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19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著作《中國的奇蹟》出版30周年座談會，暨建構中國資助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辦。時值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新制度經濟學家，其核心觀點之一，即西方制度如何帶來了經濟繁榮。與會的三十多位經濟學家就《中國的奇蹟》的自主知識體系探索、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局限性，以及中國發展奇蹟的成就展開熱烈討論，同時也頻頻發問，中國奇蹟何以可持續？
觀察者網特推出專題，與讀者分享會上的精彩發言，本文為第二篇，經作者修訂後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編者按：10月19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著作《中國的奇蹟》出版30周年座談會，暨建構中國資助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辦。時值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新制度經濟學家，其核心觀點之一，即西方制度如何帶來了經濟繁榮。與會的三十多位經濟學家就《中國的奇蹟》的自主知識體系探索、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局限性，以及中國發展奇蹟的成就展開熱烈討論，同時也頻頻發問，中國奇蹟何以可持續？
觀察者網特推出專題，與讀者分享會上的精彩發言，本文為第二篇，經作者修訂後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阿爾卡貝·奧克貝（Arkebe Oqubay）翻譯整理/觀察者網 高艷平】
當我的好兄弟林毅夫問我是否可以參加這場討論會時，我不假思索地說，可以。然後我就從倫敦飛到了上海，並且邀請我的同事一起同行。
首先我要祝賀林毅夫，是你點燃了中國奇蹟的火花。一開始，我必須提一句，我們的討論不應該是回應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所說的，我們必須決定我們的敘述邏輯。中國已經證明，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它可以趕上世界領先的經濟體——美國，中國確實表現出了非凡的發展成就。
因此，我們不應該去耗費精力回應別人，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會說什麼：他們會說保護私有財產才是最重要的；他們會說民主或代議制民主制度才會造就經濟繁榮；他們會說「中國早晚會崩潰」的預言。這不應該是我們討論的出發點。
我要強調一下，因為我認識林毅夫教授很久了。許多非洲領導人都認為林教授是非洲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一直在倡導非洲的工業化。而且在我看來，林教授不僅在中國，而且也是國際上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
《中國的奇蹟》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
《中國的奇蹟》一書已經發表30年了，這本書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是什麼？第一，解釋了什麼是「中國的奇蹟」，並對「中國的奇蹟」進行證明，推理出了正統的解釋，現在這本書對中國的解釋已經在學界很有影響力。
我們都知道美國經濟學家華爾特·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直到1980至1990年代一直占主導地位；他指出，每個國家都必須遵循從傳統社會階段、準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再到成熟階段、大眾消費階段到超越大眾消費階段的發展歷程。
「中國的奇蹟」成為反駁羅斯托理論主張的「所有國家都要遵循同一條道路」的有力證據，這本書的作者們一直以來也受到東亞奇蹟的啟發。但我的理解是，《中國的奇蹟》這本書是《東亞奇蹟》的後記。1993年的《東亞奇蹟》報告是世界銀行委託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寫的，這個報告沒有對中國奇蹟提供解釋；報告主張開放和自由市場體制，也沒有告訴我們，國家是否真的能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而中國的奇蹟不僅推動了經濟增長，還從結構變遷和增長轉型的質量角度，向我們證明，制度、資源、文化等並不是增長的先決條件。中國的奇蹟也向我們展示了經濟趕超戰略和後發優勢的重要性，這方面稍後再講。總之，中國的增長是一個後發國家、後發工業化國家如何趕超的故事。
在林毅夫和許多同事的努力下，《中國的奇蹟》對發展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都做出了貢獻。
中國奇蹟的意義——非洲的視角
中國奇蹟的意義是什麼？首先，我想提及的是，雖然我從事學術工作已經很長時間了，但我是一名實踐者和政策決策者。30多年來，我一直作為高級部長和三位衣索比亞總理的特別顧問，參與了政策的制定。
我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觀察者。第一次來中國是在讀了《中國的奇蹟》3年之後。那是在1997年。在那段時間裡，我看到了正在建設中的三峽大壩。2004至2005年，我任亞的斯亞貝巴市長期間，應北京市長邀請來北京做客。我記得，當時的北京正在為籌備2008年奧運會做準備。
在過去的近30年里，我訪問中國達100多次。所以我的觀察是基於實際了解和學習中國經驗而得到的，我只想強調幾點。
