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威廉·德雷謝維奇
我們的精英教育體系教育出來的年輕人有才能，有抱負，但卻焦灼，浮躁，畏縮，迷茫，缺乏好奇心，沒有明確的目標，他們陷入了特權的泡沫，千篇一律地朝著同樣的方向發展，非常擅長於他們所做的但卻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些。
雖然精英大學會告訴自己的精英學生，他們可以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成為任何自己想要成為的人，但結果是他們絕大多數人都只會做少數幾樣很相似的工作。它們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念。如果它們真的打算培養出更出色的領袖，就得問問自己究竟需要提高學生的哪些素質。
同時，我們還需要更深入的變革，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創造一個你不必去常青藤或任何私立學校就能受到一流教育的社會。我們曾試過貴族制、精英制，現在是時候試試民主制了。
作者威廉·德雷謝維奇在藤校經歷了2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本科及博士，在耶魯大學任教十年。2008年，他決定辭去教職，並發表了一篇文章——《精英教育的劣勢》，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網絡點擊率超過100萬。後出版《優秀的綿羊》一書，進一步反思精英教育：這一系統到底能給孩子們帶來什麼，它對我們的社會有何影響，我們怎樣才能改善這一體系。
精英學生光鮮外表內，有令人窒息的恐懼和空虛
詹姆士·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經把傳統意義上聰慧過人的高成就精英學生稱為「超人」（Super People）。這種人往往擁有至少兩個學位，擅長一項運動，精通一種樂器，掌握幾國語言，在偏遠地區做過志願者，有若干個持之以恆的愛好——他們全都掌控的很好，自信卻不驕傲，讓同齡人心生敬服。
有一次，一位在頂尖大學任教的好友讓她的學生背誦18世紀蒲柏的一首30行的詩歌，幾乎每個學生都一字不落的背了下來。這位好友感到十分驚訝，她覺得這些學生簡直就像馬戲團里受過嚴格訓練的動物。
這些讓人羨慕的年輕人好像生來就是贏家。但是，從這些年我對我學生的觀察以及和成千上萬名學生的交談中我知道，現實不是這樣的。我們的精英教育體系教育出來的年輕人有才能，有抱負，但卻焦灼，浮躁，畏縮，迷茫，缺乏好奇心，沒有明確的目標，他們陷入了特權的泡沫，千篇一律地朝著同樣的方向發展，非常擅長於他們所做的但卻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些。
當我談論精英教育體系時，我指的是如哈佛，史丹福或威廉士這樣的名校。但同時我也會提到各種私立高中和大量公立高中；各種教育相關行業，包括教師，諮詢以及考試培訓；知名學府及隨之而來的就業機會；中上層階級的家長及社區等等，正是這些因素把孩子們推入這一體系，也就是我所說的精英教育體系。
事實上，我本人就是這一精英教育體系的產物。像現今很多孩子一樣，我在哥大的求學生活簡直像在夢遊。既然選擇了藤校，擺在你面前的目標就是：身份，財富，「成功」。至於你得到的教育對你而言到底有何意義，為何你想要這樣的教育，全不在討論之列。
我在藤校經歷了2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本科及博士，在耶魯大學任教十年。這讓我開始思考：這一系統到底能給孩子們帶來什麼，它對我們的社會有何影響，我們怎樣才能改善這一體系。
我在常青藤教過的優秀學生不勝枚舉，他們頭腦聰明，心思縝密，富有創造力。跟他們交談，向他們學習是件很愉快的事。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只滿足於他們所受的教育為他們規劃好的東西，很少有人會想去打破常規。幾乎沒人打算在大學裡增長自己的智慧，每個人的穿著都好像隨時準備去接受採訪。
看起來這些人都在大學裡遊刃有餘，但實際上，完全適應的表象下，隱藏著深入骨髓的恐懼，焦慮，沮喪，空虛，迷茫和孤僻。最近一項關於藤校大一新生的大規模調查顯示：新生的情緒健康狀況跌至25年來最低水平。
精英大學的入學標準非常極端：成功入學者在未來的人生中絕對不能失敗。所以一旦進入藤校，這些學生就一定要保證自己是個成功者，任何一點不成功的可能性都會讓他們感到恐懼和迷惘。這樣的結果是他們極度厭惡風險——因為沒有犯錯的餘地，所以他們會極力避免犯錯的可能。
一名叫波摩娜（Pomona）的學生曾對我說，她十分想去反思自己正在學習的東西，但她根本沒時間。我問她是否想過不要每一科都拿A，她非常錯愕地看著我，似乎我提出的是一個十分愚蠢的建議。
精英教育體系下，有意義的人生就是富裕，證書和名聲
如今人們談論大學教育時，常常出現一個詞：「投資回報率」。但似乎沒有人會問：所謂「回報」應該是什麼，只是多賺一些錢？
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找到一份工作嗎？
我們讀大學到底是為了什麼？
大學的首要功能應該是教人思考，而不只是掌握某門專業知識。它可以讓你在離開家庭之後，在開始工作之前，能有幾年時間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並利用這段時間深入思考各種事物，比如說「如何構建自我」。
