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善這個手抄本決不是自宋刻本出，其所據祖本當為年代更早的寫本。但是，曹本至今尚無完整地傳錄本供人閱讀參校，這是很可惜的。[4]

1997年，《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發表的吳郁芳先生（1945—1996）遺著《元曹善〈山海經〉手抄本簡介》同樣肯定了曹善寫本的價值。文中提到，為尋求曹本下落，吳先生曾專門致函台北故宮博物院。當時有關負責人回函稱，1949年故宮文物遷台時「是書未及攜出，誠屬憾事，然應留存大陸」。然而，大陸學界至今未聞此抄本消息，吳先生不由有「兩處茫茫皆不見」之感嘆。[5]

二、曹善手寫本的流傳過程

有關曹善手寫本的研究，目前已經能看到一些研究論文。在文獻價值方面，這些研究者普遍肯定，曹善寫本優於南宋刻本。[6]但在這些研究中，筆者也發現了一些因為對曹寫本的流傳過程認識不明所產生的問題。本文將通過對曹寫本的流傳過程做一個年譜式梳理，來對其中存在的三個問題略加辨析。

1、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

1365年，曹善完成《山海經》的書寫。據清乾隆時期編纂的《石渠寶笈》介紹，是書為宋版烏絲欄，「高六寸九分，廣五寸二分」。[7]

明姚綬《曹寫本山海經》跋

該寫本今分四冊，第一冊包括《山海經序》及《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此即1933年《故宮周刊》影印出版的部分），第二冊包括《東山經》和《中山經》，第三冊包括《海外四經》和《海內四經》，第四冊包括《大荒四經》和《海內經》。在第四冊卷末，有曹善題記：「至正乙巳年東吳曹善書。」[8]其後的附頁有姚綬跋語，主要內容是對曹善的介紹：

曹世良，名善，號樗散生，松江人，有詩名。侍母至孝，處事剛正，不合於時，徙居吳門婁侯里，慕范仲淹為人，復遷天平山，苦志臨池，初學鍾元常，行草學二王，與兄世長、兄子恭俱有書名，一時稱為「東吳三曹」，與高季迪、張羽友善。宋景濂薦於朝，太祖屢征不起，後買舟放浪山水間，攸攸自得，壽八十六，歿於秀水鄉（屬今嘉興），吾鄉貝助教，具棺葬焉。貝名瓊，楊鐵厓門人也。七十老人姚綬公又書。

太湖周邊（法國藏明代《天下輿地圖》）

據跋文可知，曹善兄長為曹世長，以書知名。曹世長以及其父曹知白（1272—1355）均為元代著名的書畫家，其中，曹知白與元代著名畫家黃公望（1269—1354）、倪瓚（1301—1374）等均有密切的交往。[9]姚綬跋語中提到的高季迪即高啟（1336—1374），楊鐵厓即楊維楨（1296—1370），以及跋語提到的張羽（1333—1385）等均為元末明初著名的文人。

2、明太祖洪武六年（癸丑，1373）

貝瓊以儒士出任明代國子助教，故姚綬跋語稱之「貝助教」。貝瓊，為楊維楨門人，明初曾參與編修《元史》。《明史》卷137《貝瓊傳》載：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篤志好學，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城屢辟不就。洪武初，聘修《元史》。既成，受賜歸。六年以儒士舉，除國子助教。……九年，改官中都國子監，教勛臣子弟。瓊學行素優，將校武臣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卒。[10]

按姚綬跋稱貝瓊為「助教」，而貝瓊任國子監助教在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九年（1376）之間，則曹善卒年亦當在此間。而姚綬言曹善享年86年，則其生年在1288年至1291年之間，與楊維楨年齡相近。

3、明成祖永樂二十年（壬寅，1422）

姚綬（1422—1495）出生。

從曹善寫本中的各家題跋來看，姚綬是此諸收藏家中的第一位知名人士。姚綬，字公綬，號谷庵、丹丘子，浙江嘉興人。官至廣東道監察御史，為官頗有政聲，是明代前期文人畫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書畫收藏、鑑定家。經其收藏過眼的名家作品有巨然《秋山圖》，錢選《浮玉冊居圖》，趙孟《秋江漁隱圖》和《李白廬山觀瀑圖》、吳鎮《臨荊浩漁父圖並題詞》、王蒙《岱宗密雪圖》等。[11]

