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國家既有實踐證明, 旅遊業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推動力量, 而2020年之前是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制度框架、政策體系完善階段。歐洲一體化鄉村旅遊 (IRT) 框架理論因系統性強、實踐適應性廣, 被國際社會公認為好的鄉村發展工具, 可為我國發展鄉村經濟、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借鑑。生態宜居-治理有效、產業興旺、鄉風文明-生活富裕是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同階段的發展側重與協調重點。同時, 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創新必須尊重本土製度框架與文化邏輯, 立足我國國情與鄉村實際, 走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點的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之路。論文因此提出3階段創新方向為生態引領-上下共創、村民為本-內外共贏、文化為根-主客共生。最後, 從整體性、地方性、維度性、階段性、可測性、主體性角度歸納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框架與實施要點。
一、問題提出
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明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這是從國家全局出發, 順應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期待做出的重大決策。鄉村振興戰略的最大命題是「鄉村如何振興」?農業與旅遊業融合發展是增加農產品附加值, 實現農業三產化的重要途徑。在很多已開發國家, 鄉村旅遊被認為是替代林業、種植業、漁業等滑坡產業, 避免農村人口過度下降、保持鄉村文化傳承的重要手段。1二戰後, 歐洲各國不僅從單一旅遊視角觀察鄉村旅遊, 還開始研究旅遊業對鄉村社區、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 甚至從整個社會影響角度審視鄉村旅遊之作用。2故此, 在歐洲有「拯救歐洲鄉村的鄉村旅遊」之說, 可見, 旅遊業在鄉村發展中提質升級行動方案 (2018年-2020年) 》, 以發揮鄉村旅遊對促進消費、改善民生, 特別是推動中國農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帶動作用。總的看, 中國鄉村旅遊發展還處在從初級向規範階段轉型的過渡期, 2轉型成功既有賴於對本土問題的研判, 也需借鑑國際經驗。
歐洲鄉村旅遊源於19世紀, 距今有上百年歷史, 20世紀70、80年逐漸興盛, 90年代開始關注旅遊業對落後鄉村的助力發展價值與路徑。1999年, 《歐盟2000年議程》首次提出發展生態農業和保護農業環境, 推動了歐洲鄉村發展的重大改革。3同年出台「歐洲農村發展條例 (1257/1999) 」, 指出因「鄉村地區對低附加值農產品的過度依賴, 導致一旦出現經濟波動, 當地經濟就急劇下滑。目前關鍵要鼓勵農村土地除農業外, 進行其他可選擇的利用, 這將有助於維持當地人生計並保護環境」4。在此背景下, 2000年歐洲多國聯合提出「支持和促進歐洲農村落後地區的一體化旅遊」倡議, 確立了「一體化鄉村旅遊」 (IRT: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發展框架, 5以推動落後鄉村全面振興。2010年前的IRT實踐與研究集中在歐洲案例地, 包括西班牙、希臘、法國、愛爾蘭、英國和捷克共和國6個國家的12個落後鄉村地區, 2010年後IRT案例研究開始擴散至美國、6一些邊境國家7及發展中國家, 8高靜和吳必虎對袁家村成功經驗的模型化梳理也使用了IRT框架作為基礎。9IRT框架整合了鄉村發展的各維度和多利益相關者, 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都顯示出較好的適用性, 對鄉村旅遊和鄉村振興具促進作用, 是一個好的發展工具。10
2020年前是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階段, 「探討理論基礎、評介國外經驗、完善總體框架、分析實施難點」11是該階段研究側重。目前對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還多集中在內涵、意義、目標、原則、重點與關鍵措施等宏觀方面, 本文旨在評介歐洲IRT發展框架基礎上, 剖析其對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在理論基礎、推進路徑、創新邏輯等方面的啟示價值, 以凝練要點、完善框架。
