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碑刻出土，證明《蘭亭序》真實存在，「打臉」了郭沫若的言論
書法史上曾有過一次爭論，就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這次爭論可謂振聾發聵，因為發起者想要推翻行書《蘭亭序》的存在，此人就是郭沫若。而辯方想要駁倒郭老的觀點，就要拿出十足的證據才行。當時的書法家有很多人都參與其中，發表了不少文章，最終形成了郭沫若與高二適兩人的「較量」。
之所以有此爭論，不得不提1964年南京出土的《謝鯤墓誌》。當時南京考古發掘了不少東晉大墓，且與王羲之生活年代相近，而從墓中出土的竹簡、墓誌文字來看，均以隸書為主。這啟發了郭沫若，他認為王羲之時期，可能壓根沒有成熟的楷書和行書，所謂「行書蘭亭序」，很可能就是後人偽造的，比如智永。
郭沫若進一步引用史籍對王羲之書法風格的評價，力證王羲之書法應該有濃重的隸書筆意。而商承祚則說：「從東漢起隸書向章草和楷書發展……到了東晉已經成熟」，且《十七帖》就已經幾乎看不出隸書筆意了。無奈的是，高二適、商承祚等人的觀點並沒有出土文物佐證，最終落敗，甚至扣上「唯心主義辯論」的帽子。
直到1998年，一件碑刻的出土，證明了商、高二人的正確，也「打臉」了郭沫若「東晉無楷書、草書」的觀點，此作就是《高崧墓誌》。此碑鐫刻於東晉太和元年（366年），與王羲之生活年代相符。墓誌長約50厘米，寬約25厘米，厚6厘米，1998年出土於南京師範大學仙林校區內。
與之一同出土的還有其夫人《謝氏墓誌》，上面所刻書法風格較為相近，但《謝氏墓誌》隸意更濃。從這兩件墓誌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在筆畫、結字上還有隸書寫法，但整體可以算是比較成熟的楷書了。此碑用筆剛健飽滿，中鋒為主，切筆而入，收筆時有意省去燕尾波磔，如「十」「廿」等字。
不過，有些長橫的收尾也還保留明顯的隸書寫法，如「二」「三」，捺畫捺腳的上挑也能看得出來。但是，這兩件墓誌的楷書寫法明顯多了起來，特別是在某些筆畫，如橫折的提按頓挫，勾畫處理也不再完全平鉤，收筆時尖鋒向上的角度也和緩了不少。
《高崧墓誌》結字寬綽舒展，用筆方圓兼備，頗為含蓄婉轉，與鍾繇的《賀捷表》《宣示表》有近似之處，左右的收放揖讓、上下的重心變化也較為多變。這件墓誌書法中楷、隸筆法的兼容，已經說明了楷書應用的普遍和隸書的衰落，。如果對比王羲之的《黃庭經》《樂毅論》，更能發現隸意的消退。
王羲之已無真跡傳世，而這些經過考古出土的文物，最具有說服力，也真實展現了書法風尚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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