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環境對夏代地學的影響

傳說中的夏代，是中國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的一個朝代。從禹到少康應是軍事民主制下的世襲制時期；從少康、姒予以後，已無經過選舉和罷免的痕跡，部落聯盟的組織形式已為國家機構所代替，氏族社會發展到階級社會，即奴隸社會。中國的奴隸社會包括夏、商、西周三個王朝。夏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的國家政權，它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原始社會的結束，階級社會從此開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中國進入奴隸社會後，生產力比原始社會有了很大的提高。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的：「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為古代文化的繁榮，即為希臘文化創造了條件。」同樣，中國在奴隸制之下，創造出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國之一。夏王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正式進入文明歷史的新時期。中國的奴隸制社會，其環境對地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6個方面：

第一，手工業技術的提高，促進了中國由銅石並用時代進入青銅器時代，開創了燦爛的青銅文化。由於漆器的發明，手工行業增加了漆器製造業。《韓非子·十過》云：「禹作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朱，指硃砂礦物。手工業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地學知識向前發展。

第二，由於青銅器的發展，促進了礦物知識和採礦業的發展以及採礦技術的提高。

第三，農、林、牧、副、漁的農業格局基本形成。這種類型的農業需要有比較豐富的地學知識作基礎，同時又反過來促進地學的發展。比如農業上的氣象、氣候、物候、農田水利等地學知識。

第四，由於文字的發明和發展，使科學文化知識得到迅速的積累和傳播。地學知識自然也不例外。

第五，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使得奴隸制國家不斷發展強大，民族進一步融合，疆域不斷擴展，視野不斷開闊，這種社會環境給地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舞台。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就是說，夏王朝的活動範圍東到黃河與濟水的交界處，西到陝西華陰南部的華山，南到河南洛陽南二十餘里的龍門，北到山西太行山的險要處。

第六，傳說中大禹治水的故事，反映了當時的地學知識水平。而大禹治水這個偉大的工程，又促進了地學知識的積累。

夏代地學知識的積累

城市反映的地學知識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學者研究，推定夏、商兩代的分界點在公元前1500-1600年。又據《漢書·律曆志下》引《帝系》曰：「天下號曰夏後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因此，夏代開始的年代為公元前1932-2032年，距今約4000年。在距今4000~3500年的範圍內，夏朝領土上發掘的城市遺址，毫無疑問當是夏代的城市。此外還有文獻上記載的夏代城市。

據文獻記載，夏人活動地區主要有兩個：一是河南西部的潁水上游和洛陽附近的伊河、洛河下游地區；二是山西省南部的汾河下游和涑水流域。古史傳說中的夏王國的都邑和夏代發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大多與這兩個地區有關。如：在河南西部或山西南部有「夏墟」，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和其他地方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山西夏縣東下馮文化遺址下層，都屬於夏代文化遺址。

二里頭遺址中有宮殿建築基址，數量達數十處。其中已發掘的一、二號宮殿屬二里頭文化第三期，近幾年發現的兩座基址屬第二期的早期階段，也是宮殿建築。一號宮殿庭院中和殿堂檐柱下有祭祀坑存在，證明此宮殿基址屬於宗廟建築遺址。據《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講：「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古代宗廟不僅是統治者供奉祖先的場所，而且是重要的行政處所，是古代政權的象徵。因此，二里頭遺址是夏朝的座都城遺址。據鄭傑祥在《夏史初探》中的研究，認為二里頭大型宮殿遺址，可能是五個不同時期的夏王即太康、仲康、少康、孔甲和桀的都邑。

二里頭遺址雖然是一座規模很大的都城遺址，但迄今尚未發現城牆、城壕等防禦設施。而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下層文化層中，卻發現壕溝兩圈，為「回」字形，平面呈梯形。內溝長約130米，外溝長約150米，兩溝間隔5.5-12.3米，現存溝深約3米。鄭傑祥認為，這裡可能是一處與二里頭文化同期的先商文化遺址。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屬於夏王朝文化。

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堡遺址，是東西並列的兩個方形小城堡，城牆用夯土築成，西城牆長94.8米，南城牆長97.6米。從年代上看，與夏代紀年相吻合。鄭傑祥認為，有可能是「夏禹都陽城」（《世本》）的所在地。

山西夏縣東下馮村北青龍河兩岸台地上，曾發現一座小規模的城堡遺址。南城牆長約400米、寬約8米，殘高1.8米，夯土築成，距今約4000年。從年代上看，也與夏代紀年相吻合，而地址又恰好在所謂「夏墟」的地區內。

此外，古文獻上還記載了一些夏王朝的城市，如：啟的統治中心在夏邑，舊稱陽翟，今河南禹縣。《左傳·昭公四年》曰：「夏啟有鈞台之享」，杜預註：「啟，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台陂，蓋啟享諸侯於此。」