二、從IRT框架看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基礎與推進路徑
(一) IRT框架的內涵、維度與路徑
IRT被界定為與所在地區經濟、社會、文化、自然和人力資源聯繫在一起的旅遊業, 這是一種基於長遠眼光、兼顧旅遊發展多重價值的方法。瑏瑠IRT與可持續概念緊密相連, 二者均把社區和自然環境放在發展的中心位置, 但亦有差異, IRT更強調網絡和聯繫的重要性, 發展框架更為細緻且實踐意義更強。
IRT框架涉及內生性、互補性、規模、內嵌性、可持續性、網絡、賦權7個維度。每個維度的定義清晰 (見表1) , 實踐中具體表現也得到了較為系統的總結, 這使其理論性與可操作性兼備。
「網絡」被認為是7個維度的核心。Saxena將IRT概念化為地方和外來者共同形成的網絡, 認為內生性、內嵌性、賦權是網絡能否成功構建的關鍵, 因為資源「內生」、「內嵌」於網絡中, 可通過增強社區資產、成員能力使農村社區得以「賦權」。此外, 「規模」的概念也和網絡有關, 意味著網絡節點的增刪;「可持續性」則是網絡構建的最終結果;「互補性」會使主客在更好的網絡中都得到更好的體驗。Petrou就「互補性」和「網絡」關係做了更深入的探討, 他認為旅遊企業之間建立的正式、非正式網絡促進了互補性, 12因此, 鄉村旅遊應充分利用當地資源與活動, 使生產多樣化, 而不是簡單替代原有的生產方式。
表1 IRT框架各維度定義13
Cawley等根據Porter的戰略協調 (fit) 理論, 將IRT框架關注的7個維度按旅遊目的地發展的時間演進劃分為3階段。Porter認為企業各項運營活動之間的戰略協調可以建立一個環環相扣、緊密聯接的鏈, 從而創造並保持核心競爭優勢, 將模仿者拒之門外。協調可分為三階, 一階協調是保持各運營活動或各職能部門與總體戰略之間的簡單一致性, 二階協調是各項活動之間的相互加強, 三階協調是超越二階協調的投入最優化, 以更為優化的整體系統來強化競爭優勢。14Cawley等將該理論應用到IRT實踐中, 認為鄉村旅遊業發展路徑是 (見表2) :初期以「可持續性」和「賦權」為宏觀統領策略;中期由於對高附加值產品需求增加, 應注重「內生性」、「互補性」和「規模」3個維度;成熟期, 則應關注「網絡」和「內嵌性」以提升整體效率, 聯通內外網絡, 打造地方品牌, 夯實競爭優勢。
表2 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路徑與創新邏輯
(二) 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基礎與推進路徑
IRT框架的理論基礎可朔源至Porter戰略協調理論, 鄉村振興戰略亦如此, 因此推進路徑同樣可分為3個步驟 (見表2) : (1) 一階協調重點是「生態宜居」和「治理有效」。以生態宜居為引領在鄉村確立可持續發展理念是關鍵, 摸索適合中國鄉村的有效治理模式是戰略成敗的根基, 以確保整體行動與戰略目標間的一致性。 (2) 二階協調重點是「產業興旺」。內生性、互補性和規模推進速度直接關係到產業興旺所採取的一系列行動能否彼此協調、互相強化,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將產業發展紅利回饋給參與的鄉民。 (3) 三階協調重點是「鄉風文明」和「生活富裕」。隨鄉村環境改善, 農民收入增加, 文化自信樹立, 城鄉社會網絡聯繫更為有機而緊密, 城鄉差別縮小, 整體行動朝向投入最優化方向發展, 農村美、農業強、農民富的鄉村振興目標逐漸實現。需強調的是, 鄉村振興的5個方面互相滲透, 三階協調並非意味以截然的3階段將其割裂開來, 而是關注不同階段的協調重點, 比如鄉風文明在一階協調時也會展開, 但在生活富足後, 才會成為協調重點, 文化自信隨之得以確立。
鄉村振興戰略與IRT框架一樣, 高度關注鄉村發展的協同性、關聯性與整體性。鄉村振興本質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城鄉融合發展」的論述, 並將「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作為實現鄉村振興五大目標的主要路徑。城鄉融合發展更加強調城鄉發展的有機聯繫和相互促進, 15鑒於城鄉聯繫的多維性, 從實施路徑看, 三階協調對應城鄉融合發展的不同階段。