姚綬《趙孟頫湖州妙嚴寺記》題跋（普林斯頓大學藏）

4、明英宗正統十年（乙丑，1445）

夏時正（1412—1499）登進士。（《明史》卷157《夏時正傳》）

《石渠寶笈》提到的「夏之是季爵」印章

夏時正是諸家研究曹寫本《山海經》時未曾提到的一個歷史人物。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夏時正之印自清代即被《石渠寶笈》誤讀。《石渠寶笈》在介紹曹寫本時曾提到一方叫「夏之是季爵」的印，[12]此印鈐於曹寫本第一冊《山海經序》末左下方。經辨認，此印文應讀「夏時正季爵」。蓋篆文之「時」字作「時」，《石渠寶笈》錄者將「時」之「日」與下字「正」合讀，故誤讀「正時」為「之是」。《明史》卷157《夏時正傳》記載：

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景泰六年以郎中錄囚福建，出死罪六十餘人。……時正雅好學，閒居久，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事尤詳。[13]

曹寫本《山海經》的「夏時正季爵」印

明代的仁和，屬今浙江杭州，與嘉興相鄰（見上附《天下輿地圖》）。檢索相關史料，不難推斷夏時正與姚綬可能存在交往。今試舉五證：

第一，如上所說，二人生活空間毗鄰。

第二，夏時正比姚綬年長十歲，生活年代相當。

第三，二人志趣相近。姚綬是書畫名家，夏時正亦工書法。鄭曉（1499—1566）《吾學編·名臣記》卷二十七稱其「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書，多著述，尤詳禮文之事。」[14]故宮博物院藏有其行書《存記帖》，元德福行書《跋閻立本白馬馱經圖》卷有其跋。

夏時正《存記帖》（圖：《書法編 明 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第四，二人曾同朝為官。夏時正為正統十年（1445）進士，成化八年（1472）辭官歸隱杭州，曾任大理寺卿。姚綬為天順八年（1464）進士，1468年辭官，曾入都察院，拜廣東道監察御史。

第五，二人有共同的朋友沈周。沈周（1427—1509）是明代「吳門畫派」的創始人，其多幅書畫均有姚綬題跋，可證二人往來密切。在沈周的作品中，亦有致夏時正之詩（詳下）。

姚綬為沈周《馬嵬八景》題跋

5、明英宗天順元年（丁丑，1457）

夏時正遷大理寺丞。《明史》卷157《夏時正傳》：「天順初，擢大理寺丞。」

6、明英宗天順八年（甲申，1464）

三月，姚綬登進士，觀政工部營繕。《谷庵集選》卷七：「（天順八年）觀政工部營繕。四閱月，吏部選入都察院，堂考送廣西道理刑。」[15]

7、明憲宗成化元年（乙酉，1465）

姚綬出任廣東道監察御史，隨後又奉璽巡淮南、淮北。《谷庵集選》卷七：「越半載，考送吏部，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尋奉璽巡淮南北鹽法、荒政、民瘼、沿江地方借糧豫備，幾兩載，還朝掌道事。」[15]

8、明憲宗成化三年（丁亥，1467）

姚綬諷給事中陳鉞，出知江西永寧。《谷庵集選》卷七：「明年丁亥，以忤當道，風憸人陳越，中傷，出知江西之永寧。」[15]

9、明憲宗成化四年（戊子，1468）

姚綬於本年四月赴任永寧（今江西寧岡）知縣，八月辭官告還。《谷庵集選》卷七：「戊子四月，始視縣事。八月入覲，以病在告，已丑閏二月，還家。」[15]

明姚綬《沈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跋（故宮博物院藏）

10、明憲宗成化五年（己丑，1469）

夏時正遷大理寺卿。（《明史》卷157《夏時正傳》）沈周（1427—1509）《寄夏大理季爵》：

鐘鼎白髮外，山林遂遲暮。任懷道屈伸，玩世雲去住。久視天地間，百歲在跬步。文章亦壽物，垂後永無度。明州山水佳，逍遙得真寓。清川入漁釣，高層蔭嘉樹。可望不可即，瞻戀存寐寤。[16]

