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太宰治誕辰100周年，從日本到中國，都在紀念。但我總想，應該紀念的是太宰治的死，而不是他的生。
我們應該紀念太宰治的死，而不是他的生
太宰治是不要生的。他一生最精彩的作品，就是一次次的自殺。第一次是在他20歲的時候，當時他還是高中生，追隨他崇拜的大作家芥川龍之介，用與芥川同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安眠藥自殺，可惜的是，芥川龍之介給了自己足夠的安眠藥，太宰治吞下的安眠藥卻遠遠不夠，只比平時多吞了幾粒，劑量還不到致死量的十分之一，他沒死成。
1930年11月，他再次自殺。和銀座咖啡館一個19歲的女招待田部目津子同居3天後，在鎌倉的七里濱海岸雙雙自殺。仍然是吞安眠藥，這一次，他吞下的安眠藥的劑量仍然未達到致死量，仍沒死成。他被救活了，田部目津子卻真死了。這下慘了，他還以「教唆自殺罪」被起訴。
直到第五次，1948年6月13日，他才順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仍然和他的情人一起自殺，那女孩叫山崎富榮，他們在東京西郊投河。時值梅雨季節，搜救困難重重，直到6天後，人們才在井之頭公園裡的一座橋下，發現了他們的遺體。好像是命運的安排，這一天，正是太宰治39歲生日，他終於給自己的生命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所謂「圓滿」，是以日本人觀念而言的。中國人總不理解，日本人怎麼如此輕生？在講求現世快樂的中國人看來，死了，一切都完了，一切以生為先，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按中國人的理解，自殺是求生不得，才求死的，而日本人則是不求生。日本人將生的世界看成「穢土」，將死的世界看成「凈土」，死是從「穢土」到「凈土」，沒有理由不欣然前往。我們看到了一大串的赴死的日本作家的名單：北村透谷、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牧野信一、田中光英、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當然還有太宰治。我們還看到日本人自殺的驚人數據。但是個中有所不同，比如太宰治。太宰治自殺，好像是求死，但似乎也是求生的，甚至很求生。他每次自殺，其實都是因為求生的破滅。第一次是對他崇拜作家的模仿秀，模仿崇拜者而死，是求死，但更是求生。大凡追星者，都有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
第二次，因為跟女招待同居，被家裡「分家除籍」了，斷了生活來源，從而太宰治去尋死。當然也跟他當時在學校的處境有關：他不懂法文，僅憑對法國文學的憧憬，就去讀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系，結果他不但聽不懂講課，還因栽進「左翼」運動荒廢了學業，不斷被留級。據說在他畢業接受口試時，一名教官嘲弄他說：要是他可以說出老師的名字就讓他畢業。然而經常曠課的他，卻連一個教師的名字也說不出來。叛逆，是求生還是求死？要看具體情況，當一個社會思潮以叛逆為榮時，它就是求時髦，就是求生。20世紀60及80年代的中國，以求死而求得精神上的生。而現在年輕人的叛逆，則是生死通吃。在那期間，他還接觸到了酒、香煙、陪酒女，沾染惡習是生還是死？當然也是生。我曾說過，惡習是養人的，所有惡習都都曉以生的意義，讓人陶醉，給人生的誘惑。有一個段子：一個人跑去看醫生，說：醫生，我既不抽煙，也不喝酒，也不玩女人，我能長壽嗎？醫生答：那你還長壽久幹什麼？
