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馬車傳入中國

中國人接受第一種歐式交通工具——西洋馬車首先是從非常現實的角度出發的。西洋馬車設備非常完美：如果是轎式的，就擁有弧度優美的頂部曲線，配有晶瑩的玻璃窗，絲質的窗幃隨著微微的顛簸前後擺盪。那種雙輪的敞篷馬車則連譯音都非常好聽——「亨斯美¨，橡皮輪子輕便而有彈性，很適合沿著窄窄的街道拉風似地弛騁……

跟很多洋玩意一樣，西洋馬車在中國各地的遭遇頗有不同。比如在北京，本來乾隆時代的1793年，英國大臣馬噶爾尼就曾經向乾隆贈送了兩輛四輪雙馬車，但只是被作為「萬邦」進獻的貢物陳列在圓明園。1900年以前，根本沒有一人肯乘坐這種洋式馬車，包括那些在朝為官的洋人也都入鄉隨俗地乘坐官轎。直到「庚子事變（1900年）後，才終於有個別人嘗試起來，但還是會遭到路人的嘲笑。

而西洋馬車到了上海則是另一番景象，19世紀50年代初，這種時髦的輕便馬車一輸入租界就招來了很多企羨的目光、駐紮上海的達官顯貴、富商大賈迅速自備了這種馬車，在很多人看來，結伴飛車疾馳，招搖過市。是大出風頭的舉動。

頗有意思的是民國初年，被袁世凱派往上海做鎮守使的鄭汝成，一到上海，便迷上了最有派頭的「雙馬車」，即由雙馬並駕的西洋馬車，一改京派官員的那種保守氣。當時的《申報》已經把上海灘看做是「性情的大熔爐」，上海洋場的一切時髦消費風行起來，跑得真比西洋馬車還要快。

與其說是巧合，還不如說是歷史的選擇。汽車在這兩座城市也有著和西洋馬車極為相似的命運。1901年，匈牙利人李恩斯第一次將汽車帶進中國，那是在上海。

1902年前後，袁世凱向慈禧太后進獻一輛汽車。慈禧太后生平第一次坐汽車遊園，但她馬上發現駕車的小太監居然坐到她前面，這是多麼辱沒皇家威嚴！於是她下令小太監跪在駕駛座上開，這下險些釀成禍端。從此紫禁城裡的稀罕物又成了擺設，再沒機會到北京的道路上亮相了。

而作為昂貴的消費品，汽車剛一進入上海就在租界的洋人中流行開來，時髦的上海人對它的追捧更盛於西洋馬車！事實上，許多經由上海引入近代中國的事物都與西方有關。

周祥生的「出差車」

回憶起父親當年的經歷，周惠民既自豪又感既：後來被稱為「計程車大王」的周祥生，13歲從寧波定海隻身來到上海。在理查飯店做侍應生時，學會一口洋涇浜英語。由於經常為客人叫車，使他接觸到很多開「出差車」的司機和乘客，深深喜歡上了這種天馬行空的行當，萌生了入行之念。

切都正當其時。當24歲的周祥生為啟動資金髮愁時，機會突現。一次下班路上，他遇到兩名車夫為拾到的一包盧布票爭執不下。周祥生出面調解，得到兩沓盧布的酬謝，換了500銀元。

靠著這筆意外之財，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下了第一部汽車——一輛英商中央汽車公司的日產黑龍牌舊篷車，車價是900元，他先付了600元然後開始做起了「拋崗生意」。當時計程車沒有固定點上下車，所謂「拋崗生意」即是在街上停車攬客。黃仁宇先生曾在他早年的小說《長沙白茉莉》里這樣描述：

「野雞汽車來了。這種車叫做祥生計程車，車頂上有個大大的J字。」

分期付款的錢很快還完了，周祥生又到中央汽車公司購買了一輛1250元的美式汽車，結果不到3個月，欠款又還清了，靠著這樣不斷積累，周祥生的生意一路向上，完成了「上海灘式」的聚沙成塔，到1929年，祥生車行已擁有汽車20部分行兩處。祥生公司成為行業翹楚，成了傳奇。

