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6日，CSBA(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官網上發布了一則題為《鍛造21世紀大國競爭工具》的報告。報告回顧了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提出的多維挑戰的回應。首先概述了美國為與蘇聯競爭所做的各項措施，然後具體討論了在聯盟；國防組織；軍備競賽和軍備控制；科學、技術和創新；經濟和發展；政治戰爭以及國內安全等領域的深入措施。並通過對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競爭的研究分析，為21世紀與俄羅斯等國的競爭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議。
近年來，美國國家安全界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與俄羅斯等國競爭的必要性上。在經歷了30年的短暫休整之後，人們開始認真思考在和平與戰爭中面對一個經濟上強大、技術上精良的對手意味著什麼，從而接納了大國競爭現實和大國戰爭前景的行動。美國的政府組織、國防規劃優先事項，以及國家權力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該如何進行改革，才能使國家精力聚焦到比冷戰結束以來更為艱巨的安全挑戰上？在過去的30年里，有沒有可以借鑑的經驗教訓？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我們再次處於一個由大國競爭定義的時代，隨之而來的是大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不斷提高。大國競爭的出現使人們開始懷疑冷戰和9·11以後美國國防政策是否過於樂觀。在歐巴馬政府的最後幾年，像時任國防部長阿什·卡特這樣的高級官員已經開始公開談論大國競爭。如今的美國政府對大國競爭的擔憂也一直持續並加劇。事實上，歐巴馬政府的"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和"2018年國防戰略"的前提就是美國與俄羅斯等國之間存在的多維競爭。
報告認為，長期的戰略競爭需要國家權力範圍內的外交、信息、經濟、金融、情報、執法和軍事等多個要素的無縫整合。美國有能擴大競爭空間的優勢和實力，應及時抓住主動權不斷發展。一支更致命的軍事力量、強大的聯盟和夥伴關係、美國的技術創新和績效文化等都能夠不斷產生持續性的美國軍事優勢。
（一）應對大國競爭：冷戰時期
報告回顧了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提出的多維挑戰的回應。首先概述了美國為與蘇聯競爭所做的各項措施，然後具體討論了在聯盟；國防組織；軍備競賽和軍備控制；科學、技術和創新；經濟和發展；政治戰爭以及國內安全等領域的深入措施。
（1）概述為了更好地了解美國在冷戰時期為與蘇聯競爭而開發的各種工具，CSBA對美國在1945年至1990年間創建的旨在促進美國在與蘇聯競爭中獲取利益的組織和機構進行了清查（見下圖）。
這份清單中不包括總統政策，如卡特總統針對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而對蘇聯實施的穀物禁運，或里根因1986年宣布戒嚴而對波蘭實施的制裁。它也排除了總統主義，如杜魯門主義，也不包括冷戰時期發展起來的與大國競爭沒有緊密聯繫的組織，如福特總統的經濟政策委員會等。上圖揭示了它們的多樣性：其中，18項涉及經濟和發展，9項外交和治理，8項教育，7項軍備控制，6項信息和媒體，5項國內安全，以及4項科學和技術。三分之二局限在美國，而三分之一涉及國際合作夥伴。
（2）聯盟
美國冷戰聯盟的一個核心層面是擴展核威懾:承諾使用核武器來保衛盟友。從歷史上看，加強延伸核威懾的一個方法是，在美國盟友的領土上部署核武器。在冷戰期間，這種部署是例行公事。然而，1991年9月，喬治·布希總統的核倡議單方面撤回了部署在海外的所有地面發射短程武器，並停止在水面艦艇、攻擊潛艇和陸基海軍上部署戰術核武器。在接下來的20年里，美國為了擴大在亞洲的核威懾，一直保持著配備核武器的戰斧式地面攻擊巡航飛彈。然而，在2010年，歐巴馬政府的《核態勢評估》呼籲他們停止。
如今，美國的一些冷戰聯盟不僅倖存了下來，而且發展壯大了。如今，北美防空司令部不僅保護北美免受空中和飛彈攻擊，還提供海上威脅預警。北約擴大了其成員，並在歐洲以外進行了部署。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之後，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聯盟見證了澳大利亞軍隊為保衛美國而部署的歷史逆轉。其他的聯盟，如SEATO和CENTO，對美國沒有什麼好處，當成員的利益發生分歧時就消失了。
今天，似乎沒有人支持建立新的聯盟，體現國際承諾的條約在參議院面臨難以批准的情況，比較有可能的是可以將現有聯盟進一步制度化。這方面的努力可以包括採取措施促進盟國之間的互操作性，並建立新的磋商和聯合規劃機制。（3）防衛
冷戰是如何塑造國防部和美國武裝部隊的，這個話題值得成為其自身研究的重點。報告重點介紹了美國政府為更有效地與蘇聯競爭而進行改革的兩個領域:國防組織和網絡評估及競爭戰略的出現。
