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跌宕起伏的時代畫卷中，歷史選擇了一些人讓他們活出了重於泰山的一生。
十九世紀末，世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清政府統治之下的神州大地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之地。不甘做亡國奴的有志之士開始奔波吶喊，尋求自救自強之路，「戊戌變法」應時而出。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登上歷史舞台，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譚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刑場被殺害。用鮮血標註著時代的使命。
時代的撮合
1865年，清同治四年，李閏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父親是戶部主事李篁仙，一家人居住在京城主城東側，是個地地道道的大戶人家。
李閏也如大家閨秀一般，七歲跟著家裡的私塾先生開始識字，十歲精通女紅、音律，等到十四、五歲時就開始有想要結親的人家找上門來。
在那個時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中兩位年輕人婚前並不知彼此容貌樣子，仿佛婚姻離他們很遠，是兩個家族之間的商定；而婚姻又離他們很近，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事。好在譚嗣同和李閏的「盲盒」抽得不錯。
與李閏出生的1865年同年，譚嗣同出生於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父親譚繼洵是光祿大夫，後又任湖廣總督，門當戶對又學富五車、具有為人光明磊落君子風範是譚嗣同婚姻抽得「好盲盒」的前提。
在那個「守舊派」和「維新派」彼此爭鬥打壓的時代，家中有最堅定的維新支持者對譚嗣同來說是無限的肯定。
一年，暴雨中庭院裡的梧桐樹倒了，譚嗣同將他們做成了兩把琴，名曰「崩霆琴」，「雷殘琴」。這成了李閏和譚嗣同的愛物，他們每每在午後一起彈奏，所謂「琴瑟和鳴」不過如此了。
1884年，為了增長見識，譚嗣同決定外出遊歷，李閏不但沒有阻止反而特別支持。兩人徹夜長談話別，再一次拿出「崩霆琴」，「雷殘琴」，用琴聲寄託思念與不舍。
悲痛之下，李閏也大病一場，直到次年春天才慢慢好轉。疾病的折磨讓她再也不能生育。這個事實讓賢良的李閏痛苦著，糾結著。
為了譚家著想，經過深思熟慮的李閏下定決心要為譚嗣同納妾，延續香火。聽聞消息後的譚嗣同嚴詞拒絕了這個提議，他認真地對李閏說：我們都接受了新思想，女人不應是生育的工具，我們是志同道合和的夥伴，無論有沒有後代不影響我們的婚姻。
而後他便承諾：永遠不納妾，永遠不會向封建世俗妥協，永遠不拋棄李閏。
時代的選擇
時代處於動盪之中，沒有哪個小家庭能倖免，特別是譚嗣同這種有志於改變政局的人，早早地參與著推動時代的齒輪。
1895年，光緒二十五年，清政府與日本帝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神州大地被不斷蠶食。
為了應付巨額賠款，清政府把苛捐雜稅放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人民生活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驕奢無度，清政府的統治貪腐，官員個個中飽私囊，眼看國將不國，家將無家。
他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在京的康有為、梁啟超馬上發動在京應試的舉人聯名上書，他們寄希望於光緒帝發動自上改下的改革以此來改變社會現狀。
然而他們的希望落空了，上書並沒能傳到光緒帝手中。這也預示著期望從上而下的改革是很難實現的。
雖然如此，公車上書失敗後，維新派人士開始積極地宣傳組織社會活動，傳播國外的改革變法經驗教訓，他們在廣東、上海、湖南、天津等地創辦報刊、學堂，宣傳他們的維新理論。
參與變法第二天，光緒召見維新派人士坦言道：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這份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
可惜好景不長，當時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大有人在，一直掌握實際權力核心的慈禧太后就是堅定地反對著。她趁光緒帝去天津閱兵發動兵變，並廢黜了光緒帝。
戊戌政變在短短103天後失敗了。
譚嗣同還在為營救光緒帝做著努力，他密會時任工部右侍郎，具有兵權的袁世凱，寄希望他能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
然而作為袁世凱卻是實打實的「告密者」，將他們的行動透露給了慈禧太后直接導致了譚嗣同他們維新派人士的被捕。
寄希望於統治階級從上而下的變法註定無法實現，而維新派人士為了民族存亡的奔走卻有深遠影響。
特別是譚嗣同，他在個人生死面前選擇用生命祭奠自己未盡的革命事業，用個人的熱血推動著時代的車輪往前滾動。
時代的迴響
被捕前一夜，準備逃亡的康有為託人捎信給譚嗣同，讓他快逃。譚嗣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與譚嗣同的大義凜然不同，妻子李閏很難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她痛心地對譚嗣同說：我們一生志趣相投，我亦支持你的革命事業。而事已至此，往後餘生，沒為你留下一兒半女是我最大的遺憾。
譚嗣同聽後淡然地說：我這麼努力的變法維新就希望打破這個黑暗腐朽的舊世界，在這箇舊世界裡，多一個孩子就多一個奴隸。如果我有不測，我希望你能幫我見證新世界的到來。在那個新世界裡，去教育所有人的兒女。
被捕後的譚嗣同在獄中留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民族大義和崇高志氣震撼著那個腐朽和即將崩塌的時代。
譚嗣同一生致力於改變中國落後挨打的面貌，他認為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才能實現強盛。他公開提出廢除科舉、辦新式學校，修鐵路、開設礦場、興辦實業。政治上他倡導改官制，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
在抗爭性上，譚嗣同對時代來說有著偉大的進步意義，對後續革命事業的發展也有推動作用。
他的事跡鼓舞著後來前赴後繼的革命者。其中最受影響的就是他的妻子，李閏。
在譚嗣同捨身取義後李閏引用譚嗣同獄中詩句：忍死須臾待杜恨，改名臾生。她帶著譚嗣同的遺志將畢生精力奉獻給教育事業。
李閏創辦了新式學校，教新式的新知識，同時廣泛地參與社會活動。她駁斥社會上的棄嬰溺嬰現象，創辦育嬰局，收養社會上被遺棄的嬰兒。她關心女子受教育的情況，在任瀏陽女子學校名譽校長期間，資助多名女學生完成學業。
1924年，李閏六十壽慶，康有為、梁啟超合送了一幅橫匾，上書「巾幗完人」四大字。
她雖然沒有為譚嗣同留下一兒半女，但是卻幫助了成百上千的兒童、婦女。譚嗣同雖然僅活了短短33歲，但他的名字在歷史教科書上有濃墨重彩的一筆。
時間不會涼了熱血，他是以自己的死喚醒國人的「戊戌六君子」，她是繼承他革命遺志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