古本《竹書紀年》曰：「後相即位，居商邱。」《通鑑地理通釋》卷四注曰：「商邱當作帝丘。」帝邱在今河南濮陽縣。古本《竹書紀年》又曰：「相居斟灌。」斟灌在今山東觀城縣，距古帝邱不遠。

今本《竹書紀年》曰：少康「遷於原」。原在今河南濟源市原村。

古本《竹書紀年》曰：「帝寧（即帝予或帝杆）居原，自（原）遷於老丘。」老丘即今河南開封。

古本《竹書紀年》曰：「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西河有的說即今豫北東部，有的說是今山西汾陽市，有的說即今豫西和陝西東部一帶，洛陽至華陰，通稱西河。

上述各代夏王的政治中心，就是當時的城市，它們分布在西起華山以東，東達豫東平原的地區內，說明當時夏王朝的領土也是在這些政治中心的周圍，不可能離它們太遠。城市地址的選擇，反映了那時的地理知識。比如地形上一般來說以平坦、高燥為好，最好靠近河川大海，但又不能過於低洼；交通要方便，經濟要發達，等等。城市的最大功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促進物資、信息交換的中心，所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青銅器反映的地學知識

青銅是銅、錫（或鉛）的合金，它的生產必須以銅、錫、鉛礦業為基礎。從考古發掘材料來看，夏代已進入了青銅器時代。

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二期文化遺存中，發現有鑄銅手工業作坊遺址，並在附近出土了相當數量的熔銅坩堝殘片。還發現了一批青銅器具，如銅刀、銅鏃、銅鈴和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等。在二里頭三期文化遺存中發現的鑄銅遺址較二里頭二期規模大，附近還發現有大量的煉銅坩堝殘片和一定數量的陶范，說明當時的青銅器已能成批生產。該期銅器的成分，據化學分析，錛含銅91.66%、錫7.03%、鉛1.23%。兩件爵的成分其中一件含銅92%、錫7%；另一件含銅91.89%、錫2.62%、鉛2.34%。三件標本的共同特點是錫、鉛的含量偏低，平均含銅91.835%、錫5.595、鉛1.19%，已屬於青銅的範疇，但同商代中、晚期相比，則表現出一定的原始性。這個時期的青銅器除了有生產工具，還有武器，如戈、戚、鏃等，又有生活用具，如爵、鈴、銅飾等。

文獻記載也說明夏王朝已比較多地使用銅器，如《越絕書·記寶劍》曰：夏禹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左傳·宣公三年》曰：禹用銅鑄九鼎，「鑄鼎象物」。《墨子耕柱》曰：「昔者夏後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這裡的陶是製作陶范，鑄則是熔金（銅）。由青銅器反映的地學知識有5項：

（1）生產青銅器需要尋找銅礦、錫礦和鉛礦。尋找地下銅礦，一般依靠自然銅和孔雀石的露頭去追蹤尋找，這是最早最原始的找礦方法，是最早的找礦知識。

（2）新石器時代的採石技術，發展成為夏代的採礦技術，保證了銅、錫、鉛礦石的供應。

（3）銅、錫、鉛的開採和冶煉，促進了人們對銅、錫、鉛礦種類及其地理分布的認識。

（4）從採礦到成品交易，使人們在交通運輸方面的知識迅速積累。礦石原料一般在較遠的山區，而冶煉工場則位於人們居住的中心區，因此，組織複雜的青銅器生產，會促使人們迅速積累交通運輸知識。

（5）一個地區的銅、錫、鉛礦物資源是有限的，或許是不齊全的，需要跟鄰近部落交換，這就促進了各部落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自然也包括地學知識的交流。

除了青銅器所涉及的金屬礦物，夏代還有其他礦物岩石知識。據筆者從考古資料統計，夏代使用過的礦物岩石還有：綠松石、軟玉、硃砂、雲母、五花土、泥板岩、石灰岩、砂質頁岩、閃長岩、輝長岩、燧石、石英、赤鐵礦、金、銀、砂岩、孔雀石、紅土、黏土、高嶺土、沉積土、黑土、赭石等。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綠松石、玉、硃砂和五花土。硃砂和五花土用於墓葬中，是當時盛行的墓葬習俗，有的大墓一墓需用308586.5千克，用量較大。綠松石和玉，作為寶石，用來製作裝飾品和禮器。河南偃師二里頭三期文化遺層中出土了眾多的精美玉器，主要器型有玉鏟、玉戈、玉鉞、玉柄形器、玉璋等這些玉器是二里頭文化中出現的新器型，是當時重要的禮器。赤鐵礦的主要用途是作為顏料。泥板岩和石灰岩主要用來製作石磬。金、銀器是與夏代同時的甘肅玉門火燒溝墓地首次發現的貴重金屬器皿，有金耳環、金環和銀環。

