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是傳統鄉村衰敗的表現之一, 截斷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是改善鄉村衰敗的關鍵所在。田野調查發現, 廣大鄉村地區普遍存在勞動力低能化、低轉移意願與低勞動力價值並存的現象。既往對這一現象的相關理論分析, 沒有顧及農民主體性及其與日常社會環境的關聯, 從而選擇性地忽略了導致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隱秘社會機制。研究發現, 小農經濟引致的農民低價值心理預期, 與企業困境之中的薪酬定價策略、農民與市場之間的雙重隔閡、家計生活策略、村莊道德認同等社會關聯糾纏在一起, 生產出鄉村勞動力萎縮的固化結構。當前, 制度和法律層面並未完全做好截斷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準備, 戶籍、農地等關鍵性制度改革滯後於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現實, 現行勞動法律也與勞動力價值保護現實出現了脫節。新時代對鄉村實施綜合性、漸進性改革的干預策略, 融合國家自上而下戰略決策與地方自下而上規劃實施的鄉村全面振興實踐, 有助於打破勞動力萎縮的固化結構, 還原鄉村勞動力的真實價值。
進入新時代,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指引下, 鄉村振興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戰略, 進入國家頂層設計, 同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七大戰略一起, 成為國家治理成敗的重要試金石。2018年, 國家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 》, 特別指出「堅持農民主體地位, 充分尊重農民意願, 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 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提出了「產業振興—X—農民致富」的總體規劃路徑。而後, 各地結合實際, 開展了各具特色的規劃探索。筆者在編制各級鄉村振興規划過程中試圖將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提出的總體路徑落地, 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一般意義上的廣大農村區域勞動力價值萎縮的問題, 即在「產業振興—X—農民致富」這一鏈條之間存在梗阻, 這一問題能否成功解決, 將深刻影響鄉村振興規劃的實施。因此, 本文試圖重返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 分析產生這一問題的社會成因, 揭露隱藏於農民日常生活的隱秘機制, 並結合實際制定行之有效的規劃路徑, 以彰顯農民勞動力價值。
一、 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田野發現
2019年3月, 筆者在一次規劃評估的外業調查中, 詳細記錄了山東省D市農業大鎮D鎮8個行政村1的勞動力總量、構成及收入情況, 這個調查充分反映了農村現有勞動力價值嚴重萎縮的現狀。
(一) 農村勞動力人口總量持續減少
伴隨農村人口持續向城鎮轉移, 我國農村常住人口總量逐年減少, 在2018年為5.64億, 僅占全國總人口的40.42%, 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接近六成。鄉村振興規劃的外業調查發現的現實情況2, 與此趨勢基本吻合。S省D市D鎮總人口30547人, 18周歲以下 (不含) 的非勞動力為6913人, 約占22.63%;18至60歲勞動力為18650人, 約占61.05%;60周歲以上 (不含) 老年人4984人, 約占16.31%。具有勞動能力的18周歲以上人口中, 10974人從事非農產業, 約占35.92%, 常年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但全鎮仍有12660人常年在家從事農業, 農業勞動力占總人口的41.41%, 比全國農村常住人口多0.99個百分點, 與全國趨勢大體相當 (見圖1) 。
圖1 全國城鄉人口比例變化趨勢圖 (2010—2018年)
(二) 農村勞動力以老人、婦女為主, 總體抗風險能力較弱
傳統理論認為, 農村地區女性及老人為低勞動能力者。全鎮在家務農的12660人中, 成人勞動力中女性是男性的1.77倍, 61歲及以上老年人4737人, 約占37.42%。全鎮所有勞動力中, 繳納養老保險的比例只占0.02%, 農村勞動力缺乏長遠打算已成普遍現象, 年老以後的抗風險能力極低。
(三) 農村勞動力低價值特徵突出
