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時期有關測繪地圖的傳說和歷史記載

《史記·夏本紀》有「舜薦禹於天為嗣……帝舜崩……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後，姓姒氏」，禹去世後傳位於益，禹之子啟殺益而代父因襲帝位，這是夏代之始，也是中國奴隸制社會的開端，即從軍事民主制的部落聯盟過渡到奴隸制王朝，部落統帥權力不斷加強，民主議事的傳統逐漸被專斷獨裁的作風所取代，堯舜時期的禪讓制開始轉變為世襲的家天下。《韓非子·飾邪》記有「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國語·魯語》也記有「昔禹至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可見，在禹之時已經用獨裁代替民主議事了。《禮記·禮運篇》有「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地以為國，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設制度，以立田裡……故謀用是而兵由此起」。

夏代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隸制國家，為維護統治者的權力，必須設立政權機構及相應的職官以加強行政管理，建立軍隊並發動掠奪財富和奴隸的征戰，構築城池以禦敵等，這些應該都需要測繪地圖。根據史料記載，夏代官制中設有「六卿（軍隊將士之稱）」和「掌天地四時之官」，這些官職都可能涉及地圖。另外，還設立了「太史令」掌文書，《太平御覽》引《呂氏春秋》記有「桀將亡，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書奔商」，也可能涉及地圖，但均無據可考。前所引《禮記·禮運篇》所記「城郭溝地以為國」說明了城郭是夏代以來私有制和階級出現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相傳鯀、禹開始築城。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南境內發現了多處古城遺址，如淮陽平糧台、登封王城崗、郾城郝家台、輝縣孟莊等，考古學家認為，這些古城遺址屬於距今約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晚期，在夏紀年之內，可以稱之為中國城市發展史上的胚胎期。

這一時期的城堡，大略呈正方形，面積約在1萬~4萬平方米左右，城內布局主要是排列有序的排房建築，城垣夯築技術還比較原始。輝縣孟莊古城規模最大，長寬各400米，城牆底部寬8.5米，城外有壕溝，淮陽平糧台古城長寬各185米，在南北城牆的中段各開一個城門，還發現南門的門衛房，南門路地下敷設的陶排水管道，說明當時的城堡建設已具有一定的規劃，也可能有城市規劃的地圖測繪。《拾遺記》記有「玉簡…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此簡，以平定水土」。這與夏禹治水「左規矩，右準繩」等，都說明了夏禹時具有測繪地圖的能力。

夏代有關地圖的傳說和記述，主要是《九鼎圖》及其衍生的《山海經圖》。關於《九鼎圖》的傳說，《左傳》記為：「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明楊慎《山海經補註·序》也記有「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物，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其殊匯，駭視警聽者，或見或聞，或恆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尚書·禹貢》，奇而不發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序》也有「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以上史料所記《九鼎圖》的內容大致相同，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關於《九鼎圖》的來龍去脈，傳說是禹在塗山大會諸侯後，為紀念此次盛會，將各方諸侯、方伯進獻的銅鑄成九鼎，象徵統一天下九州萬國。《漢書·郊祀志》記有「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繁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遷鼎於殷；殷德衰，遷鼎於周；周德衰，遷鼎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以及「周赧王卒，九鼎於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史記·秦始皇本紀》記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史記·周本紀》則有「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以及「武王……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封諸侯」。從以上史料看，伏羲黃帝皆曾鑄鼎圖，禹鑄《九鼎圖》乃是對前世的繼承與發展並傳三代，周武王展九鼎封諸侯，至秦時淪伏泗水，秦始皇命千人沒水求鼎勿得。闡明了鑄《九鼎圖》及鼎亡的全過程。史籍還記有後世唐武則天萬歲通天二年（6097年），在東都洛陽建明堂曾鑄九鼎圖，後遭焚毀；宋徽宗崇寧三年（104年）也曾有「鑄九鼎圖，金兵南下，奪九鼎北徙，後下落不明的記載。可見《九鼎圖》的歷史影響是深遠的，而且被先秦時甚至後世諸帝王視為鎮國之寶，世代相傳作為王權象徵。雖然《九鼎圖》沒有傳世而尚不可考，但從「三皇五帝」起始的采、冶、鑄銅技術已被考古學家所證實。因此，《九鼎圖》的傳說並不是子虛烏有，應該是接近真實的，不過它還只是一種原始地圖，但它是夏代地圖史上的一個亮點。

《九鼎圖》雖失，但一般認為它派生了《山海經圖》而傳世，後來《山海圖》也失傳，僅存《山海經》（據說是《山海圖》的說明部分）。《漢書·藝文志》記有劉歆所撰《七略》著錄中之「數術略形法」類列有「山海經十三篇」，即劉欲在《上山海經表》中所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及「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十八篇」。現流傳下來的《山海經》也是18篇，包括《五藏山經》5篇、《海外經》4篇、《海內經》4篇、《大荒經》4篇、《又海內經》1篇。《漢書·藝文志》所述13篇僅計入《五藏山經》5篇和《海內經》、《海外經》各4篇。其後《山海經》在流傳中又有若干變動，主要有晉代郭璞等版本共5卷18篇計31000字，包括：《五藏山經》1卷，含南山、西山、北山、東山中山5篇約21000字；《海經》4卷，含《海外經》1卷（有南、西、北、東經4篇）海內經》1卷（有南、西、北、東經4篇），《大荒經》1卷（有東、南、西、北經4篇），《又海內經》1卷1篇，共10000字。

