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1年，霍光組織召開了一次有關於漢代治國方略的辯論大會。參會的人員分為兩派，一派是以霍光為首的賢良文學六十餘人，另外一派是以財政大臣桑弘羊為首的「官營」派。雙方圍繞著漢武帝以來的經濟、外交、法制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了辯論。會議的內容記載於《鹽鐵論》，因此叫做「鹽鐵會議」。這場會議集中反映了漢帝國在轉型時期的社會問題以及漢朝的治國理念，對後世產生了重大的重用。

一，從漢武帝的「輪台罪己」說起

公元前89年，漢武帝開始對自己一生的治國政策進行了全面的反思，他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同年，財政大臣桑弘羊請求在輪台屯田，漢武帝於是頒布《輪台詔》，不僅否定了桑弘羊的建議，還對今後的政策方向定下了基調。這件事被稱為「輪台罪己」，它標誌著西漢王朝的治國重心從對外擴張轉為對內安民。

漢武帝一生，為了徹底擊敗匈奴，將漢王朝變成了一架戰爭機器。最終的結果使得匈奴慘敗，漢朝的疆域擴大的一倍。但是其代價也是極其嚴重的。在農業上，為了支持戰爭，漢武帝時代的稅賦、勞役基本恢復到了秦朝的水平，農民重新陷入到了勞苦不堪的境地。史書記載漢武帝時代因為不斷戰爭，導致人口減半。為了得到更多的資金來源，漢武帝實行了「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壟斷對鹽、鐵、酒等重要產業。同時漢武帝向工商業者徵收財產稅（算緡），並鼓勵民間相互告發（告緡），一旦被告發成功，商人的財產將被沒收。這樣的結果也就導致了大量的工商業者破產，全國工商業陷入了蕭條。

再說漢武帝時期的治國思想。漢武帝上台後，實行獨尊儒術，取代了過去無為而治的方針。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漢武帝時代的儒學並非是先秦時代的孔孟之學了，而是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思想的新儒學了。因此，新儒學不再有孔孟儒學的溫和、保守，而更具有了法家的嚴酷色彩。漢武帝的刑法十分嚴酷，遠甚於「文景」時期。《漢書·刑法志》對漢武帝時代的刑法評價道「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

在輪台罪己之後，漢武帝就開始改變這些政策。他將國家的中心任務從擴張轉向經濟恢復，如如任命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確立以農為本的經濟戰略，休養生息，推廣代田法。但是漢武帝並非廢除了上台以來的稅收政策，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與民爭利的工商業措施依然還在實行。而財政大臣桑弘羊作為擴張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在朝中一直阻礙新經濟政策的推行。因此，漢武帝「輪台罪己」不夠徹底，需要由他指定的輔政者繼續深入推行。

二，鹽鐵會議的召開：集中展示了兩種治國思想的對抗

漢武帝去世後，由霍光、桑弘羊、田千秋、上官桀四人輔政，其中大權主要掌握在霍光的手中。霍光對漢武帝末年推行的政策是堅定支持並且延續的，史稱「因循守職，無所該作」。他繼續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並且實行了輕徭薄賦的政策，其口賦（人頭稅）和田租都基本恢復到了文景之治時代的標準。漢武帝時代增加的許多稅賦也被廢除，同時還推行節約，減少勞役。

然而，霍光在進一步推行改革措施的時候，就遭遇到了桑弘羊的巨大阻力。桑弘羊往往和上官桀等聯合起來反對霍光的經濟政策，和霍光唱反調。特別是在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政策上，桑弘羊是堅決要求繼續推行的。為了和平解決這個問題，霍光徵集了一大批賢良文學人士。公元前81年，霍光召集桑弘羊、上官桀、田千秋和這些賢良文學於朝廷，進行了一場公開的辯論。這場辯論的主要內容有四大方面。

首先進行辯論的就是是否要廢除「鹽鐵官營」「均輸平準」。桑弘羊認為，這些經濟政策雖然具有一定的弊端，但是能夠為國家提供豐厚的財政收入。有了這筆財政收入，不僅可以用於養兵禦敵，還可以賑災，修建水利工程，同時有利於防止地方豪強勢力壯大。然而賢良文學集團則認為，鹽鐵官營等遏制了民間商業發展，導致官商興起，官商勢力興起的弊端比豪強的危害更大。同時，官營經濟導致商品的質量下降，最終流入市場的都是「惡鐵苦鹽」，嚴重損害了百姓的利益。同時提出，如今對匈奴的戰爭已經基本停止，也不需要如此多的財政收入。

