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屋公子

19世紀英國作家、藝術家奧斯卡·王爾德說：「我們現代生活中的一切都受惠於希臘人，而所有不合時宜的東西都應歸咎於中世紀。」

西方文明很大程度可以說是建立在古希臘人奠定的政治、文化、哲學、教育、藝術、自然科學基石之上。當然，希臘有諸多城邦，斯巴達科技文化是很落後的，而雅典卻是最璀璨的一顆明珠。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戲劇家阿里斯托芬、尤里比底斯⋯⋯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是曾經活躍在雅典廣場的人物。為什麼一衣帶水的雅典與斯巴達文化差距如此大？

可以說，主要就是斯巴達實行寡頭政治，而雅典卻推行了民主政治。但雅典民主政治雖然邁出一大步，然而貴族會議卻仍然影響，而且貴族還掌握了強大的重裝步兵。如何將軍隊民主化？很快就有答案了。

地中海希臘城邦發展的同時，西亞的波斯帝國也正在崛起。公元前490年，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發起對雅典的戰爭，結果在馬拉松被雅典步兵擊敗。此時，工商業代表蒂米斯托克利擔任名年執政官，他審時度勢，提出建立海軍的方案，而這正是貴族所不擅長的，不少貧民被選拔組建海軍。終於在前449年，波斯人完全被驅逐出地中海。

這次曠日已久的戰爭，還組建了一個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雅典成為200多個入盟城邦的盟主。然而，無論是雅典貴族派還是民主派，都堅持對盟國實施霸權主義。盟國對雅典納貢稱臣，不得擅自退出聯盟，否則會受到雅典武裝干涉。雅典還將一些貧民殖民盟邦，緩解國內壓力。更過分的是，盟國政體必須仿照民主政體。這一方面是來源於雅典在希波戰爭的損失，另一方面則是直接民主需要的經濟支持。這為以後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失敗埋下了火藥。

希波戰爭的另一個影響，就是奴隸制經濟充分發展。雅典的主導經濟實際上是農民從事的農業，社會主要矛盾也在於貴族和平民。但是在希波戰爭後，不僅雅典擁有大量戰俘，而且還收容大量喪失家園的異邦奴隸。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4萬人左右，而奴隸達到20萬之多，甚至第四等貧民也往往擁有一兩個奴隸。這樣一來使得工商業得到充分發展，公民也更加需要團結來鎮壓奴隸，為雅典民主政治走向巔峰提供了條件。

伯里克利登場了。

伯里克利也出身貴族，父親在希波戰爭擔任過艦隊司令，母親則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他同樣是個有學識和理想的人。他曾在演講說：「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主張「主權在民」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得到最廣泛公民的支持，由此戰勝了貴族派客蒙和修昔底德，成為雅典首席執政官。

伯里克利執政時候，主要做了兩件重大改革，一是貴族會議與執政官權力被大大削減，只被保留一般案件的初審權和判處少量罰金的資格，公民大會從此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權力機關，每9天召開一次，所有20歲以上的雅典公民全部可參加；二是將所有官吏取消等級制，並且一律進行津貼制，這樣下層公民當官才有了可能，除了十將軍委員會外，官吏基本上都實行一年一任制，保證公民廣泛當選，以及防止有人專權。

通過忒修斯、德拉古、梭倫、庇希特勒圖、克里斯提尼等人先後改革，到伯里克利時代，達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黃金時代，也是雅典奴隸制國家的繁榮時代。過去往往認為古希臘是從原始社會直接進入奴隸社會，但嚴格說，奴隸制國家要到伯里克利之後才正式確立，之前社會生產主體仍然是農民。又有人認為專制與民主代表東西方早期國家不同發展道路，但我們可以發現，早期雅典仍然是君主專制國家，而民主政治的確立經歷了數百年發展過程。

當時希臘國家除了以希臘為首的提洛同盟，還有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兩大同盟不但有霸權利益衝突，也有意識形態的衝突。希臘國家並不都是民主政治，如斯巴達就仍是貴族政治。在若干次局部衝突與外交談判後，公元前431年，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進攻阿提卡半島，而雅典正逢瘟疫喪生了1/4人口，伯里克利染病而死。雅典缺少堅強的領導決策，民主派產生分裂，貴族派藉機抬頭，斯巴達也煽動被雅典剝削的盟國獨立。

伯羅奔尼撒戰爭從公元前431年持續到前404年，最終雅典慘敗。雅典的戰敗，導致提洛同盟瓦解，這不僅使雅典失去大量納貢，殖民者被驅逐回國難以安置，也加深了社會矛盾，民主政治自然難以維繫。在前411年，貴族派就建立了「四百人政府」，取消選舉制，恢復寡頭政治。寡頭政府被推翻後，不甘心的貴族派又搞出一個「三十僭主」，儘管最後仍然被推翻，但是雅典民主政治實際上到了崩潰邊緣。

公元前4世紀後期，希臘北部的馬其頓崛起。前338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擊敗希臘同盟，成為希臘霸主，宣布希臘城邦對外必須和馬其頓一致。前334—前325年，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率領希臘部隊東征，建立一個橫跨亞歐非的大帝國，波斯與希臘形成一個經濟整體，這使得雅典工商業嚴重削弱。到公元前2世紀後期，馬其頓和其他希臘城邦又被羅馬征服，雅典民主政治至此完全結束。

最廣泛的民主也是最狹隘的民主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師徒曾有討論。柏拉圖認為，民主政府就是暴民政治，不可取；他主張的是賢人政治。亞里士多德基本肯定民主制，但卻反對雅典後期的民主制。他認為，這種制度只講輪番執政，不考慮德才大小；群眾權力太大，把法律撇在一邊，實際上就是集體僭主。所以他仍然支持官吏由選舉產生，並且由有才能的人掌握政權。這對師徒指出了一部分問題所在：雅典民主只強調平等，不講德才甚至踐踏法律；官員任期太短，政策缺乏穩定性。

此外，儘管雅典是最廣泛的民主，但同時又是最狹隘的民主。不但占有人口大多數的奴隸沒有公民權，甚至外邦人和婦女也沒有公民權。而且雅典民主正是建立在發達的奴隸制之上，奴隸的來源大多數是戰俘。希波戰爭的勝利給雅典民主帶來繁榮的契機，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又給雅典民主帶來毀滅的打擊，雅典民主很大程度又是建立在霸權之上的。另外從蘇格拉底之死可以看到，雅典民主雖然是真民主，但卻反對個人自由，與私有制也是矛盾的。

儘管如此，雅典民主仍然留給今天不少政治遺產，其探索出的法律概念和技術、憲法性質的立法，尤其是伯里克利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口號，宛如一顆啟明星，閃耀在歷史的天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