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館陶縣誌·顯達》中對李珍的記載

《人物誌·顯達》中有對李珍的記載：

李珍，東廠村人，體格魁偉，性朴忠，不事文藻，初任河南開封府原武縣主簿，次任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主簿，奉旨內用充詹事府錄事，康熙五十二年授為登仕郎，尋仕至四品京堂。

《宗教志·釋教》的寺宇「興龍寺」：

在城（指當時的縣城，北館陶）西北八里丁圈村西，原名清涼寺，明成化十三年建，清康熙南巡駐蹕於此，改名為興龍寺。

那麼究竟李珍、興龍寺、以及康熙南巡至丁圈村是不是確有其事呢？

先看李珍

光緒《館陶鄉土志》中對李珍的記載較為粗略，而民國《館陶縣誌》中的李珍則有河南開封府原武縣主簿、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主簿、詹事府錄事、登仕郎、四品京官等履歷。以此為準，在文中所涉及地方的地方志中進行詳細查找，果然在清朝乾隆《原武縣誌》、光緒《海鹽縣誌》中均發現了「李珍」。

河南原武縣（左）、浙江海鹽縣（右）志書中對李珍的記載

乾隆《原武縣誌·職官》：

李珍，山東館陶人

光緒《海鹽縣誌·職官》：

（康熙）三十三年，李珍，館陶例監主簿。

由上面兩個記載可知，民國《館陶縣誌》中對館陶人李珍當過河南原武縣、浙江海鹽縣主簿的記載是正確的。

那麼興龍寺的來歷是否正確呢？

先來看清光緒年間以前的雍正《館陶縣誌》、光緒《館陶縣誌》的記載，兩者是一致的，均為：

興龍寺，在縣北十里丁家圈。

但是卻並沒有關於這個寺是明朝清涼寺，後來因康熙帝南巡駐蹕於此而改名的記載。

雍正和光緒《館陶縣誌》中對興龍寺的記載

再來看乾隆《東昌府志》、光緒《東昌府志》中館陶縣「寺宇」，由於東昌府是當時館陶縣的「上級」，所以在府志中對屬縣的記載不會面面俱到，而是選擇規模大、影響力高的寺宇，在《東昌府志》中記載館陶縣寺宇只有寶應寺、洪濟寺、彌陀寺、崇興寺、圓通寺、龍泉寺等6座，而沒有「興龍寺」。

乾隆、嘉慶《東昌府志》中，館陶縣寺宇中並沒有「興龍寺」

康熙皇帝在二十八年南巡經過獻縣時，有民「進嘉禾一莖雙穗」，就被他「甚寶之」，而被記載入《清實錄·聖祖實錄》中。那麼在館陶縣清涼寺，皇帝得一壯士，並且嘉獎，更應該會被志書記載，並且大書特書。

不過在距離康熙朝更近的雍正、乾隆、嘉慶年間的府志和縣誌中均無相關記載，反而在光緒末年的《館陶縣鄉土志》出現了這個故事，並且「影響」到了民國版和1999年版《館陶縣誌》。那麼，究竟是光緒之前的志書「漏記」了，還是光緒末年的記載是錯誤的？

看一下康熙南巡到沒到過丁圈村就知道了！

康熙皇帝南巡一共有6次，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後來的幾次南巡分別是二十八年、三十二年……

康熙南巡圖

在乾隆《原武縣誌》中，雖然沒有李珍是何時任職原武縣「主簿」的記載，但是可以看到他的繼任者王爾鑣是於康熙二十六年接任的，因此可以推斷和丁圈村、和「興龍寺」、和李珍有關係的那次南巡，是發生在康熙二十六年之前，就可以判斷出與之相關的「南巡」只能是康熙二十三年的那次。

《清實錄·聖祖實錄》的記載可以查到康熙皇帝的每一天都做了些什麼，那麼就來看看發生在康熙二十三年的這次南巡，都途經了哪裡？

九月

辛卯，上東巡。是日，駐蹕永清縣南哥驛

壬辰，上駐蹕霸州苑家口

癸巳，上駐蹕任邱縣李花村

甲午，上駐蹕河間府城南

乙未，上駐蹕獻縣單家橋

丙申，上駐蹕阜城縣伊家村

丁酉，上駐蹕德州南關

戊戌，上駐蹕平原縣七里舖

己亥，上駐蹕禹城縣二十里舖

庚子，上幸濟南府。是日，上駐蹕杜家廟

辛丑，上駐蹕長清縣大灣底地方

壬寅，上至泰安州，登泰山極頂。薄暮、駐蹕行宮。

癸卯，上詣東嶽廟、躬祀泰山之神，是日、駐蹕泰安州崔家莊。

甲辰，上駐蹕新泰縣西舟村

……

從路線上看，在河北省境內經過永清、霸州、任丘、河間、獻縣、阜城，山東省境內經過德州、平原、禹城、濟南、長清、泰安、新泰……，而後來的幾次南巡，其路線基本與第一次相同，因為這條道路就是在明朝以來就使用著的、有「中大道」之稱的「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驛路」。