首先, 一階協調實現城鄉生態一體化, 該階段財政支農資金要更多花費於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城市象歐洲、農村象非洲」是中國城鄉生態環境差距的真實寫照, 已開發國家經驗表明, 生態環境建設是鄉村振興的前提。上世紀70年代, 韓國發起「新村運動」以統籌城鄉發展, 新村運動的第一階段 (1970-1973年) 即是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民基本生活居住條件。16中國東部地區鄉建經驗也印證了生態一體化是城鄉融合的首要目標, 如浙江省安吉縣結合自身實際, 2003年開始開展農村環境整治提升, 極大改善了縣域農村人居環境, 2008年又在全國率先開展以「中國美麗鄉村」建設為載體的新農村建設。
其次, 二階協調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經濟聯繫是城鄉聯繫最重要的部分, 經濟一體化有利於消除城鄉二元體制, 因此產業興旺被認為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中之重。缺乏產業支撐, 鄉村振興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國外實踐看, 已開發國家都十分重視城鄉產業統籌發展。17如日本曾一度出現農村人口急劇流向城市的現象, 後通過制定《新全國綜合開發計劃》《農村地區引進工業促進法》等政策, 鼓勵城市工業向農村轉移, 強化企業對接鄉村的能力, 實現了統籌融合發展。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也實施「一村一社」計劃, 立法要求有實力的企業對接村莊、幫扶產業, 包括農產品開發、觀光農業、村莊整治等。
最後, 三階協調實現城鄉社會一體化。社會一體化意味著城鄉居民享有同等發展機會, 同等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社會一體化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為前提, 因此城鄉居民恩格爾係數、人均生活費支出比被認為是社會一體化的重要指標。城鄉社會融合、和諧一體是鄉村振興的高層次追求, 1989年後韓國新村運動的最後一個階段也以城鄉社會關係和諧、完善發展為目標, 同時強調農村社區文明和經濟綜合開發。16
不同的是, 城鄉文化與生活方式應是多元化, 而非一體化追求。這種多元化源於地方認同與民族自信, 中國作為原住民國家, 多元文化保護有其重要價值。IRT框架中「內嵌性」也反映了對本土文化與生活方式的保護。值得注意的是, 「內嵌性」沒有放在一階協調, 而是放在了三階協調階段。研究表明, 過度內嵌會使地區缺乏對外部信息的了解, 如一開始就固步自封, 缺乏創新與學習, 發展則無從談起。因此英國學者提出了內嵌範圍和程度界定的問題。在鄉村振興進程中, 無論空間還是時間維度, 內嵌與非內嵌的平衡問題也需要關注。
三、從IRT框架看鄉村振興戰略的本土邏輯與創新方向
(一) IRT框架實施的西方本土邏輯
IRT框架源於西方, 具體實施與西方的制度框架和文化邏輯相適應, 突出體現為自下而上的發展邏輯、多利益相關者的均衡邏輯、基於網絡的合作邏輯。
在管理層面, IRT重視自下而上的方法, 東道主社區的聲音受到關注, 這一點體現在賦權、內生性、內嵌性3個維度, 可持續性維度也與此相關。村民作為文化遺產和自然環境的直接管理者, 其情緒變化對鄉村旅遊良性發展至關重要。地方旅遊發展不應是少部分人的決策, 而應綜合各方意見, 因此要提高村民話語權意識, 使其通過參與決策的方式爭取利益, 並起到監控發展速度的作用。受傳統農業影響, 村民多缺乏創新意識, 為使其積極參與到旅遊發展中來, IRT重視通過專業培訓與教育, 提高村民對鄉村旅遊發展的認知。18
在利益層面, IRT重視東道主社區、遊客、企業、機構 (agencies) 、看門人 (gatekeepers) 、資源控制者等多利益相關者訴求的均衡表達。如: (1) 遊客作為需求方, 旅遊產品設計與營銷中應充分考慮其動機與偏好。但遊客需求與村民利益可能存在矛盾, 如遊客想擴建房屋以獲得更舒適的環境, 而村民則更希望村莊保持原樣, 這時如過分以遊客需求為導向, 就會使村莊失去原真性。因此, 遊客需求與村民訴求應同時被關注, 綜合考慮雙方意見以平衡利益關係。 (2) 企業主要訴求是經濟收益, 為了自身利益企業可能不顧社會責任, 甚至破壞環境。鑒於此, 政府需制定明確的規範並予以監管, 引導企業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這將有利於帶動當地就業, 吸引人才回流, 幫助當地村民致富增收。 (3) 機構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機構, 如村委會或合作社, 作用包括政策和規劃、商業支持、監管、營銷4方面。營銷可對外強化競爭優勢, 對於本地小企業尤為重要, 但鄉村企業多規模小且地域分散, 高昂的營銷成本常使其難以承受。有效解決方法是小企業組成合作網絡, 成立協會共同對外營銷或影響政府決策。19 (4) 資源控制者指具有人力、資金、信息和土地等關鍵性旅遊資源的個人或組織。資源控制者如對投資回報缺乏信心, 會反對將資源用於村莊旅遊發展, 因此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促使控制者願意投入資源的前提。20 (5) 看門人指旅遊協會、信息中心及媒體等, 作用主要是市場營銷, 在信息傳播中更能建立信任關係、促進合作, 在村落外部縱向網絡發展中不可或缺, 對地方旅遊產品「走出去」起到關鍵作用。
