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英小學：我的光陰故事
馬彩霞
1978年，民勤縣東鎮公社紅英小學首屆秋季招生，我入校讀書了。學費是暑假裡撿麥穗得來的幾斤糧食，書包是奶奶用掐花布新做的。那個年代，用一整塊布做書包，是很奢侈的事，書包大多是用碎布頭拼接,手工縫製。沒有作業本，向哥哥討要了半截鉛筆，鄭重其事地裝在書包里。
出家門到了街上，入眼的是兩邊牆上的紅色標語，因為哥哥長我8歲，也陸陸續續教我認了幾個字。至今依稀記得標語的內容：「決勝一九七七年，拚命建成大寨縣」「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發展經濟、保障供給」……
紅英小學始建於1935年，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縣重點小學之一。最早在鎮子中心的大廟裡，後搬至鎮東頭大橋下中岔渠邊上。學校坐北朝南，灰色的鐵大門，中間是一口轆轤水井。學校名稱也幾經變遷，有「東鎮完小」「紅英小學」「紅英完小」等。
雖然歷史悠久，我們上學時，設施依然非常簡陋，一、二年級用的是土台子和土凳子。不得不說勞動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無盡的，開學第一件事，是在上學路上拔一種名叫鹽藻（不知該植物的準確名稱，發小告訴我叫鹽爪爪）的植物，因葉子多汁，放在土台子土凳子上使勁搓，綠色的葉汁使得土台子土凳子變成了綠色，反覆多次，著色變得勻稱，厚實，晾乾後油光發亮，就像用真的綠油漆刷成的。冬天土課桌冰的瘮人，除非上廁所，下課後我不敢輕易離開座位，唯恐屁股下的那一點熱乎立刻消失無蹤。
一二年級的語文老師叫黃菊香，開學後用一二十天的時間，讓我們用食指指著黑板上的筆劃跟著念「點橫撇捺」，孩子們齊刷刷地伸出黑乎乎如同禿柴棍似的小指頭。她教我們學習「大小方圓，多少來去」。當然也有理想教育：「工人農民解放軍，你長大了做什麼，我長大了要當科學家。」現在，每每想起這篇課文我總是誠惶誠恐，近知天命之年，早已怠慢了詩和遠方，更多的時光在廚房裡忙忙碌碌，老母雞般呵護著眼前的苟且與煙火。
毋庸置疑，拼音是一年級的重頭戲，我們背著小手，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搖頭晃腦地跟老師讀「一門n，二門m，小棍趕豬l、l、l」，那清亮亮、脆生生的聲音，至今迴響在我的耳邊。
一年級暑假的一天，我在生產隊的打麥場上玩耍，被一輛受驚的馬車傷了右腳，二年級只斷斷續續地上了一段時間的課。大多數日子，我拄著父親用杴把纏了些破布條做成的不太硌腋窩的簡易拐杖，在院子裡進進出出。
那些年我家和大伯家同住在一個院子裡，大伯家孩子較多，我家只有兄妹二人。哥哥姐姐們放學回來，時常給我帶來從同學那裡借來的小畫書。我學會了查字典，讀了《紅燈記》《七俠五義》《小兵張嘎》《小英雄雨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說岳全傳》等。有一回大院裡的兄弟姊妹們商議排練一場《紅燈記》，但接連換了幾個扮李鐵梅的主角，均因大家對「演員」形象、氣度不滿意而作罷。
冬天的一個早上，我哭鬧著要去上課，父親背著我去了學校，見到了闊別兩個多月的黃老師，她頭上扎著白毛巾，正在教唱《歌唱二小放牛郎》：「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哪兒去了……」老師的歌聲拉得很長，有一種我無法體味的憂傷。教室里冷嗖嗖的，土爐子裡不時冒出一股股嗆人的炭煙，孩子們的咳嗽和哧溜哧溜吸鼻涕的聲音此起彼伏。我三年級時，開朗慈善的黃老師離開了學校，聽說是去了阿左旗。整整40年之後，近日得知老師已於4年前去世，令我唏噓良久。
三年級開學我們換了教室，木製的桌椅，心裡一下敞亮了許多。語文課和班主任都由姜范基老師擔任，老師總是笑咪咪地，講課的聲音溫和朗潤，如沐春風。大不敬的是，我對三年級所學的課程內容現在很模糊。
我的右腳已康復，我健步如飛，身手敏捷。冬天跳房子、踢毽子、丟沙包、擠疙巴（孩子們靠牆站成一排，從兩邊向中間擠，誰被擠出隊伍，就算出局），甚至跟男孩子們一道滾鐵環、「抗架架」（也叫鬥雞，遊戲規則是一腳獨立、另一腳用手扳成三角狀，膝蓋朝外，以膝蓋攻擊對方，先失去平衡、端起的腿落地者為輸）。夏天玩「吃子兒」。子兒有染成不同顏色的杏核和名叫「羊拐」的羊骨頭兩種。