從勞動力的收入構成來看, 非農收入遠高於農業收入。據涵蓋全鎮全部家庭戶的勞動力收入調查顯示, 該鎮勞動力人均年收入約為2.65萬元, 其中農業收入占32.30%, 非農收入占67.70%, 農業收入占比較全國平均水平低5.10%。調查發現, 該鎮未外出農民勞動力的日均收入為72.60元, 工作時長普遍在10小時以上。在D鎮全部4.94萬畝農業用地中, 已流轉8526畝, 占20.87%, 剩餘土地由未外出勞動力耕種, 平均每個勞動力耕種3.23畝。在未外出就近轉移到當地企業中的100萬個勞動力中, 日工資普遍在100元以下。
(四) 農村勞動力的就近城鎮化意願高於鄉城轉移意願
全鎮9257戶中, 常年不在家的農戶已經有822戶, 占8.88%;已進城買房的1803戶, 占19.48%;願意將戶口遷至城鎮的1206戶, 僅占13.03%, 比已進城買房的戶數低6.45%。願意就近搬入農村新型社區的2945戶, 占31.81%, 是意願進城農戶的2.44倍。相較於離開家鄉, D鎮農民更容易接受就地就近建設農村新型社區, 從而改善生活質量 (見表1) 。
(五) 農村勞動力價值萎縮內在地存在一個難以打破的固化結構
綜上, D鎮的勞動力價值分析展示出一個「悖論」, 即勞動力結構的低能化與居村勞動力通過外出改變現狀的低意願化同時並存, 二者疊加織就了當前農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怪圈」。2006年以來, 筆者在全國各地所做的多次涉農勞動力調查, 每每都遇到這一怪圈。例如, 2006年涵蓋東部山東煙台、中部安徽馬鞍山、西部寧夏固原的涉農勞動力調查, 2009年雲南龍開口水電站水利移民村莊的勞動力調查, 2011年山東濟寧孔孟文化遺產地中華文化標誌城農民搬遷意願調查, 2015年至今, 覆蓋山東全省全部城市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規劃調查等, 不勝枚舉。農村勞動力同時保存了「低能化+低轉移意願+低勞動力價值」的穩定特徵, 造就了當前鄉村振興規劃必須面對而又最難破解「難題」, 本文將之稱為「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
二、 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理論圖景
事實上, 理論界一直對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保持了高度關注, 形成了令人信服的理論解釋, 也預留了理論發展的空間。
傳統中國農民群體的勞動力價值有著特殊性, 黃宗智將這一特殊性形象概括為單位面積勞動力投入的「過密化」。過密化是指經濟在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條件下擴展, 即所謂的「沒有發展的增長」, 傳統小農勞動是超密度投入的, 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無限勞動, 最終導致其勞動的內卷化3。伴隨農業技術發展, 特別是在機械化、信息化推動農業現代化加速實現的今天, 這一理論在解釋當代鄉村勞動力的個體選擇時出現了「斷檔」, 即使在農業生產需要投入很少勞力的今天, 部分農村勞動力依然選擇留村生活。顯然, 在鄉村勞動力具備更多選擇的「新時代」, 過密化或曰內卷化理論的解釋是蒼白的。
分支細密的經濟學系統分析了多樣外部性導致的勞動力價值萎縮。經濟學家通過「剪刀差」函數曲線, 形象地描述了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現實, 傳統農民通過辛勤勞動生產的商品在與工業品交換時, 呈現出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的差額現象, 工農之間同工不同酬。原因為計劃經濟目標思維下政府的目標函數中, 農民的權重小於工人, 農民福利的權重也小於資本積累的權重4, 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時期, 由於城市財政投入偏向、工業優先發展、價格管制等多種對農村限制性制度的存在, 政府因素、市場因素及其交互影響因素的「混合體」疊加影響, 導致「剪刀差」現象在農村區域仍有不同程度的存續5。不難發現, 影響農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外部因素, 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改變, 缺少內在變量支撐的穩定解釋6。
中國的鄉村工業化是穩定性的重要內在解釋變量之一。實踐證明, 鄉村工業化進程是提升勞動力價值、縮小城鄉「剪刀差」的重要途徑, 從改革開放之前的隊辦企業、村辦企業,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鄉鎮企業, 均對改善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有顯著作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 隨著市場經濟的日趨完善, 鄉鎮企業難以適應這種完備市場的競爭7, 鄉村工業化的暫時性衰退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現實。