明朝京師、山東驛路圖，可見與康熙南巡路線一致

從時間上看，古代計時為「天干地支」法，天干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組成，循環使用，《清實錄·聖祖實錄》的記載都是連貫的，每天駐蹕在哪也都很明確，杜絕了缺少某一天，而這一天「恰巧」到達館陶縣的可能性。

從路線上、時間上來看，康熙皇帝這次南巡根本沒有經過館陶！

網絡上有篇自媒體文章所說「康熙帝南巡進入山東地面，決定暫時分行，只乘一舟，減少扈從，晝夜前進，往閱衛河。這一日，來到館陶地面」，也是錯誤的。經過搜索可見，康熙皇帝「決定暫時分行，只乘一舟」的行為，只有在第六次南巡時，去過黃河以南的高家堰、歸仁堤，估計是這個作者由此臆想、抄襲而得的結果。

網上關於這件事的文章，連時間都是錯誤的

既然沒有康熙南巡在丁圈村經過的一事，那麼李珍又是怎麼當上原武、海鹽主簿的？

雍正版的《館陶縣誌·選舉志》「例貢（附例監）」中有李珍的名字。

自明朝至清朝雍正時期的」例貢「

何為例貢、例監？

在古代的科舉制度中，如果按照正常考試，在縣試、府試、院試等考試中，會產生童生、庠生（即俗稱的秀才）、附學生員、增廣生員、廩膳生員等，生員里能夠升讀國子監的稱監生，其他的稱為貢生，這種途徑被稱為「正途」。

正途的「貢生」

此外，還有一種非正途獲得貢生和監生的方式，就是通過捐錢而得的「捐納官」，由上述的廩生、增生、附生等「貢生」通過納捐成為「監生」的，稱例貢；由身家清白的「俊秀」納捐成為監生的則為「例監」。

光緒《海鹽縣誌》中記載的李珍為「館陶例監主簿」，就是第二種情況。

對於捐納官的使用，《清史稿·捐納》中有明確的規定：

清制，入官重正途。……捐納官不得分吏、禮部，道、府非由曾任實缺正印官，捐納僅授簡缺……准貢、例監出身官不得升補正印……各途出身官，經該堂官及督、撫保舉稱職者，升京官及正印；無保舉者，升佐貳、雜職。

大意就是：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正途」的官員才可以得到重用。通過捐納而成的官員不能分配到吏部、禮部工作，也不能當道、府的「一把手」，只能是「虛職」或者權力小的那種官，但如果有總督、巡撫這樣的一、二品大員保舉，可以做到京官以及各級「一把手」，沒人保舉的，只能任副職或者雜職。

李珍因為是通過捐納而成「例監」，只能被授「簡缺」，當「佐貳」或「雜職」，也就有了他在河南原武、浙江海鹽的「主簿」任職經歷。

主簿又是什麼樣的官員呢？

據《清史稿》記載，在縣裡的官員和品級，以及職責分別為：

縣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無定員，正九品；典史一人，未入流。

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徵稅、戶籍、緝捕諸職；典史掌稽檢獄囚，無丞、簿，兼領其事。

可見，主簿是名副其實的「佐貳」和「雜職」，不僅級別是比「未入流」僅高一點的九品，而且在縣裡沒有固定的「編制」和職責，只是根據上級的安排，「哪裡需要哪裡搬」。

那麼後來李珍的「奉旨內用充詹事府錄事，康熙五十二年授為登仕郎」經歷，是不是在官職上就有了根本的改變呢？

在《清史稿》中，對這兩個職位也有記載

詹事府是古代管理東宮事務的官署，也就是輔助皇太子的生活、辦公等事務的機構。其官員和品級主要是：

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少詹事，正四品；……錄事、通事舍人各二人，並從九品。

而「登仕郎」則是一個散官名字。散官只是古代表示官員等級的稱號，有官名而無職事。大概和今天採取的「職級並行制度」類似，是一種「非領導職務」，和實職相比，這種散官稱號最大的優點大概就是「俱授敕命」，即由皇帝下敕書來任命。

清朝的詹事府，位於今天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一帶

具體到「登仕郎」來說，《清史稿》記載為「正九品授登仕郎」，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二級主任科員」。

