」的道德觀，但現代公益的另一個使命是公益倡導，希望更多的人都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來，給更多的人創造參與公益的機會，換言之，實現每個公民公益的權利。如何實現這樣的社會性呢？其一是各種方式的公益倡導，但更重要的是在公益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儘可能多地捲入社會各方的參與。在參與中，社會的連接和共識得到加強。

全湖北最大一筆2321台制氧機的捐贈，是20個銀杏夥伴用20天時間完成的。在分享和總結經驗時，銀杏秘書長林紅指出：「正是因為我們平時就像蚯蚓一樣，穿行在整個社會的機理當中，所以當我們需要連通各個節點的時候，才能夠真正群策群力。」她說：「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創造機會，讓微軟以及IT行業志願者們參與到公益行動中來，尤其是幫助提升公益慈善領域的信息化狀況。」

博能基金會發起的「京鄂 iWill志願者聯合行動」也是一次這樣的社會動員項目，從1月底最初發起到2020年3月底，共有1953名志願者參與行動，包括社工師、心理諮詢師、醫師護理等在內的1889名專業志願者以及高校教授、研究員、心理學專家、社會學專家。過去兩個多月的時間，承擔著政社協作、政策和信息流、人流、技術流和知識流的角色，凝聚了社會各界的專業志願力量，開展專業志願服務，為新冠疫情下影響的人們提供志願援助，達到了良好的效益產出。

​所以一個好的公益項目，在考量公共性的同時，也要考量其實施方法的社會性，要堅持用社會性的方法來做具有公共性的事情。讓處在苦難中的人得到幫助是一種公益，讓更多有能力的人參與到幫助他人的行動中，才是良善社會的保證。

3、只看見公益組織的快速行動，沒看見公益的組織即興能力

人們總是常常讚嘆在各種災害中公益機構的快速反應能力，但卻沒有看見這快速反應能力背後的組織即興能力，更沒有意識到這種看似「即興」的能力，其實取決於一個組織長期的在文化、知識和能力上的積累。

組織即興是組織行為創新的概念。其思想來源於對爵士樂表演的觀察。爵士演出不是依據已經譜好的曲目進行演奏，而是在演奏中不同的演奏者根據定好的主題進行即興發揮，演奏過程即創作過程。「爵士樂隊的即興表演看似隨心所欲，實則是高水平的組織協作、信任、欣賞與互動」（《難得的組織即興》）。研究發現，組織即興經常發生在那些具有特別明確使命以及文化特徵、具有足夠組織彈性、強調信息共享以及注重相互欣賞、相互協作的組織。

疫情為公益組織提供了這樣一個「即興」的機會。在「友成抗疫聯合行動」中，友成臨陣組建的項目小組也堪稱組織即興的最佳實踐：項目發起的時刻也是項目小組組建的時刻，並沒有經過事前的規劃、組織動員，一開始被大致分成籌款組、物資分配組、信息披露組、支持組。各組之間有大致的分工，卻沒有嚴格的界限，遇到困難，總是不約而同地互相支援，演奏了一曲有主題卻沒有樂譜的的即興之作。志願者王軍在零零壹志願救援隊中負責武漢和湖北其它地區醫院的物資需求信息，在收集信息過程中，他發現獲得醫院準確信息的前提是獲得醫院的信任，而獲得信任的最好方式是聯絡到在當地醫療體系有影響力的人，於是他獨自開發了「超級聯絡人」體系，每個地方找一個超級聯絡人，由王軍和他們保持單線聯繫。王軍的這種發現和主動應變，就是高效的組織即興—組織對於他的信任和欣賞是重要的因素。

組織即興本身不可能成為一種組織常態，而只是符合上述特徵的組織在特殊時刻的即興發揮，表現了組織在不確定時代中「隨機應變」的能力。在未來已來的烏卡時代，組織即興將是對公益組織一種必要的能力。

