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壑千松入夢來（版畫）師松齡
蘇州園林天下稱勝，而吾邑錢澄之獨斥其工於作偽。錢氏《黃檗山居記》云：「吳中人好堆假山以相誇詡，而笑吾鄉園亭之陋。予應之曰：『吾鄉有真山水，何以假為？』惟任真，故失諸陋，洵不若吳人之工於作偽耳。」錢氏青年游吳，與復社諸人多有往還，並與陳子龍、夏允彝結「雲龍社」。想來是吳人山水林園的優越感，激起他的鄉土自尊，經常與吳人「爭真偽是非」，晚來為文，還特別補上一筆。
據錢文，黃檗山居在城西北十餘里，位於龍眠深處之黃檗嶺。那裡，也孕育了家鄉的母親河——龍眠河。河床很寬，加上水庫的攔截，除了春夏之交的豐水季，河水被分散成數十股水道，縱橫交錯，中間是大片河床，裸露著沙灘或鵝卵石。記得少時頑劣，約小夥伴在河灘壘壩堵魚，也從石縫裡掏過螃蟹。順著龍眠河向上，是鏡主廟水庫。在河岸邊望去，大壩有六七層樓高，數百級台階，是小夥伴們比賽腳力的天然賽場。登上壩頂，粼粼波光撲面而來。由於群山的環抱、切割，湖面算不得浩闊，而是蜿蜒曲折，幽深森碧。森碧是一種安靜並帶點憂傷的色調，而幽深里藏著神秘。那時流行武俠小說，本土有位作家，寫過一篇《龍眠大俠毛栗果》。春天來了，我們去山裡找大俠。沿著壩頂向北，翻越幾座山坡，就是水庫的另一邊。夾岸山翠如嶂，中間是寬闊的峽谷，沿途澗流潺潺，林木豐茂。谷口的崖壁，橫斜著巨大的岩石。遠遠的是人家村落，土地平曠，有農人三三兩兩，荷鋤而過。山溪消失在林木深處，毛大俠了無蹤影，我們坐在殘損的石磴上發獃。大俠，也許還在深山更深處，在少年的凝望與遐想中。
彼時，我的鄉邦文化知識，僅限於桐城派幾位作家，以及宋代那位畫家，龍眠居士李公麟。豈知坐下的石磴，許是黃檗山居的一處台階，那谷口所在，或即「有石關曰容谷」之「容谷」。《黃檗山居記》云：「嶺回合，僅一徑折入，才堪側足，石壁巉岩，下臨深澗。既至，曠焉平衍，有田百餘畝，大壑奔注，溝塍周匝，爭匯于山口而出，喧豗有聲。」回想當日所游，若合符契。
與很多名勝相比，黃檗嶺一帶算不得出奇——凡山環谷折，岩立澗注，大多如此。是以邑人日游其間，曾無驚怪讚嘆者。然而，山水之美，往往因其人事，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設無李公麟，山川雖如斯，當無龍眠之名（李氏之前歷代地誌，均無「龍眠」之稱），亦無龍眠之韻。明清以降，龍眠別業漸多，在山水之外，吸引文士聚居的，便是其文化遺韻。「出門交鹿豕，遺蹟記蘇黃」（左國斌《吊龍眠》），「他年點染公麟筆，惟有龍眠畫不如」（馬敬思《游龍眠經左氏別業》），是名士的文採風流，是《龍眠後遊記》《黃檗山居記》《黃柏山房記》《游碾玉峽記》等山水名篇，將深谷蒼岩、溪泉澗瀑等習見的山景，渲染成世外佳勝。
黃檗山莊，居龍眠之要，本為邑中望族方應干別業。崇禎七年八月，桐城民變，起事者數百人。據時任應天巡撫張國維《撫吳疏草》，起因為宦紳不法，魚肉鄉鄰，激起民怨。方氏主僕，尤為亂民所憎。變亂中，不僅方氏在城中的家業被劫掠，其城外別業，也遭焚毀。乃至「遺址故甓，銖寸不可復見」（《黃檗山居記》）。方氏後來移家金陵，將別業宅基畀外甥姚文燮，姚氏營「黃柏山房」（即錢文「黃檗山居」）。姚文燮為順治十六年進士，官至雲南開化府同知，吳三桂叛，陷亂，乘隙逃遁。滇事平定後，乞養歸，於龍眠築黃柏山房，以匿影避世，並奉養老母。錢澄之在明末依弘光政權，投身抗清，明亡後隱匿家鄉，與邑中名流賢達多有往還。姚文燮新廬成，邀其游觀，遂有《黃檗山居記》。姚氏另有《黃柏山房記》敘其事。
姚氏之《山房記》，筆墨多在四周山水風光，所敘樓台亭閣，為亂前方氏所築，獲自鄰翁之口。據《山房記》雲，大溪從西來，澎拜盪擊，怪藤懸壁，石磴盤曲。山房左廡樂耕堂，壘石為基，「憑欄若樓閣。盡山之蒼翠幽詭，無不俯視」，堂右有斗室曰「半龕」，堂後有樓曰「嘉越」。前後也就這麼幾幢。略微奢侈的，是方氏將院牆外的幾十畝田地，引渠以為湖，「日引勝侶坐畫舫蕩漾中流」。姚文燮復修，尊姚母所囑，形制更簡，不及先時十分之一。姚母時年八十有四，安車來游，謂文燮曰：「我五十年未至此。山川面目如故。當時樓閣不必問，今汝所為，正自佳，毋事蹈襲。山水間貴適意，亦適其在我者已耳。」（《黃柏山房記》）山川不改，舊時樓閣成墟，足見人事無常，是以不必在廳堂樓閣處費力。故姚氏築室，「相其形勢，為梁之、沼之、亭之」，「倚山而樓，以奉太夫人板輿游息其中。左側最古園，有軒豁然，設几案，書史傍列……」（《黃檗山居記》）依勢而為，將人力縮至最簡，不過是占一處天然山水。至於山居，取其適意，蔽風雨而已。