第三次更是求生了，因為不能獲得他認為的一個作家成功的標誌的「芥川獎」。1935年，太宰治在《文藝》上發表的短篇《逆行》，入圍第一屆「芥川文學獎」。但評委之一的川端康成對《逆行》提出批評，導致他落選。他對川端恨得咬牙切齒，憤怒反擊，誹謗川端。但是他仍然丟不下這個獎，下一屆，由於另一個評委佐藤春夫的稱讚，他以為這個獎唾手可得了，不料仍然落選。又加上他正患盲腸炎，經常過量服用鎮痛藥，染上毒癮，醫療費的欠款在不斷增加，他更急需「芥川獎」的獎金。再一屆，他居然一反原來的態度，向他的仇人川端康成央求起來。他向川端寫信：「請給我希望！」「雖然我死皮賴臉活下來了，也請誇獎一下！」「請快點！快點！不要對我見死不救！」但是即便如此，這一次，他仍然沒有能獲獎，就連進入《都新聞社》當記者的希望都破滅了。他跑到鎌倉的山上要上吊自殺，只因繩子脆弱，斷了，又活了下來。
第四次，他本已有了幸福的愛情，他愛著小山初代，與她同居。但他得知她曾與他人發生過性關係，精神崩潰。這與其是為愛而崩潰，勿寧是為占有權而崩潰。太宰治仍然庸俗如凡人。他們約好去谷山溫泉殉情，仍是服安眠藥。但這次服下的安眠藥藥量仍然不夠，就連當地的醫院都沒有送往，就把他們救活了。
《斜陽》里的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罪犯
求生不得而求死的太宰治終於獲得了生的機會，1939年，在他的恩師井伏鱒二的介紹下，30歲的太宰治與石原美知子結了婚。美知子是師範畢業的才女，一個教師，她頂著家庭的壓力，跟滿是花邊新聞的太宰走到了一起，倒有點以身飼虎的不要活的氣概。但她迷戀太宰治的才華，不在乎生還是死，世界上女人往往比男人勇敢。男人往往徒有外表，不過是端著端槍的姿勢。但是太宰治理並不是，他珍惜這個女人了，好男兒面對溫情的女人，沒有不心軟的。他確實用心經營了這個家庭。這個家庭很幸福，他們還生有三個孩子。他享受著家庭生活的溫馨，人生的美好。他寫的《棄姬》，同樣是情死題材，但小說里的死是未遂了，不再頹廢，充滿了健康向上的活力。健康是誰都追求的，在一個國家走向歧途的年代，向上意味著什麼？
我不知道太宰治是否想過教孩子讀世界名著《三劍客》，侃侃博爾赫斯的奇妙與玄乎，做做「文化苦旅」，甚至勸勸冤鬼「做鬼也幸福」，到國外搞搞文化交流，甚至還可以進進政協，參政議政。當時是戰爭期間，帝國政府很急需這樣的作家，為大日本帝國海外擴張充當「筆部隊」。這「筆部隊」里已經有了不少作家，比如火野葦平、佐藤春夫等，他們應該也是日本那時代「最可愛的人」之一支，用我們曾經熟悉的話說，是「拿起筆當刀槍」。就連川端康成，雖然沒有在創作上「協力」，在活動上也是積極參與的，日本政府組織的各種會議，他都積極參加了。但是太宰治卻做得並不好。好男兒一旦成了好男人，就又沒出息了。他操的是幽默文字，寫《御迦草紙》，去講什麼「劈啪劈啪山」的故事，狸貓大叔暗戀美兔子的故事。這在當時的全民動員戰爭的形勢下，無疑是失策。於是他成不了政府的人。我從日本NHK放送的專題片上，看到太宰治戰爭後期拉著板車拉著全家逃難的畫面。吃虧了吧？我曾聽身邊一個作家說過，他所以賣身求榮，是為將來中國局勢亂時攢點生存資本。當年那些「筆部隊」的作家們，在大日本帝國搖搖欲墜的時候，是否得到優先的庇護呢？我想會的，至少因為他們對帝國有功，爬上了一定的地位，他們級別比較高，平民百姓跟領導一起面臨火災，肯定要「讓領導先走！」但是即便先走，在末日的火場上，誰能逃脫得了懲罰呢？
