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作蘇
就新聞傳播的模式而言,目前媒體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處於應急狀態之下。全國各省份普遍宣布啟動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湖北更是宣告處於戰時狀態並封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舉國應急行動。
根據我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媒體的法定責任可以概括為參與監測與預警、處置與救援。可以說,當下全國媒體都要有這個法律意識,自覺進入應急履法狀態。
傳播手段顯然已經高度動員,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在武漢設立演播室,國家應急廣播節目滾動播出,新媒體成為主角,許多紙媒在停止出版和投遞的同時,動員了自己的網媒上陣。自媒體更是空前活躍,刷手機成為大多數老百姓困居生活中的支撐。
顯然,媒體在危難面前凸顯了特殊的作用。
在信息高度透明與國際共享的國家意志導引下,通過直播,國新辦、外交部每天都舉行新聞發布會,2月15日,國新辦更是一天舉辦了3場新聞發布會,各地也每天都舉行類似的發布會,使第一手疫情信息直達受眾,監測與預警動向隨時發布,防護知識與阻斷對策婦孺皆知,可以說傳媒釋放的能量巨大。
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對媒體在履行法定責任的同時,也反映出更多的需求,特別是媒體的服務功能與人文關懷,也就是要求媒體在履行法定責任之外還要體現出更多的復合功能。
目前,公眾急需的服務與人文關懷,分為基本生活與精神生活兩大塊。
就基本生活而言,重點疫區武漢等地封城即將滿月,當下已經發展到封閉小區甚至樓棟。可以說,很多棘手的問題都需要媒介的信息服務,例如,沒有公交和網約車,產婦怎麼去醫院?保姆不能按約返城,失去自理能力的獨居老人怎麼辦?改定點醫院為劃片就診,片是怎麼劃的?無數這樣的問題,需要媒體細緻地服務,分門別類,增加服務性報道,這才是雪中送炭。目前,各醫院已不分科室將力量集中於抗疫,媒體也應如此,絕不能按部就班,固守舊地。
就精神生活而言,可以說當下媒體服務的領域更為寬廣。社會普遍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懵,短時間內從節日喜慶跌入懼怕冰點,從社交高峰模式進入社交隔斷狀態,產生出普遍的「迫近性自危」心理。媒體應當高度重視這些現象,媒介服務應該即期介入,長期干預,這是非常緊迫的責任。
根據心理學原理,共情心理是信息接受的合適條件,扶正理氣是基本的傳播對策。但是,並不是老一套的心靈雞湯就能對症,而是需要媒介管理者沉下身子,把視線轉移到社會的呼聲上。當下,我們有這個條件,傳播選題不要拍腦袋決定,完全可以運用大數據,把集中和突出的問題找出來,通過報道真正把群眾心裡的疙瘩解開、撫平。
人人低頭看手機,家家困居談抗疫,這種高聚合、高關注狀態,是媒介面對的高性能傳播場域,可以做的事很多。如果做得不好,等於在影響力競爭中自動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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