姚氏之山居及其歸隱，實乃陶淵明式的平民之隱，其山朴茂，其居如常，以最安靜的方式，在山水間築一方小巢。不惟黃柏山房，被邑人賦予綺麗想像的龍眠山莊，其址所在的雙溪村，也就是山水清秀的平常山村。只是畫家與詩人們，久居生情，用丹青與平仄，咂摸出雋永的滋味。吾邑明清最出人才，士紳告歸，於城中或郊外卜宅，小小四合院，多不過兩三進。是以城中老宅遺蹟甚多，卻難覓蘇州那般精緻的園林。一者平居里巷，宜居足矣；一者裁山理水，作富貴優遊，顯然異趣。錢澄之謂之真、假之別，並引申道：「作偽雖工，久而必敗，吾見更姓之後，高台傾而曲池平，向時丘壑之玲瓏，問其處，無有能識之者矣。豈若吾鄉山水，雖經喪亂，化為榛墟，後有更起而治之者，山水固在也……」與姚氏太夫人之見，如出一轍。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而山不會塌，河不會涸。龍眠居士們，在自然中尋找永恆，在真山真水間憩息身心，視紅塵中的人事代謝，猶若浮雲。錢澄之與姚文燮，一位是抗清的義士、前朝的遺民，一位是當朝的進士、致仕的鄉紳，卻無妨情投意契，詩酒唱和。其實，錢澄之晚年，效法陶淵明，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詩風沖澹、渾樸，未必有多少遺民情結；姚文燮致仕後，寫詩、作畫、注書，也未必有新朝新民的意識。明清之交，桐城文士在新舊兩朝間的切換，頗為自然。如文燮族兄姚文然，崇禎十六年進士，順治三年，選國史院庶吉士；黃柏山房前主人方應干之弟方拱干，崇禎元年進士，入清補宏文院；左光斗為大明忠良，其三子左國林卻於順治二年應舉……相比之下，吳地的文人們，就激烈得多。錢澄之的早年同道，陳子龍、夏允彝，還有晚一輩的夏完淳，師徒父子，一個個以身殉明，連遺民都不屑做。
也許，在鄉賢們看來，當滿人推行漢化，尊孔孟，復科舉，夷夏區隔自宜冰釋。明也罷，清也罷，一樣的聖賢文章，一樣的當差養家。更何況，家鄉有佳山水，篤定地等在那裡，遠比帝王年號牢靠。「蓋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黃檗山居記》），龍眠山深幽依舊，龍眠河千古長流，這一片山水，自有生生之道。而蘇州園林出自人工，太精緻，太講究，耗盡了人間心血，也就有了太多的執念和堅持。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當龍眠山新舊朝的文士們同席把盞，幾百里外的蘇州，那個唯美到偏執的園林藝術家，詩人、畫家文震亨，決絕地投向陽澄湖，被人救起，仍去意堅決，幾天後絕食殉國。文氏著《長物志》，滿紙的「必」「須」「不可」「忌」：門以木為格，湘妃竹橫斜釘之，或四或二，不可用六；欄杆須木欄，柱不可過高，亦不可雕鳥獸形；簾用湘妃竹，須溫州產，忌花鳥紋；石板橋忌直角轉彎；琴囊須用古織錦，琴下不可系紅綠流蘇……最終，憤然玉碎，也要踐行完美主義者的「不可」。
越精緻，越剛烈；越疏放，越通達。文氏自有其高貴的精神價值。而龍眠的文人們，寄身人力無從施為的大自然，於人事看得寡淡；有真山真水，毋勞技巧經營，也就少了計較；看透名目變幻，便少了執念……是一方水土的涵容，成全了一方人的拯救與逍遙。
風土關係著人情，龍眠山水，便是龍眠鄉風。先時，吾邑鄉里待客，山粉圓子燒肉、火烘肉、辣椒炒干泥鰍，紅燒鯉魚塊，用土得掉渣的藍邊碗，一大盆一大盆端上來。和蘇杭滬雕花細瓷的小點心比起來，也是焦大之於林黛玉。余寄滬上，曾因之頗增愧恧，及聞錢澄之高論，豁然開朗。但得大快朵頤，何須金盅玉盞。鄉風如此，實因風土如是。那是龍眠深處，粗茶淡飯的山居歲月，是疏野渾樸的大自然，涵養出的別樣滋味。就像那山上的小蘭花茶，粗枝大葉，品相拙樸，可是持久經泡，回甘綿長。（來源：文匯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