在操作層面, IRT重視網絡的作用。所謂「網絡」, 即要求在社會、環境、經濟和文化之間創造強有力的關係, 這種關係既包括工作上的聯合, 也包括知識的共同生產、轉移以及參與者間的相互合作。21因此, 各利益相關者間的溝通是必要的, 網絡合作、知識共享能帶來信息流動, 從而可更好促進鄉村的可持續發展。
(二)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中國本土邏輯與創新方向
中國農村人口多、底子薄、基礎差, 城鄉差距大, 城市化與鄉村振興進程同時存在。因此不可能照搬已開發國家完全依賴強大財政供給的轉型發展道路, 同時也應避免陷入城市貧困與農村衰敗並存、社會矛盾凸顯的「陷阱」局面。因此, 在借鑑國外成功經驗同時, 還要學習其對於本土製度框架與文化邏輯的尊重, 立足中國國情與鄉村實際, 走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點的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之路。22具體而言, 不同階段本土政策創新邏輯體現在:
首先, 一階協調的政策創新方向為生態引領-上下共創。在歐洲, 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深入人心;在中國, 可持續發展理念確立需要一個過程, 要以生態環境改善引領觀念轉變。在歐洲, 強調「賦權」、民間組織和自下而上的發展模式。在中國, 地方政府兼具機構、資源控制者、看門人等多重角色, 自上而下的統籌在鄉村振興中具有不容小覷的關鍵性作用, 同時也形成了農民合作社這樣一種相對公平、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和社區參與方式23, 因此鄉村振興的有效治理應倚賴於多利益相關者參與的上下共創模式, 不僅是自下而上的賦權。
其次, 二階協調的政策創新方向為村民為本-內外共贏。在歐洲IRT框架中, 內生性和互補性皆彰顯了村民為本的原則, 適度的規模既體現了對生態環境承載力的考慮, 也體現了對社會文化承載力的關注。在中國, 鄉村建設資金需求大, 單靠政府或鄉村自身之力很難推進, 適度吸引外部企業資金參與有其必然性, 因此應是一種村民為本基礎上內外共贏模式。內外共贏取決於內外網絡的平衡, IRT中將「網絡」分為垂直網絡和橫向網絡, 垂直網絡指與外來企業、資本進行合作, 橫向網絡指本地利益相關者間的合作。過度的外部垂直網絡如沒有充分的內部橫向聯網, 會帶來經濟衝擊, 而過度的內部橫向聯網卻缺乏外部垂直聯網, 則會削弱合作效果。24內外共贏模式要確保村民利益、平衡內外網絡, 引入什麼樣的企業、何時引入、怎樣引入等問題都需要深究。同時, 為提高企業投資鄉村的意願, 也需要政策引領, 並做好前期基礎設施改善等基礎性工作。
最後, 三階協調的政策創新方向為文化為根-主客共生。鄉村振興的實質是文化的振興。在歐洲IRT框架中, 內嵌性有助於挖掘本土文化, 培養村民的地方認同和文化自豪感, 融入城鄉融合網絡的價值是找到自我 (文化) , 而非迷失自我。因此在遊客數量增多時, 歐洲已出現反旅遊浪潮, 也就是說在已開發國家, 已進入到生產讓位於生活的階段。在中國, 生產帶來的經濟收益仍更具吸引力, 所以尤其要強調對本土文化的保護, 並努力尋求主客 (外來企業、遊客) 共生的發展模式。如村民更多感受到外來者參與發展為生活帶來的便利以及收入的增加, 會更積極地投入其中, 歸屬感和自豪感也會提高, 有利於形成主客間的良性循環。
四、從IRT框架看鄉村振興戰略的框架與實施要點
(一) IRT框架實施的表現與效果測量
歐洲案例表明, IRT框架在實踐中對地方經濟利益、遊客體驗、生態保護、地方發展、利益相關者協同等均有正向促進作用。更難得的是, IRT不僅停留在概念層面, 也在探究科學的測量方法以驗證模型、評估效果。因為直接測量法的指標選取常與區域空間尺度相關, 又需要足夠長時間的數據才能反映趨勢, 且不同地區數據收集方法相同才具有可比性, 因此難度較大, 目前主要通過間接測量各利益相關者的感知, 進而反應IRT的實踐效果。縱剖面的測量方法由Clark等提出, 該方法對受訪者選取較嚴格, 要求訪問到那些長期經歷當地旅遊發展的涉益方。訪談時, 對6類利益相關者就IRT7個維度的變化感知進行訪問, 回答時分無、弱、中、強4種程度, 對應分值0、1、2、3。該方法不足是主觀性較強, 易受到個人情感、記憶力等因素影響。橫截面的測量方法由Marzo-Navarro等25完成了規範的量表開發:先由研究人員通過文獻綜述提出初始測項, 再通過專家組評估凈化初始測項, 最後通過問卷預試優化並檢驗量表的有效性。IRT量表由5個維度28個測項構成, 即授權4個、內生性6個、內嵌性4個、互補性7個、網絡7個。該量表的不足是「規模」、「可持續性」2個維度未完成測項設定, 待完善。