順著對匈奴戰爭，雙方的爭論開始進入第二個階段，雙方爭論的焦點是是和平還是戰爭。賢良文學集團認為匈奴的威脅已經大不如以前，應該偃兵修文，實行了財物饋贈、和親等政策，並且在文化上實行「以仁義導之」的同化政策。桑弘羊則反對，認為匈奴反覆無常，只能通過戰爭才能讓他們臣服。由於桑弘羊的觀點和漢武帝以後的國家大政方針明顯背離，因而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

第三個爭論的問題是實行德治還是法治。賢良文學集團認為「嚴刑峻法，不可久也」，認為單純依靠刑法的鎮壓是無法消除犯罪的。他們提出漢武帝時代的董仲舒、主父偃等人就已經提出了推行德政的主張，只是還未得到重視。如今社會矛盾尖銳，不能像以前那樣推行嚴刑峻法了。而桑弘羊認為刑法的威力是無窮的，拒絕推行德政。但是桑弘羊一味推行嚴刑峻法的主張顯然也是得不到大多數人的認可的。

第四個爭論的問題是推行實行功利主義政策還是「仁政」。桑弘羊認為國家的一切政策的出發點都應該是為了功利，也就是「權利」，包括為了國家利益和政府的利益。但是桑弘羊明顯忽視了百姓的利益。賢良文學集團則認為以民為本，推行「仁政」。賢良文學集團的意見明顯繼承了孔孟的民本思想，對於當時來說，是更有利於緩解社會矛盾的。

爭論結束後，擔任裁判的田千秋並非直接宣布哪一方勝利，哪一方失敗。然而實際上，勝敗的情況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賢良文學人士在會議上展示了其才能，因而許多開始進入政治領域，成為了霍光的支持者。同時，這場辯論把漢武帝以來的政策弊端進行了分析，得到了大多數官僚的認可，也對新的經濟政策做了輿論的宣傳。而桑弘羊集團在會議後，雖然沒有退出政壇，但是其政治地位卻明顯下降了。第二年，桑弘羊勾結上官桀、蓋長公主、燕王旦等謀反，最終被殺。這件事標誌著擴張主義派退出了政壇。

三，「鹽鐵會議」的評價：為昭宣中興做好了理論保障

鹽鐵會議之後，霍光完全掌握了朝中大權，休養生息的政策得到了全面的推廣。鹽鐵會議後，關中地區的鹽鐵官被廢除，隨後其他地區開始緩慢地廢除鹽鐵官營。到漢元帝初元五年（前44）鹽鐵官曾與齊三服官、常平倉等一同罷廢。而均輸平準也在昭宣時代逐漸被廢除。在刑法方面，昭宣兩帝都減輕了刑法，並主張以教化來調節刑法，緩和社會矛盾。昭宣十分重視吏治，注重選拔良吏來治民。為了防止地方官員魚肉百姓，昭宣十分重視刺史的監察作用，因而昭宣時代的吏治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好的時代之一。

在對外關係上，也主要採取和平的政策。漢朝和匈奴重新開始了和平。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時候匈奴和漢朝的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漢初的和平是匈奴占據優勢，而昭宣時代的，匈奴已經大大削弱，處於了被動狀態。雖然總體上是以和平為主，但雙方也會產生一些對抗事件，如扣押蘇武，入侵邊疆，截殺漢使等。針對這種行為，漢朝也並未向漢初那樣一再退讓，而是堅決給予打擊。

鹽鐵會議後，隨著相應的措施的推行，西漢的蕭條的經濟又開始恢復了起來。由於賦稅、勞役的減少和先進生產方式的推廣，使得農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西漢末期的耕地面積突破了8億畝，戶籍人口達到了5900萬，這正是經濟恢復的表現。鹽鐵官營等針對工商業者的經濟政策廢除後，工商業又開始重新繁榮起來，出現了許多新的富商大賈。漢武帝之後的昭帝、宣帝、元帝時代，其社會經濟總體穩定，經濟繁榮，尤其是昭宣二帝的時代，是西漢的第二個盛世，被稱為「昭宣中興」。

鹽鐵會議為中國古代政治立下了一個典範，也就是高層人員對國家大政方針有爭議的時候，可以進行一場公開的辯論。實際上，從戰國到西漢，朝中都有公開辯論的風氣。這種公開的辯論可以使得問題越辯越明白，同時也有利於防止大臣之間因為證件不合而相互拆台。鹽鐵會議之後，漢代政壇上也出現過多次辯論，如趙充國關於對付羌族的辯論，為解決西部的邊患找到了最佳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