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從何而來？

在開始之前，請允許我介紹今天對話的兩位親愛的嘉賓：一位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增長的邏輯》作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另一位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

在過去的兩三個世紀裡，經濟增長已經成為人類生活的自然組成部分，似乎是人類繁榮和發展的基本要素。作為一名多年從事中國經濟研究的經濟學家，埃德蒙·費爾普斯認為，創新無處不在，中國人非常具有創新性，可以成為偉大的創新者。我們今天的對話將圍繞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的新書《增長的邏輯》進行展開，共同探討創新在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意義。

我先談幾點看法。這本新書是我送給親愛的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九十歲生日的禮物。感謝中信出版集團幫助我完成這個願望。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經常往返於美國和中國之間，近八年來，他和我一起從事中國教育的研究和創新工作。

在他與我一起工作的這些日子裡，我們去過蘇州、北京、廈門、晉江、上海、成都、溫州、廣州、順德、昆明、常州、南京、博鰲、台北、蘇黎世和其他一些地方。我們在北京、福州、廣州和昆明等地組織了五次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邀請了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羅伯特·蒙代爾、埃爾文·羅斯、埃里克·馬斯金、羅伯特·希勒，以及許多重要的中國領導人、教授和專家，如林毅夫教授。

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在2014年獲得了「中國政府友誼獎」，他的作品《大繁榮》在中國銷售超10萬冊，贏得過前總理李克強同志的讚揚。

我們相信，中美兩國未來會有良好的合作。美國和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有責任和能力共同努力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穩定和諧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為兩國人民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有像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這樣既睿智又有良知的學者和公民，是美國的榮幸。

在《增長的邏輯》中，我們收集了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關於中國的26篇演講，並總結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發展中的中國經濟；第二部分，創新創業與經濟增長；第三部分，美好的生活；第四部分，克服障礙，創造良好經濟。

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之前發表演講時，我幾乎都在場。但當我重讀他的演講文章時，仍然覺得受益匪淺，即使是10年前的觀點，對當今的中國經濟也仍有意義。現在，讓我們歡迎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發表關於新書的講話，歡迎！

埃德蒙·費爾普斯：非常感謝，志毅。我在2001年應林教授的邀請首次訪問中國，多年來，我經常去博鰲論壇、中國發展論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許多其他機構發表演講。

2010年到2016年期間，我在福州的閩江學院新華都商學院當院長，我在中國交了很多朋友，所以當志毅提議將我在中國的演講集整理成一本書，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時，我非常高興。

中信出版社還出版了《大繁榮》的中文版，並將出版我的回憶錄《我的經濟學之旅》（My Journeys in Economic Theory）的中文版。我也很高興接受志毅今天的邀請。我會先談談經濟增長，首先我將談談西方發生的事情，然後再就中國可以從中學到什麼來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部分內容是「大繁榮」是如何實現的。我的作品《大繁榮》是一部將美國大眾繁榮的興衰與基層創新的擴大和隨後的縮小聯繫起來的歷史。儘管最早的創新之一是1815年的紡車，但廣泛的創新最初出現在19世紀60年代的英國，不久之後出現在美國、德國和法國，它為這些國家和其他願意並能夠複製創新的國家帶來了持續的增長，也為越來越多的人帶來了繁榮，繁榮可以被描述為一種以工作體驗，或非金錢獎勵為基礎的美好生活的概念。

在廣泛創新的時期，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讓位於豐富的職業生涯和可以獲得獎勵的工作，當人們用他們的想像力創造新事物，用他們的聰明才智迎接挑戰時，他們能夠表達自己，並在這個過程中成長。

給美國和其他國家帶來「大繁榮」的主要原因不是科學進步，而是他們的經濟活力、是人民創造新產品和新方法的能力與意願。我認為，這種高活力的大眾繁榮的背後推動力是1490年前後至1940年前後在西方逐漸出現的現代價值觀，特別是我們與自我表達和活力主義相關的價值觀，包括為自己思考、與他人競爭、克服障礙、勇於嘗試和取得成就。

我的作品《大繁榮》的論點是，這些價值觀在一個國家的普及，往往會催生出一個具有高度創新能力和由此產生工作滿意度的經濟體。我的論點在《活力》一書中得到了驗證（我和我的研究團隊2020年的著作，團隊成員包括萊徹·博吉洛夫、吉爾維·索伊加和雲天德），那本書中的統計測試證實了這些價值在經濟表現方面的重要性。當然，想在全國範圍內保持高度活力從而實現廣泛創新，也需要社會和政治氛圍。儘管創新可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但大環境還是樂於接受創新的。