由此可見，李珍「奉旨內用充詹事府錄事」之後，由於從地方到中央的機構任職，其職務不升反降，由九品的主簿變成了從九品的詹事府錄事，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才因為「熬資歷」被授予正九品的「登仕郎」。

從這方面講，李珍的任職經歷可謂用「慘不忍睹」形容才對，從康熙二十六年之前的正九品主簿，到康熙五十二年的享受正九品待遇的虛職「登仕郎」，近30年的時間級別沒有改變，怎一個「慘」字了得？

最後，李珍是不是成為了「四品京堂」？

細分析一下，發現這是不可能的。

首先，從級別上來分析。

「京堂」，是清朝對高級官員的稱呼，表示為堂上之官，一般為三品或四品官。在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僕寺、太常寺、光祿寺、詹事府、鴻臚寺等卿寺衙門工作的堂官，均稱「京堂」。

民國《館陶縣誌》中記載李珍成為「四品京堂」是這樣的：「康熙五十二年授為登仕郎，尋仕至四品京堂」。

「尋」在文言文里表示時間不久、很快、隨即等意思。

清朝四口武官補子

康熙五十二年授為了九品的登仕郎，其實職只能是低於或者平級於九品的官員，可能那時候仍然是那個「詹事府錄事」。九品到四品，中間差了足有11個品級，怎麼可能「尋」到四品京堂？特別是清朝對他這種納捐而成的官員，除了有總督、巡撫保舉之外，只能做「佐貳」和「雜職」。

顯然，李珍是不屬於有總督、巡撫保舉的那一類人，如果有這層關係，他也不至於近30年時間一直是個九品官。並且是哪怕有人保舉，也不可能一下子升11級，這樣的「火箭式」升遷，即便是「連升三級」的張好古，在做夢的時候也不敢這麼想。

有人可能考慮到，他在為太子服務的詹事府工作，是不是太子提拔的他？

這就更不可能了！這就需要在政治上來考量。

其次，從政治上來分析。

康熙朝的太子名為愛新覺羅·胤礽，他當太子經歷，可謂是跌宕起伏、驚心動魄、一波三折。

胤礽剛滿周歲就確立為皇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被廢太子位，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復立為太子，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再度被廢黜。

愛新覺羅·胤礽

太子是一國之儲君，其廢立是僅次於皇帝登基的大事，在太子被廢、復立、再次被廢的短短三、四年時間裡，發生的各種宮斗、官斗可謂是不計其數。太子的廢立也影響到了服務於他的詹事府官員們，大臣們紛紛躲避還來不及呢，縣誌記載李珍成為四品京堂的時間是在康熙五十二年之後，是太子最後一次被廢後不久，此時不可能有人會給一個九品的、給太子服務的「詹事府錄事」保舉。

那麼，先不看這個「尋」字，是不是在康熙朝平西藏之戰中因功而得到提拔呢？

細分析起來也是不可能的。

康熙朝平西藏之戰發生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五十九年（1720年），此時距離太子被廢沒多長時間，應該仍然影響著太子詹事府系的官員。而戰事結束後的第三年，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朝結束，在如此的政治環境和極短的時間裡，李珍沒有提拔的條件。

由於帶兵進藏的「撫遠大將軍」是皇十四子允禵，他是在康熙末年的「九子奪嫡」中，屬於和雍正皇帝對立的「八爺黨」成員，其嫡系部隊在雍正朝也不會有很好的政治前景。所以有著康熙朝詹事府「工作人員」和雍正朝「十四爺」部下身份的李珍，在康熙、雍正兩朝能夠成為「四品京堂」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估計終其一生，也僅僅是個九品的官員吧。

那麼為何會出現開篇時的那些記載呢？

估計有鄉民為了顯示村莊歷史的顯赫，把康熙皇帝南巡、興龍寺以及李珍等元素綜合到一起，而形成的傳說，這樣的話，可以展示出本村有著比較「輝煌」的歷史，在皇帝、有寺廟、有因此而興的大官，多好的傳奇故事！這個故事結果在光緒年間編撰《館陶縣鄉土志》時，被「採訪」進了志書里，以至於後來被民國版、1999年版的《館陶縣誌》所收錄，以至於成為了官方記載的「正史」。

《館陶縣鄉土志》中的「採訪」

其實，按照語言邏輯推斷的話，也可以判斷出來這個故事的不實之處：如果清涼寺真的是因康熙駐蹕後而改名，也只能改為「龍興寺」才對，是取因皇帝這個「真龍天子」而興之意。絕對不能是「興龍寺」，興哪條「龍」？李珍嗎？這樣的說法在古代可是謀反大罪，誰敢這樣去命名？

所以，整件事情只是村民杜撰的故事，被官方誌書不加判斷收錄成為「正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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