《九鼎圖》和《山海經圖》的出處及產生的時間，若干史籍的記述也存在矛盾。如《山海經補註》述及「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然圖與經存」。根據這一記述，似乎否定了九鼎圖》出自夏禹，但也肯定了《山海經圖》由《九鼎圖》派生。關於孔甲，一說為黃帝史官，說為禹之後第十四世孫。而終古為夏桀內史令，在時間上為禹後第十八世。據此，《九鼎圖》應是出自黃帝或夏桀前四世或夏桀之時，在時間上前後浮動了10個世紀。另外，劉歆在《上山海經表》中所述「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及「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據此說法，《山海經》的著作應在禹之前或至少是在禹鑄九鼎的同時，基本上是對《山海經圖》出自《九鼎圖》的否定。總之，這些不同的敘述給《九鼎圖》和《山海經圖》的創作時間上構成了一個「千古之謎」，還有待於後世的史學家、考古學家去考證。

筆者只能選擇一般認為「《九鼎圖》出自夏禹，《山海經圖》出自《九鼎圖》」的觀點。《山海經》何時何人所作其說也不一，除上述出自《九鼎圖》及前述劉歆在《上山海經表》中所記外，現今許多學者認為其成書非一時，作者也非人。大約是在戰國初年到漢初由楚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漢劉歆校書時才合編為的。也有人具體地認為，《山經》的寫定時代是戰國初期或中期，《海經》是秦和西漢初年的作品，《大荒經》和《海內經》則是晉代郭璞（生於公元276年，卒於公元324年）作注時收錄成篇的。總的認為，大約成書於戰國，又經秦漢有所增刪。

《山海經》曾引起歷代學者的考訂、注釋和研究。晉代郭璞有注和圖贊，明代有楊慎、王崇慶，清代有吳任臣、汪紱、畢沅、郝懿行等諸家的校注或箋疏等，其中畢沉的校正本是依郭璞所注而博採書傳，多有考證，稱為善本。《山海經》中的《五山經》或《山經》較詳細地記述了華夏範圍之內的山勢、水系、道里、物產等，記述方式是按南山、西山、北山、東山、中山5篇為分區，各分區的山又分為若干行列按每一列從首山為某山述起，依次述某向若干里為某山，山下述某山出焉，其流注於某水或澤或海或無水。其所述地理、地望及山水走向大多可考。全部共述及49座山，其中見於漢晉以來記載以指實確切方位者為140座左右，又其中屬中山範圍內的占半數，對豫西、晉南、陝中地區的記載最為詳確，離此地區越遠則越疏略差謬。相傳今傳本《山經》是歷代巫師、方士、祠官的踏勘記錄，經長期傳變編纂，難免有所誇飾，但所述地理、地望及山水走向大多可考，仍具有較好的正確性，如確曾有附圖，則應具有地圖的形式。而《海經》13篇，純系方士之書，專門記載殊方異國傳聞，幾乎全是神話。從其內容看，有據圖為文的痕跡，可能是以文字說明圖像的。其所畫神怪人物，顯然不屬地圖形式。按《山海經補註》所述，「經」與「圖」曾是並存的，何時佚圖，無從考證。

《辭源》對「山海經圖」一詞的釋文稱「晉郭璞著《山海經圖贊》，贊存而圖佚，後仍依書另作新圖，南朝張僧繇有《山海經圖》10卷，宋咸平中校理舒雅按僧繇圖跡重繪10卷，今皆不存」。說明了《山海經》確曾有圖。晉陶淵明《讀山海經》一詩中曾有「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之句，從郭璞死於公元324年，陶淵明生於公元365年（或372年，或376年）的時間順序來看，陶所觀之圖，應是郭璞所作《山海經圖贊》之圖。從《山海經》的內容來看，它對自然方面的山、川、道里、澤、林、野、動物、植物、礦物、天氣等，人文方面的邦國、民族、物產、疾病等，均有記錄，其所記神話也多而完整且較原始。總之，它保存遠古傳說、神話和史地材料甚多，在先秦古籍及後世典籍中都是少有的。因而引起歷代學者的考訂、注釋和研究已如前述。現今的學者也認為《山海經》對研究古代的歷史、地理、物產、醫藥、交通、民俗、文學、宗教、神話等都有重要科學價值。雖然對《山海經》成書時間眾說紛紜，正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所說：「編纂成書和書中資料是兩回事，說此書成書於戰國和秦漢，不等於否定書中有許多資料出於遠古傳聞。」既然成書時間有記載可考而不是憑空臆造，應該認為《山海經》是地圖學在先秦時期的一項具有一定科學價值的重要成果。

在雲南滄源佤族自治縣發現了巨幅崖畫《聚落圖》，距今已有3500年歷史；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花園村出土的《田獵圖》是青銅器時代刻於甲骨上的原始地圖圖上刻有打獵的路線、山川和沼澤。這些可以算是已發現的中國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原始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