傳說中的地圖

傳說夏禹曾用銅鑄九鼎，鼎上鑄有山川、道路、鳥獸、草木圖案，這種圖案就是古代的原始地圖。《左傳·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之。」九鼎傳到商朝末年，周武王克商後，「遷九鼎於雒邑」。到秦代，九鼎被銷毀，鼎上的圖案被摹繪下來，叫做「山海圖」，流傳於世。後來有人提出，《山海經》和「山海經圖」都源於九鼎，說：「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匯、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恆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然圖與經存。」現存《山海經》附圖，只有神怪人物，無地圖的遺蹟。因此，關於九鼎上鑄有原始地圖的說法，至今仍是傳說，沒有得到證實。

夏禹治水的傳說及其反映的地學知識

相傳夏代以前，洪水災害嚴重，「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禹的父親鯀治水沒有成功，舜又派禹去治水。「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的教訓，決定改變治水方法，把純粹堵水改為疏、堵並用。他首先「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親自勘察高山、大河，把地形、河流的情況調查清楚，樹立標記，指明哪些地方要挖掉，哪些地方要修堤，哪些河段要疏導，哪些地方要排水。《史記·夏本紀》云：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權。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又組織治水班子，發揮集體的智慧，制訂「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的治水方案。這樣就順應了水性，疏通了河川，使洪水暢流無阻， 由小河歸大河，由大河歸大海。同時還利用一些天然湖泊、沼澤及低洼地聚積水，起到分洪儲流，灌溉農田的作用。在治水的同時，禹還在田間開溝洫，「盡力乎溝洫」，更能發揮灌溉效益。十三年中，禹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使黃河中、下游地區消除了水害，人民安居樂業。對此，《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呂氏春秋·古樂》云：「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古文獻對禹治水事跡的記載還是比較多的，說明禹治水的傳說是有一定根據的。禹治水成功，受到人們普遍的讚揚和崇敬。禹治水反映的地學知識，除了地形、地勢、山水地理分布等知識，還有測量方面的知識，水文、水利方面的知識等。

《夏小正》中的物候知識

夏朝農業的發展，積累了許多季節、氣候方面的知識。流傳至今的《夏小正》，春秋時期的孔子就認為是夏代的文獻。它記錄的天象、氣候和古代中原地區的天象、氣候非常接近。書中記載的物候知識比較豐富，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物候專著。其中正月的物候是柳樹長花序，梅、杏、山桃相繼開花；田鼠出來活動，野雞鳴叫，雌雄交配；魚兒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層的地方；農田害蟲螻蛄也叫了。這樣一個月接一個月的記載，形成了全年較完整的物候歷。據王鵬飛統計，《夏小正》中有關鳥獸魚蟲及植物各類物候現象共68條，氣象現象7條，農事及畜牧11條。比如：正月「啟蟄」、「魚涉負冰」、「獺獸祭魚」、「梅杏杝桃則華」；二月「有鳴蒼庚」、「來降燕乃睇」、「昆小蟲」；三月「拂桐芭」、「田鼠化為鴛」、「鳴鳩」、「攝桑」；四月「鳴蜮」、「王莠」、「取荼」；五月「鸕則鳴」、「良蜩鳴」、「唐蜩鳴¨」；七月「鷹始摯」、「寒蟬鳴」「時有霖雨」；八月「丹鳥羞白鳥」；九月「滯鴻雁」、「雀入于海為蛤」、「榮鞠」、「蟄熊羆貊貉」、「鼬融則穴」；十月「雉入於淮為蜃」；十一月「隕麋角」。

夏朝的海陸交通

在二里頭三期的房基附近，發現有石甬路（三區）、石子路（六區）。石甬路殘段寬0.35~0.60米，西部由石板鋪砌，東部用鵝卵石砌成，路面平整。石子路殘段用鵝卵石鋪成，與路土似在一個平面上。用石塊築路，說明當時這裡的人們居住稠密，來往頻繁，需要修築比較牢固的路面，以利於人們的交通。這時的築路技術比仰韶文化時期大有進步，是一個新的發展。

《史記·夏本紀》記載：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有路又有車，說明當時的陸路交通比仰韶文化時期先進多了。夏朝的戰爭，以及商品和物資交換也離不開道路，因此，夏朝可能有了一定規模的道路交通網。

夏朝太康時期，商人的祖先相土率領軍隊征伐了海邊和海島中的部落，後人歌頌他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從《禹貢》的記載知道，那時候居住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以及江淮沿海地區的人，都是在海上航行一段路程後再進入大陸，向中原的夏朝進貢的。如冀州「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是說遼東半島一帶，身穿毛皮服裝的居民來中原進貢時，先自東向西在渤海北部航行，以右邊靠著碣石山為標誌。進入黃河後，溯河而上，就可以到達中原。青州「嵎夷既略……厥貢鹽、締海物，維錯」，這是說山東半島的人來進貢時，先從海上環繞山東半島航行。揚州「島夷卉服……沿於江、海，達於淮、泗」，這是說揚州東南海上穿草制服裝的居民，他們來進貢時，由長江口向北航行，進入淮河，再轉入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