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提籃橋監獄。
45歲的賈植芳正在經歷他人生中的第四次坐牢，這一次，是因為胡風案。
一次偶然的「調房間」，他忽然遇到一個有些似曾相識的老者。枯草般亂蓬蓬的白髮下，那老者的神情卻是肅穆而不容侵犯的。他時常喘不上氣來，是典型的嚴重哮喘。獄中飲食多半是些少得可憐的「菜皮爛米」，其他犯人常常珍惜地只吃一半，剩下的收起來，留到肚皮叫時再吃——他卻不聽勸告，每餐飯都一下吃光，氣喘吁吁地說：「我實在熬不落了！」
很快，賈植芳得知，他是「歷史反革命」罪人邵洵美。
在飢餓和病痛的雙重摺磨下，邵洵美對自己的出獄，漸漸不抱希望。他在一次「放風」中，鄭重向賈植芳囑託了兩件事。
第一，是蕭伯納1933年來上海時，邵洵美作為世界筆會中國秘書負責接待，擺了一桌素宴，自己出了46塊銀元的飯錢。但當時報紙的新聞報道中，只提到蔡元培、宋慶齡、魯迅等人，卻沒有邵洵美的名字，他希望賈植芳在文章中為他聲明。
第二，魯迅曾說邵洵美的文章是「捐班」，花錢僱人代寫。邵洵美說：「我的文章雖然寫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寫的，是我自己寫的。」
賈植芳與邵洵美的「同監」之緣，只有幾個月。此後，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
1966年，51歲的賈植芳出獄，又成了「內部問題」，被押回復旦大學，到印刷廠里勞改。在一個天氣炎熱的中午，他赤裸上身，拖著拖車經過工會禮堂，正遇見自己曾經中文系的同事——個個衣冠筆挺，談笑風生。他本想迴避，但最終還是迎向同事們複雜的目光，抬頭挺胸地走過。
此時，邵洵美也已經出獄，同樣在經受批鬥，但他沒能撐太久。1968年3月，在聽說他的忘年小友王科一在被批鬥的當夜，煤氣自殺之後，他偷偷吃下過量的鴉片，終於在貧病交加中故去。
而這個消息，賈植芳直到1980年平反之後才知道。
1989年，74歲的賈植芳寫了一篇《我的難友邵洵美》，登在《上海灘》雜誌上，文中詳細講述了邵洵美讓他代為澄清的兩件事情，並對這位詩人、翻譯家和出版家，表達一點「紀念的微忱」。
他一直記得27年前的這個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