從三年級開始，父母便把喂豬喂羊的任務交待了我，放學後我背著芨芨筐去灘上捋「花兒菜」回家，把葉子漚在大缸中，約三四天的時間，葉子變黑變軟，用笊籬撈到豬食槽里，拌上麥麩當作豬的飼料，味道刺鼻。
我和村裡的小孩玩得得昏天黑地，太陽落山時匆匆撇上些向日葵的葉子墊在筐底，然後胡亂鏟些草按在上面，趁父母不注意時趕緊溜進後院，把草倒進羊圈裡，這個方法居然屢試不爽。現在和母親聊起小時候的事，母親總是笑：「你那時霸家的呢，能供住一個豬。」
那一年我結識了「死黨」叫郭芳秀，是從鄰近的東風大隊轉學來的。我跟到她家去玩，她的父親和兄長是鐵匠，夏天光著膀子打鐵，打鐵的棚子就搭在院門前面。爐膛里的火紅紅的，老遠就熱的炙人。
四年級的同桌讓我的眼前一亮，也讓我這個臉蛋紅通通、辮子亂蓬蓬的野丫頭著實自慚形穢了一番。開學第二天，我被安排到靠窗第二排的右邊，同桌是新面孔，名叫潘多軍，聽同學說他父親是民勤二中的地理老師。這是個皮膚白凈的男孩子，小平頭，圓臉，大眼睛，笑起來兩個深深的小酒窩，精緻得如同年畫里的娃娃。這種感覺應該就是現在的網紅詞語「驚顏」吧？
說老實話，在與潘同學同桌的一年中，我很少敢正視他。冬季流行「卡衣」，棉布或卡其布面子，裡面裝的是棉花，麻絨布領子，以灰黑色為主色調，比平時的外套略長一些。一個連衣服和鞋子都乾乾淨淨的男同桌，讓我變得有點不自在，我擼起卡衣袖子擦鼻涕的頻率大大下降，用胰子（香皂）的洗臉洗手的次數大大增加，還買了兩塊手方子（手絹），白底，上面印著一朵大的蘭花，綠色的葉子，黃的花蕊。
多年以後，我和石多賓、馬紅香幾個發小與潘君在金昌一家名叫「川湘苑」的餐廳小聚，現居京城的潘君有點發福，大家開玩笑說有點像「座山雕」，我認真端詳了一番，酒窩還在，眉宇間英氣依舊。
到了五年級，我們和那口水井的聯繫一下子密切了起來。學校給高年級每個班級劃分了公共衛生區域，我們班打掃的是從大門口到學校中間的一大段馬路。學校每天檢查，每周五進行評比，下周一早晨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公布結果。哪個班獲得先進，流動紅旗就掛在哪個班教室靠黑板的牆上。可以想像，一枚三角形上印著「衛生先進班級」的流動小紅旗在孩子們心中有多麼重要。
其實到了周五下午，和老師們一起參加衛生檢查的班幹部就把評比結果透露給大家了，獲得榮譽的班級歡呼雀躍，沒有獲得榮譽的班級的，氣氛要沉悶上好一陣子。
冬天，天麻麻亮，值日生早早來到學校，女生掃地，男生打水，在教室里、馬路上洒水。由於班級多，水井的爭奪也就顯得異常激烈，水井周圍經常黑壓壓地圍了一疙瘩人。井台上都是冰，一不小心就滑倒了，水倒光了，衣服也弄濕了。孩子們手腫得像紫紅的饅頭，有的生了凍瘡，浸了水，疼得呲牙裂嘴。夏天的午後，孩子們一窩蜂地竄到水井前打水解渴，遇到水桶掉到井裡撈不上來的情況，就用嘴巴吮吸井繩上的水。
農村的學生沒有多少錢買紙買筆，課堂作業很少，識字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在課堂上跟著老師數筆畫，嘴裡念著「點橫豎撇捺、橫折勾、豎彎勾」等，手指在空中比劃，難免有人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比較經濟也更有效的方式是在各自班級門前的院子裡，學生每人劃一方地皮，每個生字帶詞帶拼音若干遍，同學寫完了由組長檢查，組長寫完了由班長檢查。
通常情況下，老師會搬把椅子坐在教室門前監督。有時候老師也會抽查，沒有抽上的同學幸災樂禍地對著被抽查的同學擠眉弄眼。學生們安生寫字的時間並不長，過不了幾分鐘，有人先發出讀拼音或筆畫的聲音，漸漸地有人開始因為「領土邊界」發生爭執，此時班長就會大聲呵斥：「誰說話呢？悄悄！」過於頑劣的同學，則被叫到老師跟前，蹲在地上，由老師聽寫生字去了。
常常有女生端端正正地寫完了字，剛要喊組長檢查，便有調皮的男生衝過來，雙腳一陣亂踩亂踏，寫的字全亂了，女生哭著去告狀：「老師，彼把我的字跐掉了！」……寫字的工具有小木棍、石塊等，誰要有個廢舊電池裡面的黑炭棒，誰就是全班同學眼羨的對象。我那時有個小黃羊角，甭提有多希罕了，寫上兩三行字就趕緊揣到衣兜里。
