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過山丘，雖然已白了頭；喋喋不休，時不我予的哀愁。還未如願見著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丟。」

——李宗盛《山丘》

浮生若寄，眾生如蟻。在無垠的宇宙中，地球微如星子；在蒼茫的大地上，人類鄙如砂礫。可就在這個擁擠又渺小的星球上，我們卻演繹了無數的悲喜劇。我們在這裡出生和死亡，我們因為離別而垂淚，又因為重聚而歡欣；因為野心而爭奪，又因為更大的野心而捨棄。我們每天都有事可干，每晚都有夢可做，我們都有未來可以期望，都有幸福可以嚮往。

無論是艱辛還是富足，無論是順心還是失意，我們總覺得人生是充滿了意義的，正是這些大大小小的意義支撐我們整個人生的喜怒哀樂。

可是，我們真的生活在意義中嗎？意義是懸掛在我們眼前的那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胡蘿蔔，還是真實存在並值得我們寄託與自況的歸宿？

在現代西方哲學和藝術領域中，有一個高頻詞彙——「荒誕」。西方學者中有很多人認為人生是沒有意義可言的，「人生意義」這個事物是不存在的。理由如下：

一、死亡：個人人生意義的消解

我們一直對死亡諱莫如深。

雖然它是每個人遲早要經歷的重大事件，但我們卻心照不宣地對它避而不談。其實我們從出生開始就在走向死亡，只不過我們從來不願意提前做這方面的心理準備——在迎接死亡這件事上，我們都有拖延症。

但是拖延不代表不會發生，這個必然發生的事件始終盤亘在我們心頭，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揮之不去。我們一直在努力忘記自己會死的事實，但是身邊親友的離去，和越來越接踵而至的葬禮卻不斷地提醒我們：死亡在不疾不徐地逼近我們。

對於死亡我們總是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一切努力和希冀在那一瞬間戛然而止——太窮困的人不甘心，因為他還沒有來得及雲開霧散；太富貴的人不甘心，因為他總是想再要一晌貪歡。於是我們設想出彼岸與來世來自我安慰。

其實你我都明白：所有的意猶未盡和自我安慰都只是徒勞而已，我們這一生所得的一切都會隨著死亡煙消雲散——財富、名譽、事業皆是如此。死亡在終點等著每一個人，然後將一切一筆勾銷。死亡讓每一個生而平等的人重新恢復平等——一無所有的平等。

從這一點上來講，死亡就像一個黑洞，他吞噬著我們為自己樹立的所有希望和意義——一切最終必然歸零。從這一點上來講，我們每個人的一生都像深陷沼澤中一樣，我們的所有努力並不像是在創造，而是在掙扎——無望而悲壯的掙扎。

只要有死亡在等待著世人，荒誕感遲早在某個夜闌人靜時對我們發動突然襲擊，讓我們的所有勇氣、動力和安全感都冰消瓦解。

二、上帝之死：歷史終極意義的消解

我們不僅對人生充滿希望，而且對歷史充滿信心，我們相信因果報應、天道酬勤，於是就算暫時委屈或者受挫，我們都相信自己正在為未來的幸福積攢好運和福報。

社會並不是完全公正的，仍然有罪惡在人間狂歡，但我們卻毫無緣由地相信「明天會更好」。我們相信歷史在不斷進步，現存的一切社會缺陷都可以通過制度的革新被解決掉。我們的目標是那個美好、富足的烏托邦時代，據說在那個時代，沒有貧窮，沒有不公，沒有邪惡。

可是上帝畢竟死在了19世紀。

是啊，有誰給我們承諾過絕對的正義和美好的未來？有誰替我們論證過善惡終有報？說到底，這些並不是客觀規律，而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信念罷了——我們需要一個信念，它能在我們絕望之時給我們支撐下去的力量，於是我們選擇相信它們；而正是因為我們選擇相信了它們，所以我們有了對抗困頓的力量——我們的需要和這些信念之間的循環論證最典型地體現出了人類捉襟見肘的實用主義。

沒有人替我們主持正義，甚至沒有人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義；沒有人幫我們清算罪惡，甚至沒有人能教會我們如何免於罪惡；沒有人為我們允諾歷史的進步，甚至沒有人有足夠的權威判定文明和野蠻。

沒有現成的東西，一切都要我們自己去創造，甚至連判斷我們的創造物的真、善、美的標準都要我們自己創造。

一旦我們判斷錯了或創造錯了呢，怎麼辦？沒有怎麼辦，我們自負其責。

我們或許正在以丑為美，以惡充善，以假亂真。我們或許已經不知不覺地在歷史的迷宮中走進了一條死胡同，正在往地獄裡沖，當然，也或許正好相反。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不管怎樣，我們自己承擔一切後果，在所有行為責任面前，我們無法推卸，我們退無可退，我們是一個孤獨的物種。

荒誕感就是這種孤獨感，這是一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蝕骨的孤獨。

三、荒誕無法思考：人類理性的破產

隨著笛卡爾在爐邊的沉思，人類開始了對自己認識的檢討和理性的啟蒙。經由洛克、盧梭、康德、黑格爾，哥白尼、伽利略、牛頓，我們終於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性的知識體系。這既是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宏大敘事，也是人類最得意的智識傑作——我們憑藉一己之力，發現了在事物背後隱藏了幾十億年的規律。從此我們從世界的服從者，搖身一變成為征服者，我們藉助科學和理性喝令三山五嶽，征服星辰大海——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悖論：恰恰是理性主義方法成就了人類最大的浪漫主義野心。

我們太自負了，憑我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無往不勝，輕率地得出「理性萬能」的結論：一切問題都可以用數據來衡量，用理性來推算，用管理來優化，用技術來解決。最終，連我們的人生意義都是靠理性來確立和實現的：要想在這個理性秩序之下的社會中出人頭地，我們的生涯規劃也必須是理性而高效的，我們的每一個抉擇和行為都必須是理性的——總之，我們理性地確立人生意義，理性地完成它，理性地死去。

但是理性是有邊界的，有些事情是理性無法理解的。比如我們在哪一瞬間突然愛上了一個人，又在哪一瞬間突然不再愛？比如我們為什麼會一時興起來一場沒有目的地的旅行，又為什麼在半道上又突然渴望一個安定的歸宿？比如我們為什麼會在按部就班的世界中突然感受到透骨的荒誕與孤獨，又為什麼在夜半失眠獨處之時感受到世界的友好與偉大？

理性並不能替我們包辦一切，在它無能為力的地方，在世界為我們呈現出它混亂的、不可理喻的地方，那裡是非理性盤踞的地方。

荒誕就寄生在理性與非理性接壤的邊境線上。換句話說，當我們企圖用理性去解釋它能力範圍之外的現象時，我們所感到的那種無能為力和「有勁使不出」的感覺就是荒誕。荒誕是不可想、不可說之物，只要我們仍然只會用理性去想。

荒誕並不是人類理性的特殊例外，更不是一個亟待消除的問題。我也不想在本文得出人生到底有無意義的結論。但我們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在這個充斥著精確的數據和冷靜地分析的時代，我們需要荒誕感。原因很簡單，我們需要一個真實的世界。荒誕確實會給我們帶來不舒服，它會讓我們在失眠的夜晚更難以入眠，在我們認為一切正常的時候突然驚慌失措，讓我們在自以為清醒的時候感覺一切突然變得陌生。但是只有荒誕感才能提醒我們反思自己的人生意義本身是否有意義，提醒我們檢討自己是否將理性只當做了工具，提醒我們試探自己是否足夠勇敢，勇敢到即使人生沒有意義，也可以自己孤獨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