有的人能。就是那些在戰爭時為政府做局的人。現在他們又搭上了戰後「民主主義」的順風車了。正如太宰治和野原一夫在《人和文學》的談話中所描繪的：「所謂文化人和一些媒體在戰時充當軍部的先頭部隊的聲音言猶在耳，現在他們卻又把手中的日本太陽旗換成了紅旗，開始頌揚起民主主義來了。」當時因民主改革而復活的政黨比如進步黨、自由黨、協同黨，成員大都是當初民政黨和政友會的人，而民政黨和政友會在戰爭中是作為帝國體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他們參加的「大政翼贊會」，就是戰時體制下大日本政治會的支柱。文化人也不甘落後，比如太宰治所指責的文壇魁首志賀直哉。戰爭時期，這個志賀直哉為軍國主義張目，說日本軍在精神上和技術上都具有優勢。戰敗了，他馬上改口了，連大和民族的語言都被否定了，說日本應該放棄不健全的日語，改用法語。用《斜陽》里直治的話說：「人在說謊時肯定是一副認真的面孔。現在的領導們就是那種認真的模樣。呸！」他們是沒有矛盾的，這讓人想起中國「文革」後的全民前後無矛盾地否定「文革」，好像他們本來就是反對「文革」的。如果說災難，他們只是受害者。誰都往「文革」、「四人幫」身上踩一腳，讓我都不能適應了，心翻了，竟厭惡「反毛」了。儼然一個精神病。
太宰治也是精神病。人家內心不衝突，他卻衝突了。按說，戰爭期間他並沒有做什麼，如果一定要從查找他為戰爭做貢獻的證據，那就是那部《惜別》。《惜別》寫的是留學日本時期的魯迅，在《惜別》中，他發揮了「太宰治式的想像」，描繪了一個純樸的中國留學生形象。魯迅怎麼可能純樸呢？我讀書時，只有那些農村來的學生才被人看成純樸。日本人把魯迅寫得純樸是什麼意思？至少有著對自己民族的沾沾自喜。那年代，就連那個不寫戰爭題材、去寫風花雪月的《細雪》而被查禁的谷崎潤一郎，也在新加坡陷落時興奮地寫下了《新加坡陷落之際》，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我日本帝國在東洋頂天立地，建立了赫赫偉績……」時代太可怕了，把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卷進去。《惜別》最被垢病的，是它對魯迅這麼一個中國「民族魂」的誤讀。其實應該是「淺讀」，太宰治看魯迅的境界，跟竹內好當然遠不能比，他不過是個好男人。再加上這作品是遵循「大東亞會議」提出的「大東亞各國互相尊重對方的自由獨立……確立大東亞之和睦」這一共同宣言，接受內閣情報局和日本「文學報國會」的請求與資助金而創作的，太宰治也被認為是「筆部隊」的成員了。也因此他感覺自己有罪了？撇開這個不談，他出身的大地主家庭，作為既得利益者，吃著那時代的利益，也是一種罪惡，雖然他只是家裡11個兄妹中的倒數第2個，只是第6個男孩，所得的利益甚微，但是他出門坐的馬車上是繪著顯赫的家徽的。也姑且撇開這個不談，在這個「家」、這個「國」不義之時，他沉溺於自己的小生活，自我放逐，沉淪本身就是縱容犯罪。他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了了，他不再是個好男人，他又跟另一叫太田靜子的女人同居了。他開始寫《斜陽》，寫自己的罪惡，追究整個民族在那場侵略戰爭中的責任：所有日本人都參與了這場罪惡。
《斜陽》里的所有人物，雖然都是罪惡的受害者，但也是罪惡的施行者。比如直治，難道就沒有罪嗎？生在貴族家庭，他也自得於自己母親是真正的貴族，連喝湯拿勺的姿勢都很優雅。優雅和高貴，是一種「正價值」。誰不對「正價值」趨之若鶩呢？這個直治還嘲笑那些非貴族出身的人的附庸風雅，附庸風雅，即骨子裡並不風雅，他還是對自己血統很得意。直治認為母親的優雅是「超越了世俗的形式和秩序」，但又何曾超越？其實《斜陽》里的直治，就是太宰治的自畫像。而其他人物也有他的影子，郁達夫說：小說就是作者的自敘狀。不只是這個中國「私小說」作家的片面之詞。在日本濃厚的「私小說」氛圍下，太宰治一定也不能超脫其外，也確實，他的作品帶有濃重的自傳色彩，無論是《斜陽》，還是《人間失格》。跟直治不同的是，《斜陽》中其他幾個人物：母親、姐姐和子、老師上原，是太宰治之前不同時期的分身，他通過這些人物，追究了自己在這之前的人生階段。
太宰治——日本作家中很少有罪感的一位