冷戰初期的許多國防組織改革都是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如上所述，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使國防部得以成立，這與其說是冷戰的迫在眉睫的挑戰，還不如說是二戰中的組織機構的明顯缺陷。類似地，將全球劃分為地理上的作戰司令部的行動，被貫徹在統一指揮計劃中，也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的結果。
如果說在國防部內部建立一個網絡評估功能需要花費數年時間，那麼整合一個正式的競爭戰略方法來為美國國防規劃提供信息則需要更長的時間。20世紀60年代末，安德魯·馬歇爾在蘭德公司擔任分析師時，首次提出了長期競爭戰略的概念。1976年，他首次向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提出將這種觀點納入國防規劃的想法。儘管如此，競爭戰略只是在卡特政府時期才開始非正式地紮根於國防思想，直到里根政府以競爭戰略倡議的形式才制度化。
儘管競爭戰略方法只是在冷戰末期的美國國防計劃中被制度化，但它對蘇聯決策的影響不應被忽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冷戰開始後，國防部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適應長期競爭的需要。對於那些主張大規模改革的人來說，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案例。
（4）軍備競賽和軍控
軍備控制是冷戰期間與蘇聯競爭和管理軍備競賽的第三套工具。同過去的大國競爭一樣，美國和蘇聯利用軍備控制來促進它們的利益，並限制軍備競賽中沒有成效或不受歡迎的因素。
冷戰時期實行的軍備控制有四個階段，這是值得考慮的。
· 首先是人們認為需要軍備控制。
· 第二階段是談判過程本身。
· 第三階段是談判在條約中的體現，隨後簽署並提交批准。
· 最後階段由執行機制和關於遵守的辯論所主導。
在冷戰初期，軍備控制的戰略邏輯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軍備控制被視為防止或避免核時代一些最棘手問題的一種方式，如突然襲擊或戰略不穩定。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軍備控制進程變得制度化和永久化，以至於可以說脫離了其戰略理由。21世紀是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我們可以預期軍備控制的呼聲會越來越高。一些人將尋求利用軍備控制作為競爭的工具。
（5）科學、技術和創新
科學和技術代表了冷戰競爭的第四個舞台。事實上，獲得並保持對蘇聯的技術優勢是美國冷戰戰略的核心。美國尋求促進新技術的發展和刺激創新，以鞏固美國相對於蘇聯的地位。技術優勢是美國戰爭方式的一個關鍵特徵，開發尖端技術被認為是提升美國經濟活力的關鍵。儘管蘇聯在冷戰初期似乎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具有關鍵優勢，但到了冷戰後期，美國民用和軍用技術的創新開始顯示出美國政治體系相對於蘇聯的活力。
冷戰時期建立的一些科學技術機構，如OTA，已經消失了。許多其他部門也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目的。儘管能源部的國家實驗室是為了生產核武器而建立的，但核試驗的結束和對生產新的核武器設計的政策限制，使它們把重點轉移到了其他技術領域。類似的重心轉移也影響了UARCs。儘管在冷戰期間，UARCs開創了衛星導航等新概念，但他們今天的工作更傾向於作為政府資助者的獨立、可信的代理人。
這些轉變反映了兩個更深層次的變化。首先，創新的中心已經從政府轉移到商業部門。舉一個突出的例子，雖然空間探索曾經是政府的專屬領域，但今天有一個充滿活力的商業空間部門，處於空間發射和衛星應用的前沿。其次，創新已經全球化。儘管阿波羅11號宇宙飛船的每一個螺母和螺栓都是在美國製造的，但今天，即使是尖端技術也是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
（6）經濟
冷戰時期的競爭也以經濟層面為特徵，儘管它與國防、科學、技術和創新有些交叉。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政府面臨著如何在不成為駐防國的情況下為全面戰爭做準備的挑戰。一套經濟措施旨在利用美國經濟服務於與蘇聯的競爭，包括改善國防工業基礎和準備工業動員。另一套措施是作為經濟治國的手段向外推出的。
國防工業動員在冷戰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此後基本上處於休眠狀態。自冷戰結束以來，對這些考慮的忽視一直在繼續，迄今為止，人們對21世紀工業動員的意義幾乎沒有思考。
（7）政治戰爭
政治戰爭是遏制XX主義（你懂的）蔓延和削弱其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生長的另一個工具。在冷戰初期，大約從1948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越來越熟練和積極地進行政治戰爭，利用經濟、外交和軍事工具來對抗蘇聯在歐洲和第三世界的意識形態影響。喬治·凱南是美國國務院第一任政策規劃主任，也是美國遏制戰略的設計師，他主張在美國對抗蘇聯的戰略中發揮政治戰爭的突出作用。1948年，他將這一概念定義如下:
