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6年，黎玉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從前了，但他的心裡依然背著沉重的包袱，感到身心疲憊。這年3月，山東省委得到中共中央的批覆：
「同意山東省委關於對華東局1948年對黎玉所作錯誤結論進行平反的報告，撤銷華東局擴大會議《關於克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紀律性的決議》中對黎玉、林浩所作的錯誤結論部分，為黎玉恢復政治名譽。」
收到中共中央為他在1948年所受錯誤批判進行平反的通知時，病重的黎玉頓時卸下了背負了38年之久的包袱，心裡感到暖意洋洋，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動，淚流滿面，緊緊地握著工作人員的手，說：「感謝中央和山東省委的同志們！感謝大家……」
說完後，黎玉轉過頭去，抬起手，一遍一遍地擦著擦不完的淚水……
毛主席：中央支持你們
在接到平反通知兩個月後，黎玉便進入了彌留之際。對黎玉來說，那個背負了38年的歷史包袱，終於離開了他，在這兩個月里，黎玉過得非常平靜，臉上多了輕鬆的表情。
1986年5月30日，黎玉在北京病逝，享年80歲。縱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新中國的建立奉獻的一生。
1906年，黎玉出生在山西崞縣，今原平市大牛店鎮東野莊的一個農民家庭，原來的名字叫做李興唐。
在黎玉年幼的時候，父親為了讓兒子讀書識字，不惜借了一些錢，讓他進入了家鄉的私塾里讀了書。後來，又上了小學。畢業後，黎玉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崞縣中學，正是在這所中學裡，黎玉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崞縣中學，黎玉和同學們共同發起，組織了進步團體「讀書會」和「協進社」。期間，黎玉和同學們以辦牆報、搞專欄的形式，宣傳進步思想。在此期間，黎玉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刊，思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還在校辦刊物《撼陰報》上發表過進步文章。
「五卅慘案」發生後，黎玉組織了一些進步學生嗎，到街上進行遊行示威，並下鄉去做愛國宣傳，積極參加了各種形式的反帝愛國活動。
1926年9月，在共產黨員劉保粹和馮漢瑛的介紹下，黎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黨員。
1927年春，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按照上級指示，黎玉等人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不久後，黎玉又擔任了國民黨崞縣黨部常委和學生會的主席；後來，黎玉還擔任了崞縣中學黨支部書記。
1928年3月，在組織中學黨支部進行校內外活動的時候，引起了崞縣地方當局的注意，隨後「國民黨崞縣清黨委員會」將黎玉等7名地下黨員開除出國民黨黨籍，並移送到太原第一監獄，進行關押。
關押期間，國民黨當局對黎玉等人進行了審訊，均沒有得到有用的信息。一年後，黎玉被保釋，不久後回到家裡。一段時間後，黎玉考入北平大學法政學院。
在北平大學法政學院期間，中共法政學院黨支部幾經周折，才接受了黎玉的組織關係，使他終於回到黨的懷抱，以學生身份作為掩護，繼續秘密從事革命事業。這一時期，曾經擔任北平法政學院院長的王之相特意為當時的學生黎玉，寫過詩句：「看青年奮起、紅日東升，百川匯海、眾志成城。」
1933年，黎玉被任命為中共唐山市委書記，負責被破壞的唐山黨組織的重建工作。後來，黎玉又領導了開灤煤礦反帝大罷工，參與人員多達3萬餘人，聲勢震驚中外。
後來，黎玉又歷任了中共河北省委直中、直南巡視員，直南特委書記，冀魯豫邊特委書記。
1935年的冬天，在濮縣領導農民運動的黎玉，接待了來自山東尋找黨組織的趙健民。
從趙健民的口中，黎玉得知了中共山東省黨組織歷次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緊接著，黎玉對趙健民說：「山東省黨組織遭到敵人破壞後，你們繼續獨立堅持工作，恢復發展黨的組織，現在能有500多位黨團員，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是難能可貴的！」
隨後，黎玉建議趙健民將山東省黨組織恢復發展的情況，寫成一份書面報告，由他代交給中共中央北方局。
不久後，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讓黎玉到山東去，擔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恢復和重建被敵人破壞的山東省黨組織。
1936年春，在接到命令後，黎玉不顧個人安危，一個人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前往山東，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山東省黨的組織建設上。
5月，黎玉在濟南四里山附近一塊松柏濃密的墳地里，舉行了重建中共山東省委的第一次秘密會議，組織部長趙健民、宣傳部長林浩等人參加了這一會議。