11、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1472）

夏時正辭官，乞歸杭州。

12、明孝宗弘治五年（壬子，1492）

姚綬為曹寫本《山海經》題跋。據跋語，姚氏自稱「七十老人」，姑將其題跋時間附於此年。

13、明孝宗弘治八年（乙卯，1495）

四月，姚綬卒。

14、明世宗嘉靖五年（丙戌，1526）

王世貞跋曹善寫本《山海經》

王世貞（1526—1590）生於蘇州太倉，是收藏曹寫本《山海經》的又一個知名歷史人物。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其跋語在姚綬跋語次頁：

《山海經》最為古文奇書，至曼倩之名畢方，子政之識貳負，皆於是取衷。而國師公《後序》直以為大禹、伯益著，惟司馬子長亦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蓋亦疑之而未能決也。貞竊以為不然，經內語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之稱後，追自周始耳。「南望撣渚，禹父所化」，禹寧忍紀父化也。「狄山，文王葬其所」註：「即周文王也。」「有易殺王亥，取仆牛」注引「殷王子亥淫於有易，見弒也」。又「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及「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循鞈」之類不可枚舉，豈《禹本經》不傳，或簡略非備，而周末文勝之士為之傅會而增飾者耶？即卷後稱「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亦有誤也，國師為此官在哀帝中，正名歆耳；至平帝初元為京兆尹而始名秀也。……避暑園居偶閱，一過為題於後。王世貞。

從跋文可知，王世貞對《山海經》並無特別關注，其所論亦屬信手之作。他列出的多條疑為後人附會的材料，大多可商。如其所引王亥條即正與甲骨文相合；又如王氏以為「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一語有誤，其所持論據是劉歆改名在漢元帝初年。但據《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記載，劉歆改名本在漢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17]而據宋刻本《山海經》之《海外南經》和《海內南經》末校語，劉歆完成《山海經》的校訂也為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可見，王世貞之說並不正確。

宋刻本《山海經》劉歆校語

在後世貶斥《山海經》的學者之中，以影響力而論，當首推胡應麟（1551—1602）。胡應麟認為，《山海經》是綜合《穆天子傳》、《離騷》等文獻寫成的作品，該書為「古今語怪之祖」。[18]王世貞比胡應麟年長25歲，二人多有交遊。陳連山認為，王世貞對《山海經》的看法對胡應麟形成了直接的影響。明代人產生這些看法，主要原因還是其對《山海經》原始性質的理解還不夠深入，[19]此當為不刊之論。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石渠寶笈》言寫本有「鼎元」、「季雅」二章。細審其字，本作「鼑元」、「季雅」，此實王世貞收藏章，應讀為「貞元」、「季雅」，著名藏書家葉昌熾已經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可參閱：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

15、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

一月，董其昌（1555—1636）生於松江華亭（今上海）。董其昌，號玄宰、思白，是明代著名書畫家和收藏家。

16、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

陳繼儒（1558—1639）生於松江華亭。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又號麋公，明末文學家、藏書家、書畫家，交遊廣泛，時稱「山中宰相」。《明史·隱逸》稱其「長為諸生，與董其昌齊名」。[20]

17、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1585）

閏九月，王世貞招陳繼儒飲於弇園。時年，王世貞60歲，陳繼儒28歲。陳繼儒《晚香堂小品》卷二十四《重陽縹緲樓》：

王元美先生以重陽母忌不登高，往乙酉閏九月，招余飲弇園縹緲樓。酒間，座客有以東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嘗敘《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為我式，而時為我用，意嘗不肯下之。」余時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志銘，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著。」先生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先生云：「還是高帝闊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臥，光武得天下後卻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同臥，較似輸光武一著。」公更大笑，進三四觥，扶掖下樓。憶此時光景，頗覺清狂，如此前輩了不可得。[21]

《陳眉米牘》卷一《復吳子野》：「不肖授經弇州者三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日少，閉門日多。」[22]《明史·隱逸》：「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為師友」。[20]

18、明神宗萬曆十六年（戊子，1588）

王世貞為胡應麟作《胡元瑞傳》。

19、明神宗萬曆十八年（庚寅，1590）

王世貞（1526—1590）卒。

20、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庚子，1600）

顧憲成邀陳繼儒入東林。陳託病謝絕。

21、明思宗崇禎七年（甲戌，1634）

夏，時年八十歲的董其昌在京屢疏乞休，崇禎詔加太子太保，並准馳驛還鄉。[23]《明史》卷288：「起故官，掌詹中府事。居三年，屢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致仕。」曹寫本《山海經》董其昌題跋左下方鈐「青宮太保」、「董其昌印」二印，此「青宮太保」一印即因董氏八十致仕而制。