首先，中國已經證明，一個國家的整體貧困是可以終結的。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為人類做出了最大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7.7億人擺脫了貧困，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成功。畢竟，經濟增長的目標是為了消除貧困，提高生活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7.7億人擺脫了貧困《擺脫貧困》紀錄片截圖
我想強調的另一點是，中國是全球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它是經濟增長的引擎。這就是為什麼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時，我們不得不擔心，其他地區和國家會受到影響。
現在，每年全球經濟增長的35%是由中國推動的。從很多學者的基本原則之一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卡爾在內的很多人認為，製造業是增長的引擎和結構變化的引擎。中國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因為製造業占中國GDP，以及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占全球製造業的比重一直接近30%，中國是出口強國。
同樣，中國還是主要的貿易順差國，出口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策略性作用。一旦出口疲軟，作為一個開放經濟，其經濟增長就會受到影響。
第三點，隨著國家的進步，創新和技術能力隨之攀升。中國一直非常重視創新和技術，特別是在2010年之後。但我知道，中國在1986年就開始建立了第一個科技園區。所以中國科技創新戰略是一以貫之的，而且研發投資一直在不斷增加。
最後，我想強調中國對世界最重要的貢獻，那就是綠色轉型，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績。
中國現在在新能源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占全球太陽能生產的80%，電動汽車生產的60%，約80%的電池存儲，等等。之所以取得這些成就，必須與國家在生產和研發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聯繫起來。如果沒有國家的作用，所有這些奇蹟都不可能發生。
我理解中國是從完全由國家主導的中央計劃經濟走出來的，後來你們發現，完全的計劃經濟不能促進經濟發展，老百姓窮苦的現實並沒有改變。改革開放之後，值得注意的是，當國家在引領經濟方面發揮關鍵戰略性作用的時候，真正的經濟趕超發生了。類似的趕超的故事，在之前的東亞四小龍、日本和美國也出現過。
世界需要學習中國，但「中國奇蹟」的研究還不夠
今年新晉諾貝爾經濟學家們曾寫過一本書《國家為什麼失敗》，我們前幾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國家如何學習：技術學習、產業政策與趕超》，這本書中，通過從技術學習、產業政策和追趕策略等領域來回顧中國的發展，我們聚焦於國家如何學習，如何趕超。
其中一章是有林毅夫教授和張軍教授撰寫的，他們提到了一系列核心觀點，請允許我讀一下：
「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曾經以如此高的速度持續如此長時間的增長」；「這些成就可以說是奇蹟」；「作為後發國家，中國抓住了從先發國家那裡學習技術和制度的機會，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優勢，中國無疑是過去40年中最成功的學習者。」
「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曾經以如此高的速度持續如此長時間的增長」；「這些成就可以說是奇蹟」；「作為後發國家，中國抓住了從先發國家那裡學習技術和制度的機會，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優勢，中國無疑是過去40年中最成功的學習者。」
作者合著《國家如何學習》（右一），以及與林毅夫合著的《產業中心和經濟發展牛津手冊》（左一）
總體而言，中國快速的技術進步和經濟成功更多歸功於1978年以來發展戰略的轉變。因此，當我們談論中國的奇蹟，我們必須將其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聯繫起來，鄧小平理論是經濟趕超理論的主要貢獻者，這也是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中國奇蹟為後發國家的經濟繁榮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1978年間，鄧小平說，「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後，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就有希望，再就是善於學習」。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1970年代時候的中國，非常自豪，因為當時的中國人自認為正在以正確的方式實現工業化。但只有當中國領導人參觀日本工廠，訪問了歐洲之後才知道，中國在技術方面已經落後了整整兩代人。
因此，整個問題就很容易理解了，中國承認自己落後了，她必須向其他國家學習。比如，經濟特區概念，這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中國從這個實驗工具中形成了整個對外開放的政策。整個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實驗，需要學習很多，改變很多，也包括犯錯誤。
我要強調在這一變革進程中的三個要點。從實踐中學習，這在研究中至關重要。摸著石頭過河，正是突出了實踐、實用主義的重要性，而實用主義與發展戰略是聯繫在一起的。我覺得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者，以及中國的研究人員可以在這個問題上多加研究。
我們還必須將產業政策作為一種追趕戰略，進行更多地研究，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正在發生變化，知識的作用也在發生變化，因此不斷跟蹤新的產業發展形勢是絕對重要的。