那時候，為了保密。黎玉決定暫時不用省委名稱，以「山東省工委」的名義，領導山東省的工作，來加強隱蔽、降低風險。在黎玉等人的努力下，山東省委的工作才得以重新運作起來，在鬥爭中為黨培養了一批幹部。
1937年4月，黎玉接到北方局發來的同志，要他到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
經過輾轉，黎玉於4月20日到達延安。在延安，毛主席親自看望了黎玉等人。對此，黎玉回憶說：
「我第一次見到名揚四海的毛主席、朱總司令和許多著名的紅軍將領。毛主席和劉少奇還親自到招待所看望了直南、冀魯豫特委和山東省委的代表。毛主席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非常精闢地分析了抗日的形勢……」
在會議期間，為了加強山東省委的領導，黎玉特意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將直南特委的張霖之派到山東工作。對此，中央表示同意，並表示以後不要再用山東省工委的名義了，就叫中共山東省委。
7月，黎玉回到山東，將會議精神向山東省委進行了傳達。並將棄用山東省工委，啟用中共山東省委的指示，向大家作了傳達，並宣布由黎玉擔任山東省委書記，張霖之任組織部部長，林浩任宣傳部長，景曉春任秘書長。
10月，日軍兵臨山東邊界，形勢急轉直下。根據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黎玉決定立即在山東省發起群眾參加的抗日救亡運動，並組織游擊隊，準備開戰游擊戰爭。為此，黎玉特意組織制定了組織發展抗日游擊隊的十項措施。
11月，日軍到達黃河北岸，逼近濟南。12月，看到形勢嚴峻，國民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沒放一槍，便棄城逃跑，被蔣介石槍決。
12月27日，中共山東省委召開緊急會議。會上，黎玉組織制定了徂徠山武裝起義的具體方案，決定在日軍占領泰安的時候，發動徂徠山起義。
1938年元旦，黎玉率領各地前來參加起義的160多人，舉行了起義誓師大會。會上，黎玉宣布：成立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任命洪濤為第四支隊的支隊長，黎玉兼任政委，林浩為政治部主任。
幾天後，第四支隊發展到400多人，3個中隊。隨後，在洪濤和黎玉等人的率領下，第四支隊在良莊東面的寺嶺村設伏，襲擊了由大汶口前往新泰的日軍，取得了良好的戰績，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當地人民的抗日鬥志。
緊接著，黎玉等人率部在四槐樹附近設伏，襲擊了日軍的運輸車隊，打死打上日軍40多人，士氣十分高漲。隨後，當地百姓紛紛參軍，第四支隊又擴編了兩個中隊。
2月底，山東省委擴大會議在新泰縣組織召開。會上，黎玉總結了全省的抗日發展情況，決定將第四支隊兵分兩路，在南北兩地開展抗日活動，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發展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
會後，黎玉將山東省委的工作向代理省委書記兼第四支隊政委林浩作了交代後，便奉命前往延安，向毛主席和中央彙報省委的工作。
4月，黎玉到達延安。
在延安，毛主席見到黎玉後，首先聽取了黎玉領導的山東省委的工作彙報。彙報期間，毛主席聽得非常認真，一邊聽一邊在地圖上尋找地點，並對山東抗日武裝的發展戰略和抗日根據地建設作出重要指示。
黎玉彙報完後，毛主席高興地對黎玉說：「好啊！好啊！中央支持你們！」看到毛主席十分高興，黎玉向毛主席提出了幹部問題，並希望中央支持電台，毛主席笑著答應了下來。
幾天後，在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形勢報告，提到山東時，毛主席指著黎玉，說：「你站起來，大家認識認識！」緊接著，毛主席將山東省委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向大家作了通報，又說：「要派兵到山東去！」
不久後，在毛主席的過問下，八路軍山東縱隊成立，任命張經武為總指揮，黎玉兼任政治委員。同年9月，黎玉和張經武帶著中央支持的160多人，回到山東開展工作。
12月，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成立，郭洪濤任書記，黎玉任副書記。同時，將各地區的起義武裝編入八路軍山東縱隊。山東縱隊下轄9個支隊、1個總隊、2個團、1個幹部隊，總兵力約有2.45萬人。
1939年，在黎玉的協助下，徐向前來到山東，對山東縱隊的部隊進行了整軍，加強了部隊的正規化，提高了部隊的整體戰鬥力。
1940年9月，山東縱隊發展到5.4萬餘人。後來，115師來到山東，黎玉一下子便抽調了3萬人，充實到115師當中。同時，115師抽調出2000名軍事骨幹充實到山東縱隊中。
1943年3月12日，為了統一指揮山東八路軍，中央決定將山東縱隊與115師合併成立山東軍區，任命羅榮桓為司令員兼政委，黎玉為副政委，成為了羅榮桓的副手。
9月，羅榮桓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黎玉為副書記。任職期間，黎玉根據黨的指示，對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減租減息、動員青年參軍等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到1945年，山東抗日根據地擴充了幾萬青年，為即將到來的大反攻，做好了充足的物質和精神準備。