誰乘祥生的計程車

在老上海的檔案資料里，你可以查閱到這樣的記載：在影劇院、跑馬場、體育場散場關門時，在門外等候著大批的祥生汽車；在醫院門口、飯店樓前也總有祥生汽車在候客；他們總是把座位收拾得一塵不染，對乘客恭謹有加：當你撥打電話呼叫計程車，你不必等候很長時間……這樣的描述和今天已然相同。

那時，計程車總需要一些長期的主顧。周祥生的一位鄰居在跑馬場工作，他就從鄰居那裡拿到不少贈券，然後作為禮物送給乘客。他總能找出這樣新派、時尚的贈品來，乘客越來越愛叫他的車，慢慢就積累了不少的客戶。當時聞名上海灘的朱家樂隊就曾長期租用祥生小貨車作為外出演奏的交通工具，載著各式樂器，頂上漆著「J」的祥生貨車也常常跟這支家庭樂隊一起出入上流名苑。而有錢人家的闊太太打完牌去吃宵夜，家中車輛不足驅使的，便以計程車代之。一個電話過去片刻即有車候在門外，十分方便。

其實，坐計程車最多的還是在洋行工作的白領，他們上下班主要靠電車，計程車則是夜生活的點綴，如看戲吃茶、派對、兜風、跳舞等活動。夜上海的舞廳、酒吧、賭場等遊樂場所，打烊大多在下半夜，祥生公司根據各處打烊時間按時派車上門送客。祥生公司鄰近金城大戲院和麗都大戲院，夜場戲散之後，上海的名流富商很自然地叫來祥生的汽車在當時，乘坐計程車無疑被視作非常時髦但仍嫌奢侈的消費。

雖然祥生公司有「日夜服務，隨叫隨到」的口號，但根據當時的條件上午叫車下午用是比較普遍的。叫計程車在當時畢竟也算件大事。逢喜喪事叫車，可顯莊重。貴客來滬，叫車往來接送，則表示誠意。

民國21年，正式成立了祥生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總部設在北京路。也是這一年，上海爆發了震驚宇內的一二八事變。後來，周祥生因愛國而得到鐵路局局長黃柏樵的賞識祥生的車獲准特批可以直接駛入北火車站內接送客人。

上海就是上海，即使在這樣物資匱乏的時期，老上海竟迎來計程車業的鼎盛時期。

民國21年，在朋友的指點下，周祥生看準了美匯將大漲的時機，次性簽約購買400台時新的雪佛蘭汽車，後伺機拋售其中的200輛，僅賺取的差價就抵消了其餘200輛的投入，大大擴張了經營規模。而這一年，龍頭老大美國雲飛公司也因經營擴張，改遷公司至大西路76號，改叫車電話為30189，即「三人一杯酒」的諧音。

其他公司如探勒汽車公司、利利汽車公司、華北汽車公司等也都在這年達到鼎盛。1932年至1937年短短5年間，祥生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迅速發展，鼎盛時，股金達50萬元，擁有汽車230輛，設分行22處，職工800餘人，成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車行。

祥生能成功，是上海城市化進程的使然，舊上海公共工具的近代化之路可以說是疾速的人口增長引發的。上海人口從1870年的25萬，到1910年猛增到100萬，而1928年就增加到了300萬之多。城市迅速地長大，到1930年時，上海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內和越界築路區內，共開闢馬路約200條，建成了四通八達的道路網絡。時人這樣評論上海：「租界以上海為最大，而馬路亦上海為最多，且最講究。」

上海需要汽車，就像19世紀60年代的租界需要獨輪車一樣。中國開始拋棄封建社會腐朽落後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世界認同的國際化時尚，並且融入現代文明社會的潮流之中。周祥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與其說他是一個傳奇的商人，還不如說他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