4、只看見公益的積極參與，沒看見公益的專業能力

在大部分人看來，在每一次救災的過程中，公益組織表現出的積極性是毫無疑問的，並且也有不少人認為，公益只需要一顆熱情的心。

1月23日，楊團老師應邀參與了「京鄂iWill志願聯合行動網絡」，身為社會政策以及長期在社區前沿實踐的學者，她敏感地意識到，武漢防控的關鍵在社區，社區是醫院的上游，上游發洪水，下游就會被衝垮，於是，iWill專家組通過建議，形成了「三群聯動」和「三師聯動」，所謂三師就是社工師、心理諮詢師和醫師，所謂三群就是居民群、疑似群和高度疑似群。從1月23日至4月2日，累計服務量就達到19萬人次。

在抗疫過程中，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專業能力已經並將越來越成為公益組織的核心能力，在未來，僅僅有公益的願望已經不足以成就公益，這至少是由兩個方面的原因導致的。其一，公益已經越來越從解決某些社會現象轉變為解決導致現象產生的問題，例如楊團老師發現的可能導致的醫療資源的擠兌的原因，就是極其關鍵的專業判斷，並且這種專業判斷並不是書本上可以獲得的，往往需要知識和經驗以及跨學科之間的融合，特別是在極其複雜及瞬息萬變的場景下，這種專業能力就顯得更加珍貴；其二，如同蓋茨基金會所做的那樣，未來公益組織將主要在兩個方向上進行努力，一個是解決現存的頑劣問題，一個是構想和設計未來的美好社會，如論是哪個方向，都需要專業精神和專業能力。

5、只看見不同，沒看共同

在我們日常的工作中，經常會遇到關於公益起源的討論，而且討論又總是經常性地陷於中西異同的分析和爭論之中。

順豐速運武漢分公司快遞員汪勇的故事已經耳熟能詳。汪勇和他組織起來的志願者團隊，急前線醫護人員之所急，不畏艱險、挺身而出，自發行動、深入一線，幫助醫護人員解難題、化煩憂。汪勇帶領的志願者司機團隊，自大年三十始一直義務接送金銀潭醫院醫護人員上下班，協調推動網約車企業參與接送醫護人員，協調落實共享單車企業在醫院周邊投放單車，滿足短距離出行需求。汪勇參與建立餐食供配體系，自行募集資金為醫護人員提供泡麵和水，通過「掃街」找餐館為醫護人員和滴滴司機及時供餐，爭取相關部門支持落實1.5萬份餐食持續供應，快速搭建起一個應急餐食的免費配送備用網絡，解決了7800名醫護人員及一線人員的供餐問題。汪勇針對醫護人員生活需求，盡最大努力組織提供服務，組織志願者積極採購羽絨服、護士鞋、洗漱用品等急需物品，協調購買、運送和分發口罩、鞋套、紫外線燈等醫療用品，承擔眼鏡、手機、電動車易耗物品等維修服務，組織為援助醫療隊購買生日蛋糕等暖心活動。另一個發生在西班牙的故事同樣感人。Angela曾經是馬德里醫院的一個護士，因為具有對時尚敏感的天賦，成為服飾網紅而一舉成名。疫情爆發後，她原來所在醫院40%的醫護人員被感染，她於是申請重新回到醫院做志願者，回到醫院4天後，她被確診感染。

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本質，就是每個人在「疫情」中所迸發出來的「利他」性。這種「利他」性正是慈善或公益的起源，這種「利他」性是人類進化機制中的群體選擇策略—人們只有在一起，才能面對和戰勝共同的困難。因此，慈善或公益的行為具有普遍和永恆的規律。雖然在組織形式上可能因為不同時代或不同的國家有所不同，但其實質都一樣，那就是對人類的苦難和社會的不公懷有與生俱來的同情，並因此產生行動。

這足以解釋，只要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例如自然災害、疫情爆發、人類戰爭，就會引起人們普遍的同情，但慈善或公益組織又總是最先作出行為反應。2008年汶川大地震，最先進入災區的便是一支志願者救援隊。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雖然友成基金會的全部精力都在脫貧攻堅上，但還是「不可遏制」地參與到共同抗疫的行動中去。

所以，人性中共同的力量比理論中不同的觀點更能揭示公益的起源；並且，當下或未來對公益起到的塑造比過往歷史對公益的影響具有更大的作用—我們沒有必要從過去的歷史中去尋找所謂的思想資源，除非僅僅是一種學術的研究和總結。