這之前的人生階段？還有什麼呢？除了他的出身，他還4度自殺未遂，其中還令一個女人死了，他卻活了下來。不要說警方將他作為「教唆自殺」嫌疑人起訴，即便不起訴他，他自己也要審判自己了。日本人不諱死，特別是為情而死。日本文化中有個關鍵詞：忍戀。山本常朝說：「戀的極致，就是忍戀」。「忍戀」是不具有物質性的，只具有精神性。比如對一個人的「戀」，最好是在他死後在虛無中的「戀」，這才是「戀的極致」。假如兩個人都死了，那麼就更是「戀的極致」了。所以才有那麼多的戀人雙雙殉情。殉情，日語寫做「心中」。曾經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叫「心中」，日本人說：你把這兩個字反著疊起來看看。原來是「忠」字。太宰治和情人殉情，人家死了，他卻活了下來，這無論如何也說不清楚了，他是不忠，不義，他有罪孽。還有，他曾經拋棄了同居的另一個女人。他還因為長期服用麻醉藥，借了朋友大量的錢，無法還債。這些都是在他當初追隨芥川要當作家時期欠下的債。一個人在早期奮鬥時期，需要多少債來墊底？太宰治只能通過挖掘自己的罪惡，來證明自己還有愛。他在《春的枯葉》里說：「罪多者，其愛也深。」他認為反省自己罪惡的人，才能體會到愛的真諦。
日本人是很少有罪感的。按魯思·本尼迪克特分析，不同於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恥感文化」。在這種文化里，人感受到的是「恥」，而不是「罪」。「恥感文化」下的人，是不相信無所不在的上帝的眼睛的，只相信人的眼睛，假如罪惡不被人所察覺，就不是罪惡。同樣，假如能夠抵賴罪惡，堅決不認帳，罪惡也就不存在。在侵華戰爭的罪責上，日本人就採取了此種策略。那些戰後高舉民主旗幟的投機者們，也以為只要他們昂然抬著頭，就不會被認為曾經犯過罪。那個「筆部隊」作家佐藤春夫還很正義地批判石原慎太郎的《太陽的季節》，貶斥其「低級」、「卑劣」，往自己的臉上貼金，說自己「良識有之過多」，他聲稱為《太陽的季節》「心感可恥」，以至於讓我們的張承志作家都為之感動，寫了《選擇什麼文學即選擇什麼前途》的文章，發表在《讀書》雜誌上。張承志作為「左」作家，看到佐藤春夫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就以為這個佐藤春夫是自己的同道，至少「戰後」轉變了，成了有良知的作家。殊不知，在沒有對「罪」的追究的情況下，轉變只是一種敷衍。人犯了「罪」，就要對「罪」進行確認，懺悔。
當然還有的作家，因為他是作家，可以以作家的身份逃避責任。他們也自殺了，但是他們是為了「美」而自殺。川端康成自殺了，但是不關「罪」什麼事，只關乎「美」。拿「美」做理由，還真不知道怎麼說他了。
太宰治是日本作家中少有罪感的。他的筆名「太宰」（だざい）的日語諧音是「墮罪」。 他何苦要這麼時刻提醒自己呢？沒有研究證明他皈依上帝，逼迫他的，是他自己的眼睛。他就是自己的上帝。他是被自己逼死的。但奇怪的是，他卻是個「無賴」。眾所周知，太宰治是個「無賴派」作家，以「無賴」著名。1946年，他給井伏鱒二的信中就直稱「我是無賴派」。無賴是自由自在的，當一個無賴要比當一個正人君子舒服多了。他在《東西》雜誌撰文：「我是自由的人，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束縛。」反抗束縛的人，卻給自己套上了「罪」的枷鎖，緊緊揪住自己的罪惡不放。因為他有心靈。他墮落，墮落是向著「負價值」的，但恰證明他內心有「正價值」。 一個內心沒有高尚感覺的人，怎麼會有墮落的快意呢？一個不相信社會還有善的力量的人，怎麼可能拿墮落要挾社會呢？可是這種「正價值」，又確實是他要拋棄的，所以他被夾住了。他的痛苦是被夾住的痛苦。有痛苦的無賴是假無賴，他感覺到罪惡；無痛苦的無賴是真無賴，他感覺不到罪惡。他難以自拔了，不能活下去了。但他究竟犯了什麼罪？求生之罪。為了求生，求成名，求發展，他沾上了那麼多罪惡。雖然那寫罪惡都是真無賴，不，這世界上所有的價值系統都能理解的罪：人要吃飯，要成長，國家要強大，民族要發展，就是美國，也是「國家利益」掛在嘴上，都可以理解，這不是罪。日本不也是這樣從廢墟上騰飛起來的嗎？人們還為之讚嘆。日本成功，某種意義上就是把罪意識撇在一邊才取得的，他們把自己的罪赦免了，太宰卻不能赦免自己。