我還認為，對比較優勢需要進行更多的新研究，比如什麼叫動態比較優勢？而且還要研究國家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這很重要。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國家的作用在各部門之間並不總是一致的，它因部門而異，但也因時間而異。從歷史和跨部門的角度來看，沒有靜態的公式和固定路線去解決市場失靈。
此外，我還認為，在理解中國的經濟治理方面，現有的研究還是不夠的。中國有很多東西值得這個世界去學習，因此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我們還需要解釋，中國的綠色增長是如何奇蹟般發生的。根據我自己的觀察，這是一個奇蹟，因為在2000年，中國的光伏產業才剛剛起步，甚至在2010年，中國的電動車汽車生產份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現在，中國是這個新行業、新技術的全球領導者，對全球可持續發展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
中國經驗幾乎在所有大洲的實踐中得到驗證
在與林毅夫教授的合作中，我們對很多關鍵發展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我們做的第一個開創性的研究是關於產業中心和經濟發展的，我們出版了《產業中心和經濟發展牛津手冊》（下圖左上第一本），這本書有57章，1300頁，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和所有國際組織中使用。
我們知道，林毅夫是2008年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行長的。正是他在世行任職期間，他開始從事新發展倡議比如經濟開發區和非洲工業化的研究。如果不是林毅夫在推動，這個項目就不可能產生。他是第一位首次前往非洲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實際上，他去的就是衣索比亞。另一方面，我一直也在積極參與埃塞爾比亞的工業化，以及非洲如何加速工業化進程。
我們的合作研究不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且在實踐中得以應用，埃塞爾比亞有了經濟特區、工業園區等等，而且還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亞洲等幾乎所有大洲的實踐中得到了驗證。
緊接著，我們又出版了《產業政策牛津手冊》。我們認為，產業中心只有在產業政策的框架內才能成功，否則它就是不完整的。我們必須考慮可持續發展，考慮經濟轉型。現在我們正在就「綠色經濟發展」展開研究，研究成果將集結成《綠色經濟發展牛津手冊》，於2025年上半年出版。
在這一系列著作中，中國的經驗被廣泛提及。
中非合作的貢獻者
林毅夫的貢獻不僅僅局限於發展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他的貢獻也不僅僅限於解釋「中國的奇蹟」。他發表了大量關於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文章，他很早就倡導全球南南關係和中非合作方面的研究和實踐。
阿卡貝爾和林毅夫合作編著的《中非合作與經濟轉型》
這些都是理論結合實際的貢獻。所以，我們不應該僅僅把林毅夫看作是一個理論家、一個思想家，我們必須將林毅夫視為一位積極參與轉型經濟的真正的發展問題領軍者，因為他一直在廣泛分享中國經驗的理論價值，以及支持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各地的經濟學家間的合作。
我們所做的重要學術工作之一，是及時編著出版了《中非與經濟轉型》，記載了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建立之後，中非合作雙贏的歷史背景和取得的巨大成果。但從歷史上看，自20世紀50年代萬隆會議以來，發展中國家、非洲國家就一直與中國站在一起。
西方媒體將非洲抹黑成中國的「新殖民地」，事實證明，中國和非洲之間的關係是雙贏的。中非關係是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夥伴關係的典範，這本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已經被翻譯成中文。
迄今為止，中國非洲合作論壇是最大的南方合作平台。很多著名學者為這本合著背書，他們中包括諾貝爾經濟學家麥可·斯賓塞（Michael Spence）等。麥可·斯賓塞提到，在有關中國和非洲的討論中，中國人和非洲人的觀點往往被忽略，該書作者代表了一種與西方世界基於自身獨特利益所形成的言論相背離的觀點。他們揭示了世界正因中國和非洲而發生改變的複雜情形。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教授史蒂芬·陳（Stephen Chan) 則強調，該書的一個新穎之處在於抓住了中非之間經濟關係的多樣性和動態性，並將其與中非學者討論的非洲的轉型聯繫起來。
2023年7月，衣索比亞農業部部長吉爾馬·阿蒙特(Dr. GIRMA AMENTE)一行參觀中聯重科工程機械館。
最後，我應該說，林毅夫對發展經濟學做出了非常傑出的貢獻，他一直是非洲工業化的倡導者，他在全球南南合作，中非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從中可以學習的是，學者要敢於超越邊界，打破成規，努力在改變世界中發揮重要作用。林毅夫也是推動全球範圍類學術合作的典型。
作為朋友和個人，我把林毅夫看作兄弟。我知道，埃塞爾比亞連續幾屆總理都非常敬重林毅夫，他也收到了來自我國總理們和其他同事們的感謝信。
因此，今天我在這裡代表我的大陸，代表非洲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表達我對我們的兄弟林毅夫的深切感謝。我們都需要學習，中國有很多東西可以給予我們，不僅可以確保經濟成功發展，還可以帶來新的知識體系，新的理解中國故事的方式。
非常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