6、只看見局限和自身不足，沒看見更高要求和外在束縛

本次疫情中，很多公益機構都有某種「無力感」。至少有三方面可以解釋這種「無力感」：其一，和政府以及企業所呈現出來的權力和財力而言，公益組織的貢獻似乎微乎其微；其二，正是由於絕大部分人只看見在抗疫中公益組織直接產生的結果，而沒有看見每個行為之後更廣泛和更深遠的社會影響力，例如前述的增加社會信任和信心、增加社會連接、將行善這個權利賦予更多的社會成員等等。公益的價值被低估了。其三，恰恰表明了公益人在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面前的自我期許和自我要求。這三個原因中，第一個原因顯性可見，後兩個原因都是隱性而常常被忽視的。所謂的無力感可能恰恰來自於對自己更高的要求，這一點也常常是被人所忽視。正因為如此，來自公益組織內部對公益在疫情中呈現出來的局限和不足的反思，遠遠多於外部對於公益組織的評價和認識。

此外，人們還沒有看見公益所受到的各種內部和外部約束甚至是束縛。這些約束既出於自律也出於他律，更有政策上的限制。因此有人戲稱，在抗疫中做成一個項目比走私都難。在接受「善達網」採訪談到公益組織的「無力感時」，友成基金會秘書長零慧認為，如果說在本次抗疫中公益組織有無力感，除掉疫情不同於其它自然災害這個因素以外，還應該從兩方面來總結，第一是公益機構自己專業能力的限制，第二是政策環境給公益組織帶來的限制。但公益的意義也許還表現在，一方面如何突破來自自身和外在的限制，但同時更加嚴格地在自律和他律的界限內翩翩起舞，公益如何在提升自己配得上使命的能力的同時，爭取到更多的空間和社會影響力，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實驗，是使一個社會變得更有機更和諧的集體努力。

三

在這場疫情中，關於公益，我們至少可以「看見「這樣幾個結論：

1. 慈善和公益的共同起源都是人性中的利他性。公益和科學有某種共同之處，它沒有階級性、沒有民族性，並且就起源而言，也沒有時間性；因此我們沒有必要花太多精力爭論公益的思想來源。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我們常忽視的原因，即歷史因素對公益的影響，可能遠遠不及未來對公益的塑造力量。

2. 不管承認與否，公益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已經成為一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雖然從整體而言依舊是一種邊緣性的力量，但正是這種邊緣性力量，帶來新的視野和新的實踐。例如，「希望工程」促進了國家整體教育的提升；「免費午餐」推動了國家相關政策的出台；友成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推動建設的「救災信息協同平台」成為國家類似平台的原型；無論對於政府的政策制定、還是企業的商業模式，公益都起到了實驗室的作用。公益並不是政府和市場的拾遺補缺，而是社會創新的先頭兵。從這個角度上而言，政府應該以更加開放的態度來鼓勵和支持公益組織在中國的發展，社會才會更連接，更有活力。

3. 在對疫情的反應的敏感性以及行動的即興能力上，個人志願者和志願者組織要強於一般的公益組織，一般的公益組織要強於較大規模的政府公益組織。這反映了一個組織在使命和初心的堅守程度。所以公益組織未來的可能方向之一是小規模、強專業、大網絡。小規模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組織異化，保證敏捷性和即興能力；強專業是一個邊緣性組織得以存在的前提，可以提供獨特性的服務和產品；大網絡是指這個組織有很大的影響力網絡，具有一呼百應的能力。

4.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公益部門的真正價值是加強和促進社會連接，增進社會信任，如果說政府用公權力保障社會穩定、市場提供生活所需，那麼公益就是社會有機連接的黏合劑。公益部門的發育程度和社會的發達程度有著一種奇特的關係：公益部門發育程度越高的社會，其社會的治理能力和自律能力越高，也說明公益部門在社會中的重要程度越高，連接能力越強；公益部門發育很低的社會，說明社會板結度越高，這樣的社會對公益組織就越有期待，特別是在人道主義災難的時候，這樣的組織帶來的就是溫暖、希望和光。正如一位公益人說的那樣：因為滿地泥濘，才需要真正的公益；因為滿地泥濘，才需要那些有理想的人去堅守。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公益都是社會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