解放戰爭期間，黎玉曆任了華東局副書記、山東省主席、山東野戰軍政委、華東軍區副政委等重要職務。任職期間，按照中央部署，黎玉兼管當地的財政、軍糧和支前等多項工作，為前線戰事的勝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黎玉：我只有犧牲個人，以維護黨的最大利益
1947年1月，饒漱石回到山東擔任華東局書記，主持華東局的日常工作；黎玉為副書記，協助饒漱石工作。
11月，參加完全國土改會議的康生，來到山東擔任了山東分局的書記、省政府主席。不久後，兩人一起推翻了1946年9月1日華東局制定的《關於徹底實行土地改革的決定》，將山東黨說成是「富農黨」，指責他們執行了「富農路線」。
被指為「富農路線」代表人的黎玉，也安上了「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地方主義」、「拒絕華東局領導」等多項罪名，由於特殊的戰爭時期，中央沒有時間和精力專門調查，最後作出了停止黎玉出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定。
此時，黎玉為了避免內部分裂，團結山東和華中兩個地區的幹部，犧牲了個人，承受了不公正的批判，違心地作了檢查。不久後，黎玉奉命跟隨華東局南下，離開了他戰鬥了13年的山東，造成了很大的遺憾。對此，黎玉回憶說：
「首先，是戰爭大局的要求。當時，正值粉碎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關係到全國戰局勝敗的關鍵時刻，必須全力以赴共同對敵，不允許我們內部有任何摩擦產生；第二，我當時擔任華東局副書記、山東省主席、新四軍副政委，山東野戰軍政委（以後是華東軍區副政委）併兼管財政、糧秣、支前等多項工作，我只能從一切服從戰爭，服從領導班子的穩定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第三，我長期在山東工作，山東的同志對我更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會直接影響下級的情緒；第四，饒漱石對我的批判並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們根本不講道理。
在華東局小組會上，我曾幾次試圖通過說明、解釋、交流思想，來達到互相了解、團結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他們拒絕了。在那種特定環境下，如果我公開和他們鬥爭，勢必會引起從上到下的內部鬥爭，甚至導致山東和華中兩個地區間幹部和同志們的對立。毫無疑問，這將會對戰爭極為不利，一定會給革命帶來更加嚴重的損失，後果不堪設想。古人有『相忍為國』的道理，為了避免內部分裂，確保戰爭的勝利，我也只有犧牲個人，以維護黨的最大利益。」
1949年10月，黎玉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後又擔任了中共上海市委秘書長等職。期間，黎玉西安後參與了電氣公司工會、市政工會、公共運輸公司工會等組織的創建，為上海市的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51年9月，黎玉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建設會員會主任。任職期間，黎玉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上海市政建設中，主持籌劃了上海市小區建設規劃等項目，解決工人群眾的居住問題。
1953年，黎玉被調到中央財經委員會，參加了工作。這一年，黎玉在一次檢查中被確診患上了糖尿病。
為了黎玉的健康，醫生多次建議他注意休息，但他不願意休息，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工作上，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出力。
1954年，黎玉被任命為第1機械工業部副部長。1959年，黎玉被任命為農業機械部(後為第8機械工業部)第1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1978年，黎玉被委任為第1機械工業部顧問，後來又擔任了農業機械部顧問、黨組成員。
1981年12月，黎玉完成了《山東黨組織的恢復與重建》的撰寫。1985年8月26日，黎玉發表了《山東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在全國政協召集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各界人士、港澳同胞座談會的演講》。
1986年3月，黎玉收到了中共中央為他在1948年所受錯誤批判，進行平反的通知。對此，感受到黨溫暖的黎玉非常激動，感到十分欣慰，感謝黨終於了結他的這件案子，為他恢復了政治名譽。
1986年5月30日，黎玉在北京病逝。對於黎玉的一生，新華社評論說：
「黎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堅持黨性，堅持原則，是非分明，剛直不阿；他工作嚴肅認真，精明幹練，吃苦耐勞；他生活簡樸，平易近人，聯繫群眾，團結同志；他嚴於律己，也嚴格要求親屬和子女，對不正之風深惡痛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