經濟學解釋的另一個挑戰來自歷史性變遷。一方面若跳出鄉村, 從城鄉二元維度長時段地對比觀察可發現, 農村勞動力價值並未伴隨制度環境的寬鬆 (或曰國家從農村退出, 如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在為農民減負) 而發生持續性增加, 恰恰相反, 農村地區的勞動力價值持續走低, 他們沒有因為國家經濟發展及農村改革的成功而顯著獲益。改革開放四十年間, 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78年的2.56震盪擴大至2017年的2.71 (2014年統計口徑調整未影響城鄉收入差距持續增加的大趨勢) 。另一方面, 農業從業所得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 從2008年的48.70%下降到2017的37.40%。可見, 城鄉勞動力「剪刀差」並未被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熨平」。筆者認為, 理論解釋空白的主要原因來自對農民主體性8及其日常社會環境關聯分析的缺失。
三、 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固化機制
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結構性固化的背後, 是當代鄉村社會一系列社會安排的關聯性使然。
其一, 小農經濟的延續拉低了農民勞動力價值的心理預期, 這是基礎性原因。D鎮是農業大鎮, 以玉米、小麥、飼草種植與牛羊養殖為主業, 形成「三區兩線」的農業發展格局, 包括北部畜牧養殖區、南部水產養殖區、西部現代農業種植區和黃河故道2萬畝花生、西瓜種植帶、主幹路沿線民營經濟加工帶。在留村勞動力經營的每人3.23畝農地中, 除去化肥、農藥、種子、灌溉等每年必要的投入, 基本每畝地的收入約為一季糧食的收入, 按當前糧食收購價計算, 在豐收年份約為每畝地1000元9。約略而言, 每個以小農種植為主的勞動力的價值約為三千多元, 遠低於國家同期水平。從事零星養殖、飼草種植的勞動力報酬雖然略高於糧食種植, 但總體上仍維持在較低水平。如此低廉的農村勞動力價值, 是常年留村勞動力計算勞動力報酬的心理定價標準, 在任何勞動報酬均高於此基準的前提下, 農民心理預期非常容易得到滿足10。雖然價值低但是可接受, 能滿足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基本需求, 這構成農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心理基礎。
其二, 居村勞動力與現代化市場體系的脫節。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 農民勞動力的價值與市場嵌入程度成正比11, 農民找工作的主動性越強, 與市場用工信息匹配度越高, 則越可能打破既有的價值萎縮怪圈。調查中發現, 受制於較低的社會關聯水平12, 居村農民依靠現有社會資本13較難獲取適配的就業信息與工作崗位, 由此形成了居村勞動力與市場體系的第一層隔閡。現代的工廠制度安排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工時安排與以節氣時令決定的傳統農業生產安排出現時間錯位, 居村農民就近進廠務工需要對生計重新安排14, 部分個體調試失敗, 人為製造了居村勞動力與市場體系之間的第二層隔閡。兩層隔閡同時存在, 將居村勞動力甩出了現代化市場體系, 他們成為現代社會的「流浪者」。
其三, 鄉村企業的生存困境加劇了價值萎縮的傾向。當前, 中國鄉村企業的生存環境發生巨變, 「城鄉中國」產生了鄉村與城市之間力量對比的歷史性轉折15, 鄉村與傳統「鄉土社會」的運作邏輯出現顯著變化, 不同於改革開放以前家庭作坊、村辦企業萌芽時期的發展16, 也不同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1718, 每時每刻都面臨著來自更高層級企業的競爭。城鎮化進入中後期以後, 城市群是主體競爭形態, 國家層面在「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 產業發展重心的轉變, 促使產業形態紛紛向「高、精、尖」方向轉移, 以「特色小鎮」為代表的塊狀經濟加速崛起, 小城鎮傳統產業甚至是低端產業, 面臨淘汰窘境。鄉村區域比較優勢缺失, 競爭壓力傳遞到鄉村勞動力價值層面, 即鄉村企業基於理性考量對農民工資的極端壓低, 這一差異在城市群與非城市群的對比中表現顯著19。D鎮調查發現, 當地牛奶生產企業為保障飼料的穩定, 鼓勵種植大戶改變種植結構, 轉為種植飼草, 承諾以5000元/畝價格收購, 在飼草成熟時只給出了2000元/畝的收購價格。