「構建自我」這個概念聽起來似乎有些奇怪。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經說過：「我告訴過學生，自我就是你生來所具有的東西。」但是只有通過與心靈的交流，你才能成為一個思想獨立的，有獨特感悟的靈魂個體。
當然，大學教育並非學習思考的唯一機會，但它卻是最好的機會。有一件事很確定：如果你學士畢業時還未開始學習思考，你很可能以後都不會做這件事了。這就是為什麼念本科時如果純粹是在為就業做準備，基本上你就浪費了四年時間。
精英學校喜歡誇耀說，他們一直在教會學生如何思考。但事實上，他們只是在訓練學生的分析判斷能力和演講修辭技巧，讓學生以後更容易找工作，他們只是在教會學生掌握一門或幾門技術，僅此而已。
相比之下，一些宗教大學，甚至在一些不知名的學校都比精英大學做得更好。雖然常春藤盟校對這些學校經常不屑一顧，認為它們的學生「大學水平等級在四級以下」，「SAT分數比他們低幾百分」……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學校的學生卻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或許你會說，至少精英大學的老師們會對學生有嚴謹的學術要求，難道不是嗎？未必。理科通常是，但其他學科則不是那麼嚴謹。現實中，教授會與學生們基本達成了所謂的「互不侵犯協議」：大學視學生為「顧客」，是必須盡心取悅的人。
教授必須研究有成才會獲得獎勵，他們因此希望儘可能少花時間在教學上。順便說一句，教授這一行的整個激勵制度是不鼓勵認真教學的，而且學校名望越高，這種傾向越強。結果是教師教得馬馬虎虎，但大家得到的分數卻都很高。
不得不說，跟幾十年前相比，現在的年輕人似乎更多地參與到了社會活動中，他們更傾向於創新或創業。然而，至少在那些篩選嚴格的重點學校，直到那些充滿抱負的優秀學生畢業，他們對生活的理解依然狹隘：有意義的人生就是富裕，證書和名聲！
很多學生的社會實踐只是為了應付大學論文，很多學生只關心什麼樣的實踐能讓自己的論文得高分，而根本不會考慮這些實踐對自己的人生有何意義。
《紐約時報》一篇報道指出，如今「暑期旅遊學寫論文」活動已經正在發展成為一個蓬勃向上的行業。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的活動其實非常膚淺，比如「一個月周遊義大利學習文藝復興」的活動，實際上就是到義大利與一群藝術家一起呆一天。只有一天!
志願服務也是如此。比如說為什麼很多大學生要去瓜地馬拉這樣的地方參加救援項目，而不選擇密爾沃基或阿肯色州呢？因為這些大學生從小就接受這樣一個觀念：志願服務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將來的個人簡歷上寫下一筆。這些人整天高喊「服務人類」。但他們真的做到了嗎？
名望最高的學校主要通過「領導力」（leadership）這個概念來表明自己的社會責任意識。比如說哈佛的口號是「哈佛為領袖而設」（Harvard is for leaders）。因而這些學校不斷教育自己的學生，要視自己為社會的未來領袖。
但這些學校所謂的「領導力」，不過是指爬上頂尖位置，在某著名律師事務所成為合伙人，在某家大公司成為CEO，無論投身哪一行都要爬到「滑溜柱子的頂端」。精英大學的掌門人們也許從未想過，「領導力」這一概念應該具有更高的意義，或者他們乾脆認為「領導力」這個概念根本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精英大學會告訴自己的精英學生，他們可以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成為任何自己想要成為的人，但結果是他們絕大多數人都只會做少數幾樣很相似的工作。
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和康乃爾幾所頂尖名校約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都選擇進入金融業或諮詢業。一些領域幾乎完全被遺忘，比如說神職人員、軍人、參選從政，甚至是學術領域。如果你因為想成為下一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而從名校輟學，大家會覺得你很厲害；但如果你名校畢業後去當社工，大家就會認為你很可笑。
記者以斯拉·克萊因（Ezra Klein）說：「如今的大學正製造出大批非常聰明但徹底迷惘的畢業生。這些年輕人擁有聰明的大腦和滿腔的工作熱情，但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精英學校一向強調公平，卻正在加劇社會不平等
眾所周知，在哈佛大學，富人們把他們的孩子送進學校，孩子在那裡學會了走路，說話，像富人那樣思考。精英學校一向強調公平，可問題是，他們的做法真的公平嗎？
走在任何精英大學的校園裡，你會發現這樣溫馨的場面：白人商務人士及專家的孩子和黑人、亞裔、拉丁裔商務人士和專家的孩子們一起學習，一起玩耍。史丹福大學認為，他們學校環境是多元的，有來自密蘇里州的學生，也有來自巴基斯坦的學生，有演奏大提琴的學生，也有打曲棍球的學生。沒有人在意他們的父母是否是醫生或銀行家。
但這並不意味著史丹福是一個公平社會。事實上，現有的招生政策並不利於工薪階層和窮困地區的白人家庭，他們很難進入重點學校。