如今，那些曾經充滿活力的國家，在20世紀失去了一半或更多的活力——英國和德國在20世紀40年代，法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隨之而來的是失業和工作滿意度的下降。創新開始局限於科技行業，各個國家都開始缺乏本土創新，曾有6~8年的時間，創新集中於網際網路領域，不間斷地為網際網路積累財富，這後來被歸咎於政策制定或機構問題。

有歷史學家將英國的衰落歸咎於制度化、行業固化以及維持舊產品和阻礙新產品的封閉政策。法國和義大利的企業家認為，財政和監管政策阻礙了小型企業的創新，因為如果它們成為中型企業，就會面臨更嚴格的就業規則和更高的稅率。

在美國，許多公司的成功取決於密集的遊說，而不是密集的創新。在美國和歐洲，立法機構的大部分重點是讓政治上受青睞的公司和城市免受其自身成本和立法的影響，並專門為它們提供地方建設經費、援助和貸款，但是很大程度上，社會和創新的活力仍在下降，這是由於其他力量，而不是因為尋租和庇護的興起。通過我的增長理論可以了解到，一些阻礙創新的機構和政策：例如短期主義、大企業壟斷、金融特權和監管風險，這些都很重要。價值觀的變化可能同樣重要，然而，之前提到的現代價值觀可能已經消失了，人們創新的慾望降低了。

是否證據表明，某些價值觀會損害動態活力，使工作不那麼令人滿意？通過《大繁榮》和《活力》兩本書中的統計研究發現，現代價值觀的普及有助於提高工作滿意度，保守和傳統價值觀的普遍存在會怎麼樣？我們發現，傳統價值觀得分高的國家，往往在工作滿意度上得分低，恢復活力從而實現廣泛的創新、繁榮和增長，需要公眾做出新的重大努力。儘管政府在某些方面必須縮小規模，但它在其他方面必須擴大規模，這項工作可能需要大量補貼，但「機械校正」和「維修」遠遠不夠，只有廣泛恢復基層活力、消除創新障礙，這項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接下來是我對中國創新的看法。多年來，中國致力於生產其他國家的創新產品，但隨著阿里巴巴、騰訊和位元組跳動等巨頭的出現，這一狀態結束了。中國在金融、人工智慧和生物技術等領域的創新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中國企業家和中國公司仍然面臨著一些與西方類似的挑戰。

第一，可能存在障礙，例如難以從銀行系統獲得融資。

第二，中國公司可能過於等級森嚴，無法聽到許多員工的新想法，企業所有者在支持新方法或新產品的開發方面也面臨不確定性，畢竟，有些努力可能會失敗。

第三，人們可能會想知道，政府是否會批准（企業）進入那些未知領域的行業，因為政府可能不喜歡不確定性。還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擔憂，有些人可能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中國的創新和增長能力產生不利影響，但中國有如此多的人口，這種老齡化不應成為擔憂。

此外，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退休年齡較低，男性為60歲，女性為55歲，但《中國日報》最近的一篇文章報道稱，大約三分之一的60~69歲的中國人仍在工作，有很多人在正式退休後繼續工作，或想要繼續工作。

我自己也有很長的職業生涯，我在最近出版的回憶錄《我的經濟學之旅》中反思了這一點。順便說一下，中信出版社即將出版這本書的中文版。即便我90歲了，我也希望儘可能地繼續觀察世界，尋找關於新發展的話題。我的期望是，總會有新的問題需要解決，幸運的是，新的想法會帶來答案，中國正在進行許多高科技創新，繼續努力將是明智的。幾年後，我們將看到中國在這個方向上的進展如何，非常感謝。

何志毅：謝謝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現在讓我們歡迎林毅夫教授對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的書和講話談談自己的看法。

林毅夫：好的，非常感謝。我很高興有機會在費爾普斯教授的新書《增長的邏輯》中文版發布之際講話。本書的出版恰逢其時，將有助於在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中國政府設定了一個目標，到那時成為一個已開發國家。（雖然）中國政府沒有具體說明已開發國家的收入水平是多少，但根據我的研究，我猜到那時，中國的人均GDP應該達到美國人均GDP的50%。

我這麼說是因為，2019年世界上有70個高收入國家，其中有28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了美國人均GDP的50%，大約有35000美元。這28個國家包括了所有的工業化大國，如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瑞士、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以色列，這些是我們共同印象中的已開發國家。

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2.6%，所以《增長的邏輯》這本書對我們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在2049年，中國的人均GDP想要從占美國的22.6%提高到50%，我們就需要高增長，特別是從2019年到2049年，為期30年，我們要想從占美國人均GDP的22.6%提高到50%，中國就必須比美國的增長率高2.7個百分點。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美國的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長約1.8%，因此，從2019年到2049年的30年間，中國必須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長。中國是否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明白，經濟增長意味著需要不斷創新以提高生產力，增加人民的收入，從費爾普斯教授《增長的邏輯》中可以看到，創新是任何國家增長的驅動力。