政治戰爭是克勞塞維茨學說在和平時期的邏輯應用。從廣義上來說，政治戰爭是一個國家運用除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來實現其國家目標。這種行動既公開又隱蔽。它們的範圍從政治聯盟、經濟措施(如ERP——馬歇爾計劃)和"白人"宣傳等公開行動，到秘密支持"友好"外國勢力、"黑人"心理戰，甚至鼓勵敵對國家的地下抵抗等秘密行動。
外交和政治援助被證明是美國政治戰爭的一個非常成功的工具，並且在整個冷戰期間一直是美國政策的支柱。
並非所有的美國政治戰爭都是國家支持的。美國的政治戰爭具有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網絡的優勢，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創造有利於美國目標的信息環境。一個例子是赫爾辛基觀察，這是一個美國的私人非政府組織，成立的目的是調查蘇聯遵守1975年赫爾辛基協定的情況。事實證明，美國新聞業是抵禦蘇聯虛假信息的重要堡壘。在美國自由主義規範的推動下，無需政府調遣，活躍的國內和全球媒體就幫助揭露了對手國家的各種問題。
（8）國內安全
最後一套工具與內部安全有關。似乎國內安全措施比關注美國境外活動的項目更具爭議性。這類項目中有許多反映了對XXXX在美國影響的關注，並展示了在競爭加劇的時期公民自由受到的壓力。這些措施中的許多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左翼組織和移民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是蘇聯間諜和XXXX意識形態之間的真實信念。
冷戰時期國內安全經驗的教訓之一是，除了謹慎的國內安全措施之外，其他措施很可能是不切實際的措施，儘管存在合法的內部安全威脅，但美國內部安全計劃引發的反彈表明，它們可能走得太遠了。
（二）21世紀的大國競爭：建議
首先，冷戰期間美國用來與蘇聯競爭的工具範圍相當廣泛——比最近關於21世紀大國競爭的討論中的特徵要廣泛得多。儘管試圖複製一個特定的冷戰組織可能沒有意義，但思考一下美國如何開發跨領域競爭的工具卻是有意義的。例如，最近有一些關於聯盟、政治戰爭和經濟治國在與俄羅斯等國的競爭中扮演的角色的討論，但關於軍備控制、工業政策、工業動員和國內安全可能扮演的角色的討論卻少得多。
第二，對冷戰歷史的回顧表明，適應過程是漫長的。儘管許多機構是在冷戰初期杜魯門和艾森豪政府時期建立的，但許多其他機構直到冷戰中期、尼克森政府時期或之後才出現。事實上，一些調整，如積極措施工作組和競爭戰略倡議，只是在冷戰的最後階段才出現的。
第三，美國開發的許多大國競爭工具即使在冷戰的最激烈時期也是有爭議的。例如，在國內，動員美國經濟與蘇聯進行持久戰的計劃失敗了，與根深蒂固的反中央集權主義信念背道而馳，被證明難以實施，而且是短暫的。同樣，針對XXXX團體的內部安全措施考慮不周，壽命也很短。在外部，經濟戰措施，如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卡特政府的穀物禁運，被證明是有爭議的。事實證明，即使是里根政府也很難接受經濟戰。
最後，儘管從美國在冷戰期間的經歷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在其間的幾十年里，許多潛在的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儘管政府曾經是許多科技創新的源泉，但現在卻轉向了私營行業。世界經濟現在已經全球化，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經濟大國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比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要高得多。俄羅斯等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深紮根於美國社會和經濟。
一個重要的推進過程是使大家普遍接受我們正處於一個大國競爭的新時代。儘管《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和《2018年國防戰略》向美國政府表明了這一點，但這種理解尚未滲透到工業和金融領域，更不用說普通大眾了。許多人拒絕與俄羅斯等國競爭的現實。還有一些人，在接受俄羅斯等國正在與美國競爭的事實的同時，對美國政府是否有能力制定和實施一項長期競爭的連貫戰略表示懷疑。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美國的優勢，尤其是在美國經濟和技術創新方面，是如此強大，以至於美國註定要贏得任何競爭。
公眾對大國競爭的接受是冷戰時期與當今情況之間的一個重要分歧點，它凸顯了冷戰類比的潛在局限性。在冷戰初期，一系列的小衝擊和隨之而來的大衝擊，不僅讓美國領導人，也讓美國公眾相信，美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大國競爭的時期。因此，在這場衝突的剩餘時間裡，在很大程度上，沒有關於美國是否需要與蘇聯競爭的根本性辯論。而如今，這種關於大國競爭的共識雖然有可能出現，但尚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