不要欺騙自己了：大學入學遊戲的本質，不在於為中低階層提供向上攀升的通道，甚至不在於中高階層維持自身地位。這遊戲的本質，是確立中上階層的等級秩序。在富裕的市郊小區和市區中富裕的社區，也就是這遊戲主要玩家的聚居地，問題不在於你是否念精英大學，而是在於你念哪一所精英大學。
毫無疑問，這種精英教育系統正在加劇社會不平等，阻礙社會流動，延續特權，並製造出與社會大眾極其疏離的精英階層——而這一階層理論上是要領導社會的。
1985年，250所入學要求最嚴格的大學有46%的新生來自美國收入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到2000年，這一比例已升至55%；2006年，競爭力最強的大學只有約 15%的學生來自收入後二分之一的家庭。大學名望越高，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學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2004年，入學要求最嚴格的一批州立大學有40%的新生來自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而僅僅在五年前，這一比例還只是32%。
之所以會出現這一趨勢，並不是因為學費上升（雖然這是原因之一），而是培養有能力在大學入學遊戲中競爭的小孩需要越來越多錢。進入精英大學的障礙越多，幫助你家孩子突破這些障礙的成本就越高。
富裕家庭幾乎從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開始花錢買通進入精英大學的路：音樂課、運動裝備、海外旅遊，還有高昂的私人補習費，以及住在頂尖公立中小學附近的成本。大學入學重要的SAT考試，理論上是要測量學生的學習能力，但實際上卻是在測量家長的收入，因為SAT分數與家長收入密切相關。
其實，問題不在於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力不夠，而在於精英私立大學根本不允許其學生的經濟背景參差不齊。它們無法接受這種情況。因為它們需要足夠多學生支付全額學費，而且必須照顧大額捐款人；所以它們根本就不想有太多平民學生。
因此，如今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差距已經達到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程度，美國社會流動性也幾乎是已開發國家的最低水平，兩者均絕非巧合。精英大學不僅無力扭轉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它們的政策事實上正是在加劇不平等。
我們需要的教育不是精英制，而是民主制
總的來說，我認為上哪所大學並不那麼重要，全國各地依然有許多不錯的公立大學，這些學校的教學雖然不夠個人化，但學生總體的社會經濟背景卻非常多元，你可以在這裡學習到不少寶貴的經驗知識。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American News & World Report）指出，在排名前20的高校中，有90%的新生都在自己原來的班級中名列前10%。想想看，這樣的學校能讓你學到什麼新東西呢？相比之下，那些在不知名大學裡的孩子往往更加有趣、更加開放、更有好奇心，少了些養尊處優和爭強好勝。
如果說如今哪裡還有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最佳選擇也許是二線學校，不是指二流學校，比如說里德學院（Reed）, 肯尼恩學院（Kenyon）, 衛斯理學院（Wesleyan）, 西瓦尼學院（Sewanee）,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等，這類院校從來不考慮跟哈佛和耶魯拼排名，它們依然堅守著教育的真諦。
在我看來，我們當前的教育機制必須減輕等級體系。平權方針應基於階級而非種族；關於校友捐款和運動員的喜好也應丟棄；SAT 分數應該受到合理的對待；大學應當限制申請者們的課外活動數量，以杜絕為了擴充簡歷而盲目參加課外活動的做法；他們應更多著眼於低收入學生經常做的服務工作；應該拒絕被任何經濟實力雄厚的父母打動；當然，他們也得停止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這樣靠大學排名為生的媒體合作。
更廣泛地講，這些學校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念。如果它們真的打算培養出更加出色的領袖，它們就得問問自己究竟該需要提高學生的哪些素質——一味憑GPA或課外活動數量挑選學生的做法只能培養忠實的苦工而不是具有創造性的頭腦。
除了調整招生制度以外，我們還需要更深入的變革，因為招生改良也許可對付平庸，但卻解決不了更大的不平等難題。主要問題在於常青藤名校本身。一旦我們把培訓未來領袖的任務交給了一家私營機構時，不管他們如何嘴上調花亂墜，利益都將被永遠放在第一位。想想看，難道哈佛高度重視校友捐贈的做法不就是強化當前的階級制度嗎？
以前我常常想：我們需要創造一個世界，讓所有孩子都享有去常青藤名校上學的機會。但現在我逐漸認識到，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創造一個你不必去常青藤或任何私立學校就能受到一流教育的社會。我們曾試過貴族制，我們也試過精英制，現在是時候試試民主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