在創新方面，中國似乎有一些優勢，其中一個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我們知道，高收入和已開發國家的收入處於全球前列，這意味著它們的技術走在全球前沿，它們如果想要創新，則必須擁有本土創新或替代手段，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但目前，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25%左右，我們與已開發國家之間存在生產力差距，因此，可以通過借鑑已開發國家的技術，作為技術創新的一種方式，從而彌補這些技術差距。

對已開發國家來說，通過本土創新或發明，可以使人均GDP年增長率達到約2%，就像我提到的過去半個世紀的美國一樣。但如果發展中國家利用自身後發優勢的潛力，便可以更快地增長，就像中國，從1978年到2022年，年平均增長率為9%，人均GDP年均增長率達到8.1%，是已開發國家的4倍。

但問題是，44年來，中國一直利用的後發優勢潛力到底還有多大？為此，我們可以研究一些成功國家是如何利用後發優勢的，它們與2019年的中國發展水平相近。

例如德國，1946年其人均GDP約占美國的22%至23%，從1946年到1962年，人均GDP實現了8.6%的增長。相似的，1956年，日本的人均GDP約占美國的20%至23%， 從1956年到1972年，人均GDP實現了8.6%的增長。還有韓國，1985年人均GDP約占美國的22%至23%，從1985年到2001年，人均GDP的年增長率是8.1%。從這些經驗來看，從2019年到2035年，中國的人均GDP有可能增長約8%，這是一個優勢。

另一個優勢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特別是在數字經濟、人工智慧、新能源、太陽能等領域的革命。對於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與其他國家處於同一起跑線上，但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優勢是，中國有14億人口，這意味著中國擁有大量的人才。

第二個優勢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第一大經濟體，按美元匯率計算，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這意味著中國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任何新的創新都可以在中國迅速達到一定規模。

第三個優勢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如果需要硬體，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製造業，因此中國擁有最完整的硬體供應鏈。

我認為這三個優勢將使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頗具競爭力，甚至可以成為電動汽車和太陽能等領域的全球領導者。

從後發優勢和第四次工業革命兩大優勢來看，在2035年之前，以技術規模來看，中國應該有潛力以約8%的速度增長，當然，中國還需要關注其他問題，例如氣候變化等。但我認為，到2035年，中國應該能夠以每年約5%至6%的速度增長。

採用類似的分析，我認為從2036年到2050年，中國應該有6%的增長潛力，而且應該可以達到每年3%至4%的實際增長。如果中國能夠認識到這一點，那麼直到2050年，中國就能保持4.5%的增長率。這意味著中國將成為已開發國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可以實現。然而我們不能認為這些分析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後發優勢一直存在、一直可用，但在1978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長緩慢，收入水平非常低。

其次，後發優勢適用於每個發展中國家。但我們知道，在二戰後的幾十年，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貧困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數國家能夠實現動態增長，由低收入轉向中等收入，也只有少數國家能夠從低收入轉向高收入，因此，我們需要了解創新的重要性，以及第四次工業革命釋放出的新技術帶來的後發優勢和機遇。

但我們也需要了解如何做好必要的準備，從近年來我所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中抓住這些機遇。我認為，在創新的過程中，我們首先需要遵循比較優勢原則，需要在國家具有競爭優勢的領域進行創新，並將競爭優勢從潛在轉化為實際。

其次，我們還需要有兩個機構的支持，第一個是市場機構。因為競爭優勢是一個經濟學家肯定可以理解的概念，但我們需要企業家進行創新。企業家關心的是利潤，因此我們需要有價格信號來指導企業家的技術選擇，這些指導涉及他們將進入哪個行業，以及他們將採用哪種類型的技術。

我們還需要相對價格反映相對豐富的要素稟賦：如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也需要相對價格重新反映要素稟賦稀缺程度的相對規模，從而引導企業家做出正確的產業選擇和技術選擇。

我們也需要有「有為政府」，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創新、結構轉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基礎設施、制度等方面存在許多市場失靈的現象，我們需要政府提供支持來克服瓶頸、克服市場失靈以提高市場效率，政府如何發揮這種促進作用，價格部門如何真正釋放這種創業精神？

在我看來，費爾普斯教授的書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啟示和有用的經驗。我強烈建議我們所有中國人仔細閱讀這本書，我認為我們將能夠實現到2050年成為已開發國家的願望，非常感謝。