其四, 農民家庭存續需求從社會道德層面鎖定了勞動力的個體選擇。按照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 農民個體是鄉村由近及遠社會關係譜的原點, 對後代的繁衍與人類社會的存續是個體存在的根本社會功能20。維繫家庭需求, 如照料老人、孩子、病人等, 促使飽受「壓榨」的居村勞動力, 不是選擇跳出「怪圈」進入形形色色的大城市工廠務工, 而是甘心留在鄉村, 接受其勞動力價值萎縮的現狀。D鎮調查中, 問及農民不選擇外出務工的原因時, 多回答「留下顧家」, 潛台詞即為「不顧家」是自私的, 是被鄉鄰所不啻的。居村勞動是一項家庭策略, 表現為個體的行為選擇, 通過滿足家庭需求的「集體行動邏輯」21, 達到了個體社會關係的「平衡性」22。在此意義上, 鄉村的傳統社會道德形塑了農民 (包括農民工) 對低價值群體的社會認同, 非意識性地產生了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後果 (見圖2) 。
圖2 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結構性固化機製圖解
四、 鄉村勞動力價值回歸的干預策略
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存在及其持續, 潛在地存在諸多危害。首當其衝是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受到影響, 長期的勞力價值倒掛直接影響農民勞動力投入的積極性, 可能導致「農民富裕」這一核心目標的部分不滿足甚至瓦解。更深遠的影響來自於農村地區長期以來存在的勞動力價值萎縮, 它會直接導致「階層固化」, 隱藏著政治不穩定的潛在風險, 從而對國家治理提出嚴峻挑戰。那麼, 是否存在一種干預策略來阻斷這一現象, 甚至扭轉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現狀?
制度經濟學給出了推進農村漸進性改革的解決路徑。政府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 選擇要不要進行改革, 選擇什麼樣的改革政策, 或者接受哪種群眾自發性的改革, 是一個進行變革收益和成本比較、分析、權衡後作出的「利益最大化」或曰政治凈收益最大化的選擇23。按照農民各類生產資料產權明晰化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進路24, 農村改革發展到今天, 遇到了很多難題, 例如尚沒有找到解決農地「模糊產權」的明確方式2526, 更沒有很好地處理被各種地方性知識、鄉規民約建構起來的帶有社會屬性的產權27, 沒有很好地捏合起城鄉兩端聯動發展, 從而無法阻斷鄉村持續衰敗、勞動力價值持續萎縮的殘酷現實。
政治經濟學給出了更為綜合的問題解決路徑。社會科學家蔡昉將農村制度改革劃分為四個階段, 分別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誌的激勵改革階段, 以「農村支持城市」制度為特徵的城鄉聯動改革階段, 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制度為標誌的全面改革階段28, 以及2018年伊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標誌的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階段。遵循「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評判標準, 可以說, 改革從一開始就形成了牢固的政治共識, 始終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 具有不可逆轉的推進邏輯29。
國家層面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正是這一綜合干預路徑的延續。規劃明確, 「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統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 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這樣一種頂層設計, 旨在以強力的行政調控手段, 扭轉鄉村日益衰敗的局面, 從而防止鄉村經濟問題「政治化」傾向30。鑒於單一學科理論指導下所走過的鄉村勞動力價值衰退的彎路 (如制度經濟學主張所呈現出來的勞動力增收乏力) , 顯然綜合性的政策干預是截斷當前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良方。
然而, 地方在執行鄉村振興規劃時需要更進一步與地方發展實際相結合, 根據實際提出適用於本地的規劃干預措施, 在綜合性分析的前提下提出漸進性改革的具體手段。結合規劃實踐, 筆者將鄉村振興規劃的干預「策略集」細分為七類, 詳見表2。
地方鄉村全面振興的要義在於, 通過系統性、綜合性、漸進性的干預策略, 融合自上而下的戰略決策與自下而上的規劃實踐, 建立自治、德治、法制相結合的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現代化鄉村, 從而徹底斬斷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頹勢, 顯化蘊含於勤勞的鄉村勞動力身體之中的抽象勞動, 還鄉村勞動力以真實價值。在此意義上, 再現鄉村勞動價值的干預策略, 需要重回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的主張, 因為勞動不僅反映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 商品價值也反映抽象的人類勞動屬性31。
