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東面進入西安，乘坐隴海線鐵路，1934年前只能到達陝州，隨後便要乘船渡黃河才能到達潼關，於是便看見塵土飛揚的潼西路。潼西路顧名思義是從潼關到西安的一條交通要道。潼關是陝西的東門戶。有人說潼關得名是由於它西側緊靠潼水，也有人說，黃河自北向南而來，流到這裡潼激關山，因而命名為潼關。潼關是一個雄雞一鳴三省聞的地方，屬於陝、豫、晉三省交界處，南依華山、北望黃河，河山之間距離非常狹窄，因此易守難攻，歷史上曾多次在這裡發生戰鬥。
1924年，作家孫伏園與現代中國文壇巨匠魯迅，還有王捷三、王桐齡等人前往西北大學參加暑假班講學，途經潼關，潼關大街上的醬菜店很多都掛著招牌，宣傳自家賣的是魯迅吃過的醬菜。當時的隴海線還沒有通達西安，孫伏園一行從陝州到潼關有180里黃河水上路程，據孫伏園後來在其《長安道上》中描述：「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也是平地。河床非常穩固，既不泛濫，也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地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至挾黃土而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仿佛『上墳船里造祠堂』一般計劃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
大概在1932到1935年之間（具體時間不能確定），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從潼關進入西安，此時，隴海鐵路已經通達西安，普實克描述了乘坐火車經過黃河鐵路橋的兇險情景：「洪水沖走了橋欄，使鐵軌下的大多數橫樑向支柱傾斜，火車就如同在光禿禿的軌道上不斷晃來晃去，左邊空蕩蕩的，右邊也空蕩蕩的。只要稍微有鬆動，或者鐵軌散開一點，我們就會葬身於腳下滾滾的濁流中。……您可以想像，整整45分鐘火車懸在急流中搖搖欲墜的橋樑上，那水是赤黃色的，水面距鐵軌只有幾公分，大水奔騰而過，水面上漂浮著樹木、狗和其他雜物，只要有稍微粗些的樹幹，就可以沖斷某處的鐵軌。這橋似乎在洶湧浪濤的撞擊下顫抖起來。」
1924年，孫伏園等人在洶湧的黃河上，感受的卻是另外一種情景，他們接觸最早的陝西人是黃河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著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絕不計較『和尚吃洋炮，沙彌戳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該剪下，並不想到剪剩下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部直伸，並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的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黃河船夫的強健、原始、強悍，令孫伏園一行人感慨不已。
黃河最大的支流是渭水。當孫伏園一行在長安講學之後，便從西安東郊的草灘乘船返回北京，於是便有一段渭河行船的經歷。「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的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盡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劃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份。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予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經夠使我驚嘆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降低，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遮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相！……」
民國時期的陝西封閉落後，長安道上，作家們已經感受到陝西人的安靜、沉默、和順，揭示出在理學思想影響下陝西民眾的沉默個性。那種漢唐盛世里秦人的開拓進取、剛健的個性，當時已經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