何志毅：謝謝您。林毅夫教授描述了中國在2050年的未來，還與我們分享了中國增長的另一種邏輯。我相信到2049年或2050年，您的預測將會實現，讓我們拭目以待。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問題要請教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我來問第一個問題，在過去的兩三個世紀裡，經濟增長已成為人類生活的自然組成部分，似乎是人類繁榮不可或缺的元素。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增長率令人印象深刻。為什麼中國經濟能夠長期保持穩定高速增長？就像林毅夫教授所說的，未來我們的增長率仍將保持在5%、4.5%，如何應對經濟增長放緩的挑戰？您過去在中國的演講中幾乎已經涵蓋了這些問題，關於今天的中國，您想評論些什麼？

埃德蒙·費爾普斯：你的意思是中國在哪些領域有最大的機會、最好的機會，是嗎？我是個局外人，我真的不認為我能看到特別有前途的機會，我認為必須是在經濟體中的人才能發現這些機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些有洞察力的、有經驗的企業家，這是快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想要釋放企業家的能力，這不僅僅是人的問題，要抓住機會，必須有人推動經濟發展，必須有人發現並利用這些機會，必須有一個令企業發展活躍、生機勃勃的經濟體。

何志毅：謝謝，現在我們來看看林毅夫教授會向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提出什麼問題。

林毅夫：好的，非常感謝。第一個問題是，我想現在很多人感興趣的點都和ChatGPT有關。創新可以給我們新的想法，為了創新，我們需要進行研究和開發。但是現在ChatGPT可以做文獻綜述，只要我們把題目告訴ChatGPT，它甚至可以寫論文，所以我想知道ChatGPT對創新思維的影響。

埃德蒙·費爾普斯：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在ChatGPT領域沒有太多經驗，我認為我們所有人在這個新領域都缺乏經驗，很多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那些在前沿的人、那些走在時代前沿的企業家，他們將不得不努力尋找機會，或者尋找看起來是機會的東西。我不認為有什麼秘訣可以讓我們朝著最好的方向前進，我當然希望在一線工作的企業家們可能會對社會有所幫助，但那些沒有太多背景的人，也可以利用他們從所見所聞中獲得的直覺。因此，利用你想要的東西，中國需要利用各種能力和才能，覆蓋社會的方方面面。

我還想補充一下，這個過程中，監管機構可能有益，但也可能有害，因為它們可能會對新進展造成一些障礙。

林毅夫：我認為，我們需要擁抱新的行動和新的可能性，當然還有很多不確定的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但我認為，我們無法抗拒這種新革命的到來，我相信總有一些領域需要依靠我們的創造力，而不能僅僅依靠機器、程序等，您同意我的觀點嗎？

埃德蒙·費爾普斯：是的，我們正在進入未知的領地。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也在發展，發現自己處於新形勢中。我認為任何人預測結果都是愚蠢的，但是在未來的5到10年內，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將會發生巨大的變革。

我認為國家政府將成為這一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我們將看到政府的治理是否有助於促進和鼓勵創新，或者政府是否會有些謹慎。關於中國，當然你會比我更清楚現在國家的態度是什麼，每個人對冒險和進入未知領域是感到興奮還是害怕。

林毅夫：我還有一個問題。是的，創新對於新想法非常重要，我們知道有兩種方法可以獲得新想法。正如我在評論中提到的那樣，其中一個是為本土提供創新，或從國外學習新的理念。我的問題是，這些理念是普遍適用的，但當一個國家想要從國外學習理念時，這個國家還需要根據當地情況，對理念進行一些調整。

埃德蒙·費爾普斯：聽起來沒錯。當然，中國如果想繼續從中國以外的發現中受益，中國當然必須學習如何利用這些新機會學習如何利用國外的創新進行創新，我想這是創新中不那麼迷人的部分。但我鼓勵中國這樣做，因為中國是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我鼓勵中國重視本國人民創造的可能性，讓人們樂於創造並享受創新帶來的樂趣。

何志毅：好的，我本來有另一個問題，但您已經涉及並談論了這方面，所以我只把問題拋出來供大家一起思考，然後我們就結束今天的討論。我的問題是，如何塑造充滿活力的創新環境？就像林毅夫教授已經與您討論過的那樣，如何給人們創新的動力，讓他們思考一系列新問題，以及如何使中國成為世界創新的領頭羊，這個問題仍然與創新相關。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要結束今天的談話了，感謝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感謝林毅夫教授，我也感謝所有觀看這次活動的觀眾，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內容，請關注費爾普斯教授的新書《增長的邏輯》，我們很高興度過了一個有意義的晚上，謝謝你們，再見！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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