五、 結論與討論
當前, 鄉村地區普遍存在勞動力低能化、低轉移意願、低勞動力價值顯化並存的特徵, 這表征著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殘酷現實。「過密化」「內卷化」理論、宏觀經濟學分析, 並沒有顧及農民主體性及其日常社會環境的關聯分析, 從而選擇性忽略了導致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隱秘社會機制。多年的規劃調查實踐發現, 小農經濟引致的農民低價值心理預期, 與企業困境之中的薪酬定價策略、農民與市場之間的雙重隔閡、家計生活策略、村莊道德認同等社會關聯糾纏在一起, 生產出鄉村勞動力萎縮的固化結構。新時代對鄉村實施綜合性干預策略, 融合自上而下戰略決策與自下而上規劃實施的鄉村全面振興戰略, 有助於打破勞動力萎縮固化結構, 還原鄉村勞動力的真實價值。
在實施時序上, 綜合性干預策略是漸進執行的。誠如上文所述, 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已經形成了「個體—家庭—村落社會」的固化鏈條, 那麼松解鏈條上的任何一個環節, 都將牽一髮而動全身。在此意義上, 干預政策需要涵蓋農民主體性的個體層面、村莊組織重建的組織層面 (包含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 、更大區域的產業、環境、社會、文化政策層面, 乃至三農政策的適時調整。破解這一立體式「硬核」, 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
事實上, 我們的制度改革落後於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速度, 特別是戶籍、農地、司法等關鍵性制度。戶籍制度在走向城市寬鬆的方向上, 出現了城鎮人口反流的現象;農村宅基地、耕地、建設用地的改革仍然處於各地分散試點階段, 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產生的次生問題, 尚未找到很好的解決辦法;雖然鄉村秩序的維繫有了「迎法下鄉」的現實需求32, 但是鄉村法制的執行過程中, 遇到了與鄉村結構之間的調試問題, 傷害、威脅、制裁等司空見慣的法律事務在鄉村和城市之間存在著重大差別33;等等。法治國家建設要求通過法律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可惜這一美好願望在當今「半工半農」、高流動性、高異質性並存的鄉土社會並未顯現。現實中的鄉村用工單位, 在未取得正式法人或用人單位資格的前提下, 農村勞動力與工廠的關係只能算是「勞務關係」, 不能算是正規「勞動關係」, 「非正規」或「半正規」就業現象普遍存在。這導致多數鄉村勞動力的價值難以得到正式法律的保障。黃宗智指出, 國家勞動法規已經和實際的勞動人民脫節, 相當程度上已經變成只是維護少數特權藍領工人以及白領公務員、事業人員和大中型企業職員的法規。「工人」「農民」和「勞動法律」話語其實已經導致對中國社會實際的深層誤解。因為中國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既非傳統意義的產業工人, 也非傳統意義的農民, 而是半工半農、亦工亦農的農村戶籍人員, 現實中受到勞動法保護的正規經濟只占我國總就業人員中的16.8%, 而半工半農不受勞動法保護的非正規經濟的勞動人民占到83.2%34。占全國勞動力超過八成的農村勞動力, 被認作為臨時性的勞務人員, 處於「勞務關係」而不是「勞動關係」之中, 處於國家勞動法律保護的範圍之外, 介於國家和社會之間廣泛存在的中間地帶 (黃宗智稱其為「第三領域」) , 長期受制於各種非正式的「集權的簡約治理」傳統35, 忍受來自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當地「官場」與代表鄉村資本勢力的當地「市場」的在地性雙重壓榨36。這部分未能成功轉移就業的鄉村勞動力, 只能忍氣吞聲。
綜上, 在目前尚無可資借鑑的成熟經驗出現之前, 改變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的發展趨勢是克服鄉村振興規劃實施的難題之一, 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漸進性改革, 這是成功應對這一難題的穩妥、可行之策。
原標題：鄉村勞動力價值萎縮:現實、固化機制與干預策略—兼論鄉村振興規劃的漸進性改革
作者：史曉浩 孫麗華 山東省建設發展研究院
基金： 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技計劃項目「城市更新規域下的城中村改造研究:以山東省為例」 (項目編號:2017-R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