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報/中國商網（記者 王彤旭）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不少行業受到衝擊，許多從業者也不得不考慮在這個特殊時期如何謀生，不少人選擇成為一名外賣騎手。或全職或兼職、或老手或「菜鳥」，這些新入行的外賣小哥感受如何？
「上有老，下有小，總要維持生計」。從2月4日至今，董海洋做外賣騎手已經一月有餘。「很累，但心裡也很踏實」。 談及從事這份工作的心得，晚上23:00剛送完當天最後一單的董海洋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
2017年4月，家住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林口縣的董海洋和妻子來到哈爾濱，在哈爾濱道外區北十四道街開了一家小理髮店。隨著生意逐漸步入正軌，他先後收了三名學徒。店面年租金14萬元，刨除各項開支，董海洋去年收入10萬餘元。而突如其來的疫情讓他剛回本不久的生意停擺至今。
店面租金要繳納，學徒工資要支付，家中還有兩個孩子要撫養，只出不進的經濟形勢讓董海洋倍感壓力。於是，董海洋買了一輛二手電摩托車，在疫情期間成為了一名外賣小哥。「記得接的第一單是從理髮店不遠處的飯店送到對面的小區，賺了不到五塊錢」。
「送外賣比較簡單，會用手機看地圖、會騎車就可以」，然而這份工作並不像董海洋最初想的這麼簡單。雖然已在哈爾濱生活了近三年，但這個城市對董海洋而言仍然較為陌生。對道路不熟悉、掌控不好時間，剛開始的幾天他配送的訂單經常超時。「因為沒有經驗，剛做騎手的第二天我的電摩托車就在路上沒電了，索幸離目的地很近。從那之後，我出門都想著帶電池。剛開始的前幾天，有一次我邊看地圖邊騎車，差點碰到路邊的行人。在躲避行人的過程中我摔倒了，外賣也撒了」。
度過最初的適應期，董海洋的外賣小哥生活漸入佳境。「最開始我一次只接一單，不然就會手忙腳亂，後來能接好幾單。雖然比不上老師傅，但我最多的一天也接了29單」。因夜間配送費更高，董海洋經常工作到凌晨。「夜間一單比白天的要多好幾塊錢，搶單的同行也少一些。妻子經常勸我『差不多就行了，不用這麼拼』，但對我來說，多跑多得，賺了錢心裡也踏實。」董海洋說道。
外賣送到後，客戶十多分鐘才下來取，導致後面訂單超時；地圖定位錯誤把他帶到死胡同，最後客戶取消訂單；外賣被其他住戶拿混，客戶打電話質問……短短一個多月，董海洋經歷了許多「意外情況」。從訂外賣到送外賣，他深刻體會到外賣騎手的不容易。「幹這一行會面臨很多意外情況，都需要平常心對待」。
在這個過程中，董海洋也不是沒想過放棄。2月22日，黑龍江省下發通知，要求開放營業的理髮店每次只能接待一名顧客，場所內不得多於兩人（一名顧客，一名工作人員）。但思前想後，董海洋的理髮店並未開工。「一次只接待一個顧客賺不了多少錢，還是先繼續送外賣吧」。
成為外賣小哥的第一個月，董海洋收入近8000元，但他已經迫不及待期待疫情早日過去，理髮店重新開張。「做外賣騎手雖然收入很可觀，但相較開理髮店來說，騎手每日風吹日曬、四處奔走，更辛苦。」董海洋說道。
美團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自2020年1月20日至2月23日，美團外賣配送平台新招聘7.5萬名勞動力成為外賣騎手。這些新增騎手中37.6%來自餐飲等生活服務業，27.2%來自製造業企業，13.8%來自小微創業者。像董海洋一樣，王贇偉也加入了外賣騎手隊伍，開啟「自救模式」。
大學畢業後，王贇偉來到北京，成為某國企的臨時工，月薪5000元。因工資低、對工作氛圍不滿意，今年2月17日，剛復工不久的王贇偉正式離職。在尋找下一份工作的期間，外賣騎手成為王贇偉維持生計的選擇。「工資這麼低，北京的生活成本又高，根本也攢不下什麼。事實上，過去我就曾經利用周末時間做兼職騎手，持續了有半年左右。干這行門檻很低，也沒什麼培訓，就是註冊的時候簡單介紹一下工作內容和規則，有了電動車就能上路了。」王贇偉對中國商報記者說道。
對於「重操舊業」的王贇偉來說，做外賣騎手自有一番心得。「原來花2000元買的電動車還在，這次基本沒有額外支出。現在到了飯點我就在住處附近的幾家比較火的飯店外面等，有單就搶，攢出十幾個單一起送，一次就能賺一百多元，省得來回奔波，還賺不了多少錢」。
兼職騎手並無底薪，但王贇偉還是選擇兼職送外賣。「騎手的月收入由基礎工資和提成組成。和全職騎手每月2000至3000元的底薪不同，雖然兼職騎手沒有底薪，但是每單獲得的提成更多。如果一天送30單左右，一個月也能賺5000多元。」王贇偉介紹道。
雖然賺得不少，但王贇偉不打算長期做外賣騎手。「長期做外賣騎手不是長久之計」，王贇偉目前已經投了許多簡歷，他的目標工作包括銷售、健身行業從業者等。「目前還沒有收到面試通知，一旦我找到了工作，就不會再繼續送外賣了。」王贇偉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