1948年，太宰治開始寫他的《人間失格》。3 月10 日至31 日在熱海動筆寫「前言」、「第一手記」、「第二手記」，4月中旬，「第三手記」的前半部在三鷹寫成，4 月29 日至5 月12 日，「第三手記」後半部和「後記」在大宮完成。一個月後的6 月13 日，在他生日的前一周，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給妻子留下了遺書，給孩子留下了玩具，給朋友留下了離別贈言，他還在他和山崎富榮的照片前供著香火，好像是衝著「美」而去的。兩人的腰部用紅色的繩結綁在一起，彼此手穿過對方的腋下，緊緊抱住對方的頭，遺體幾乎已經腐爛，用手輕輕一碰，皮開肉綻。將遺體抬起來的時候，手指就陷入肉里了。
據說，兩個人在雨中沿河走了200米，然後跳下了河。美者，美如斯！
「不要絕望，在此告辭！」太宰治給我們留下了這句話，是生的鼓勵，還是死的告別？
- 01 -
相互輕蔑卻又彼此來往，並一起自我作賤——這就是世上所謂「朋友」的真面目。
——太宰治《人間失格》
- 02 -
日日重複同樣的事，遵循著與昨日相同的慣例，若能避開猛烈的狂喜 ，自然也不會有悲痛的來襲。
——太宰治《人間失格》
- 03 -
我偽裝成騙子，人們就說我是個騙子。我充闊，人人以為我是闊佬。我故作冷淡，人人說我是個無情的傢伙。然而，當我真的痛苦萬分，不由得呻吟時，人人卻認為我在無病呻吟。我想和那些不願受人尊敬的人同行。不過，那麼好的人可不願與我為伍。
——太宰治《斜陽》
- 04 -
早晨，我睜眼醒來翻身下床，又變成了原來那個淺薄無知、善於偽裝的滑稽角色。膽小鬼連幸福都會懼怕，碰到棉花都會受傷，有時也會被幸福所傷。趁著還沒有受傷，我想就這樣趕快分道揚鑣。我又放出了慣用的逗笑煙幕彈。
——太宰治《人間失格》
- 05 -
人啊，明明一點兒也不了解對方，錯看對方，卻視彼此為獨一無二的摯友，一生不解對方的真性情，待一方撒手西去，還要為其哭泣，念誦悼詞。
——太宰治《人間失格》
- 06 -
我只想站在比你高的地方，用人類最純粹的痛苦與煩惱給你一記響亮的耳光。
——太宰治《陰火》
- 07 -
沒有人在遭受別人責難與訓斥時，還能愉快起來，但我卻從人們生氣的怒容中看到比獅子、鱷魚、巨龍更可怕的動物本性。平時他們都將這些本性隱藏著，可一旦找到機會，就會像那些在草原上溫文爾雅的牛，忽然甩動自己的尾巴抽死自己肚子上的牛虻。
——太宰治《人間失格》
- 08 -
是等待的人更痛苦呢，還是讓人等待的人更痛苦呢。無論怎樣，我已無需等待了，這才是最痛苦的事。
——太宰治《奔跑吧！梅勒斯》
- 09 -
一旦別人問起自己想要什麼，那一剎那反倒什麼都不想要了。怎麼樣都行,反正不可能有什麼讓我快樂的東西——這種想法陡然掠過我的腦海。
——太宰治《人間失格》
- 10 -
今後，我要單純正直地行事。不懂的，就說不懂；不會的，就坦承不會。若是摒棄故作姿態，人生之路似乎是意外的平坦通途。
——太宰治《正義與微笑》
- 11 -
我急切地盼望著可以經歷一場放縱的快樂，縱使巨大的悲哀將接踵而至，我也在所不惜。
——太宰治《人間失格》
- 12 -
漸漸地，我開始想念一個人，想的不得了，想看見他的臉，想聽他的聲音，想的不得了，好像是腿上扎著滾燙的針灸，只能忍耐著不動一樣。
——太宰治《斜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