(二) 鄉村振興戰略的框架與實施要點
IRT框架的理論系統性、實踐廣域性、檢驗有效性都使其給中國鄉村振興戰略以啟示。比對IRT框架的經驗, 鄉村振興戰略的框架結構與實施要點如圖1所示, 生態宜居-治理有效是戰略實施的保障、產業興旺是支柱、鄉風文明-生活富裕是目標。實施要點如下:
(1) 整體性。城鄉網絡構建與融合發展需多元推進, 涉及空間、時間、機構、政策、人力資源、產業創新、經濟、社會、社區等多方融合, 需平衡內部與外部、當下與未來發展, 因此是一個長久而複雜的過程。鑒於此, 特別是在中國地方政府擔當多重角色、外來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不強的背景下, 法律規制勢在必行, 應儘快研究並頒布鄉村振興相關法律確保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確保戰略的多元受益、持續推進。
(2) 地方性。強調產業嵌入的有機性, 新的發展方式要與現有發展相適應。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充分利用當地資源進行多樣化生產, 而不是簡單地以流行的產業模式替代原有的生產方式, 更好體現歷史傳承、區域文化, 真正實現人、地、產水乳交融式的發展。
(3) 維度性。多維度性是可測性的基礎, 是科學性的保障。要把鄉村振興戰略落實到實處, 必須從多維度全面、持續的把握鄉村振興戰略的題中之意, 避免過度行政化和形式化等潛在風險。五大任務可作為一級觀測維度, 更細化、更具操作性的維度劃分亟待研究。
(4) 階段性。長久性與複雜性決定了戰略實施的階段性, 在五大任務、兩步走的基礎上要進一步細化階段性目標, 本文提出三階段協調重點:第1階段側重「生態宜居」和「治理有效」, 彌補鄉村發展欠帳與短板;第2階段側重「產業興旺」, 夯實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第3階段側重「鄉風文明」和「生活富裕」, 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5) 主體性。恰如IRT框架中對村民利益的高度關注, 儘管產業興旺的推動也鼓勵外來者、外部產業的多元參與, 但鄉村振興中必須高度關注農業、農民的主體性地位, 防止其在資本的角逐中被邊緣化, 保有農村對農民、對全國經濟發展的緩衝和保底作用。
(6) 可測性。IRT已發展出較為完善的基於多利益相關者感知的間接測量方法, 為了對鄉村振興實踐予以科學評估和有效監督, 指標體系建設亟待展開, 不涉及到跨國比較時, 直接測量法的價值凸顯, 但考慮到可能的數據真實性問題, 間接測量法不可或缺。
五、結論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 也是一個農民大國, 鄉村振興戰略是基於中國發展新歷史定位的科學判斷, 也是順應人民美好生活嚮往的必然選擇。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 要通過提升戰略的科學性, 確保可持續性, 切忌空洞討論和一時熱度, 規避主觀性錯誤傾向。唯此, 必須夯實鄉村振興戰略的學術支撐, 要通過多維度的指標體系建設對鄉村振興效果予以科學評測。空間上要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村落發展的特殊性與差異性, 尊重村民的主體性與鄉村文化的多元性;時間軸上要在戰略整體穩步推進的基礎上, 注重識別不同地區、不同階段的拐點, 適時調整協調重點, 攻克實施難點, 處理好戰略發展的整體性與地方性的關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借鑑國際經驗, 同時也要尊重中國本土的制度框架和文化邏輯, 摸索一條符合中國的鄉村振興創新之路。 (致謝:感謝碩士生俞方圓在IRT相關論文收集、框架梳理方面所做的工作。)
原標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路徑、創新邏輯與實施要點——基於歐洲一體化鄉村旅遊框架的啟示
作者簡介： 李燕琴, 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旅遊扶貧社區居民生活滿意度演變過程與驅動機理研究」 (41871145);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多維貧困視角下少數民族反貧困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 (17JJD850006) 階段成果;
來源：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