至今想起來，紅英小學無疑是快樂教育的典範。如果現在的孩子們知道我們上學時可以經常看電影，不知做何感想。學校放映的電影大致有兩類，一類是與課本緊密聯繫，上什麼課，學校就配合放什麼電影，比如學了《小英雄王二小》的課文，就看《二小放牛郎》的電影；學了《齊天大聖》，就看《大鬧天宮》。如此還有《地道戰》《地雷戰》等；另一類是流行電影，如《紅牡丹》《少林寺》等。有時候是在教室里放，有時候校長高興了就在周末的晚上到學校對面東鎮市場的舞台上放，四鄉八鄰早早吃了晚飯來觀看。記得有一次放《哪吒鬧海》，家鄉方言n和l、ai和an不分，電影開場後就有幾個老人互相詢問，「不是說是個老漢嗎？怎麼蹦出來了個小娃娃？」
由於紅英小學是縣重點小學，趕上九年義務教育試點，我們成為紅英小學有史以來第一撥上六年級的學生。印象中語文和數學課本很厚，相當於把小學一到五年級的知識點鞏固了一遍，還開了英語課。
英語老師叫張利仁，民辦教師，臉龐紅紅的，聽說他是在縣城集訓了一個暑假。第一節課沒有教「A、B、C」，張老師在講台上熱情洋溢地給我們分享了他一個月刻苦學習英語的勵志故事，聽得大家熱血沸騰，仿佛自己也看見了老師每天早上睜開眼睛就看著貼在床鋪牆壁上的字條背單詞的情景。
畢業季的「六一」兒童節格外隆重、熱鬧，東鎮幾個教學區集中到鎮上匯演，足以用盛況空前來形容。東鎮有東方紅、育紅、衛東三個學區，即東中、上潤、雨順三個中學周邊的小學。演出地點就在學校後面的操場上。作為東道主的紅英小學，自然鉚足了勁兒要博得頭彩。
「五一」節剛過完，就開始排練。鑼鼓敲得震天響，下午第二節課開始繞著操場走步。走過主席台時，同學們自覺地舉起右手敬隊禮，然後排成方陣，一遍一遍整隊，一遍一遍地唱《少年先鋒隊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愛祖國、愛人民」之間要停頓一拍，有同學總是把握不好節奏，唱得參差不齊，老師就教給同學們一個竅門，讓同學們在唱完「愛祖國」以後，心中默念一聲「空」，再唱「愛人民」。可是總有同學把這個「空」字唱出來，當然不排除有同學是在搗亂，故意為之。老師只得一次次停下來，不厭其煩地加以糾正。
秧歌和花束表演是傳統節目，合唱練罷，花束隊在操場上有節奏地揮動花束，秧歌隊隨著鑼鼓聲扭來扭去，模樣俊俏的男同學女同學自然被選拔上跳舞了。為了確保節目不至於過早曝光，各個班級都在自己的教室里排練，教室門窗關得嚴嚴實實的，演員們仿佛個個是克格勃特工。
匯演那天，人山人海，幾乎全鎮所有小學的老師和學生都集中在了我們學校的操場上。鑼鼓聲聲、彩旗獵獵，學生們穿著那個年代「六一」兒童節標誌性的服裝——白的確良短袖、藍的確良褲子、白球鞋。戴著鮮艷的紅領巾，染著紅臉蛋，化著紅嘴唇。擴音喇叭中不時傳來總指揮維持秩序和預報節目的聲音，家長們也從四面八方是蜂擁而來，聚在操場周邊的地埂上觀看，甚至中岔渠岸上也站滿了人。賣冰棍、賣汽水、賣麵皮的吆喝聲此起彼伏，別是一番熱鬧景象。
在大多數同學的眼中，「六一」兒童節那天最耀眼的明星不是當選的「三好學生」和「優秀少先隊員」，也不是某個舞姿出眾的演員，而是各個學校的少先隊大隊長，胳膊上別著三道鮮艷的紅槓槓，哨子吹得清脆又響亮。紅英小學的大隊長、我們班的班長石多賓，有板有眼地整隊、報數，與平時的頑皮搗蛋判若兩人，甚至有威風凜凜的感覺。那天的大合唱《少年先鋒隊隊歌》，出奇地整齊，嘹亮。
1984年6月底，我考入民勤二中，6年小學生活畫上了句號。
2019年8月9日，現居太原的王兆軍同學發來一張微信照片，照片上的姜范基老師帶著小孫女在縣城文化廣場上玩耍。老師眉眼含笑，全神貫注地為小孫女挑選玩具。
2019年8月14日回鄉，紅英村委會楊明山書記告訴我說，近20年來，年輕人外出的越來越多，村子裡留守的大多在40歲以上，其中以老年人居多。適齡兒童越來越少，有條件的都轉到縣城上學去了，學校已有兩三年沒有學生。政府將投資70萬在操場上修建一座廣場。
我失落之餘多了幾許憧憬，期待著退休後能多回鄉看看，有空到廣場上跳跳舞，如果能邂逅當年的小同學，更好。
2019年9月20日
馬彩霞，女，民勤縣東湖鎮紅英村人，現居金昌市。愛好寫作，有百餘篇散文在省內外媒體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