曹善寫本《山海經》董其昌跋

22、明思宗崇禎八年（乙亥，1635）

董其昌為陳繼儒收藏的曹寫本《山海經》題跋。跋云：

山海經，有贊。元曹世良手抄，明姚公綬、王元美、陳眉公家藏，崇禎乙亥年（1635）六月，董其昌書。

此跋附於寫本第一冊卷末。其中，「山海經」三字為大字，其餘為小字。據此條題跋，可知此年曹寫本《山海經》已為陳繼儒所藏。

23、明思宗崇禎九年（丙子，1636）

春，董其昌為陳繼儒《白石樵真稿》作序：「余與眉公少同學。公小餘三歲，性敏心通，多聞而博識。余師畏公，不稱兄弟行也。」[24]

五月十四日，陳繼儒與王毗翁共觀曹寫本《山海經》。《山海經》寫本有兩條陳繼儒跋，其中第一條跋說：

曹永，字世長，松郡人。正書學鍾元常，行草學二王，載顧文僖舊志。獨世良諱善者見姚侍御跋，手書見《山海經》。屢辭髙皇帝徵辟，生則宋濂薦之，歿則貝瓊葬之，惜不入志中。留記補遺，此經僉題姚公綬筆。元亨利貞四字，王元美筆也。崇禎丙子五月十四日同王毗翁觀於頑仙廬。陳繼儒時年七十有八。

曹善寫本《山海經》陳繼儒跋

陳氏第二條跋語亦為討論曹善家族淵源而作，茲不論。台灣東吳大學的鹿憶鹿教授根據前引董其昌題跋認為，董其昌是繼陳繼儒後的曹寫本收藏者。[25]今將各題跋進行年譜式排序可知，董其昌跋實在前，而陳繼儒跋在後。因此，更可能的情況是，董其昌之跋並非因其獲得《山海經》寫本後所為，而是陳繼儒在獲得此寫本後請董氏所題。

本年九月二十八日，董其昌卒於松江寓所。陳繼儒作《祭董宗伯文》：「少而執手，長而隨肩，函蓋相合，磁石相連。八十餘歲，毫無間言。」[26]

24、明思宗崇禎十一年（戊寅，1638）

宋獻與王毗翁在陳繼儒古香亭院共賞曹寫本《山海經》。寫本第一冊卷末宋獻題記云：

崇禎戊寅四月，宋獻同王毗翁觀於陳眉公古香亭院。

曹善寫本《山海經》宋獻記

宋獻為明末太僕寺卿，號如園、鷗天老人。計東《前明太僕寺卿溧陽宋公行狀》言：

公初名獻，字獻孺，萬曆癸卯（1603）科舉人。當崇禎十五年（1642）以前，公癸疏當上意，凡奉詔旨，曰「宋獻」云云。十五年疏乞更名劼，惡同賊張獻忠名也。自後奉旨皆稱宋劼云云。[27]

「王毗翁」一稱已如上見，其本名王廷宰，王廷宰，號鹿柴，松江華亭人。歲貢生，清初鑑藏家王鴻緒從曾祖，崇禎十七年（1644）秋，渡淮河追隨史可法抗清，後見時事不可為，遂棄甲歸隱。[28]

25、明思宗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

陳繼儒卒。曹寫本鈐有陳氏多方印章，如「陳繼儒印」、「眉公」、「仲醇氏」、「陳眉公書畫記」等。《石渠寶笈》已有詳細記載。

26、清高宗乾隆九年（甲子，1744）

寫本各冊內文第一頁均鈐「石渠寶笈」、「養心殿鑑藏寶」二印。《石渠寶笈》為乾隆九年內府朱格抄本。該書為書畫著錄書，按所貯殿堂分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等各卷，並以作品質量高下分為上等、次等二類。可見，曹寫本《山海經》入藏清宮後，乃貯於養心殿。《石渠寶笈》將之列為上等辰一。[29]

27、清高宗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

乾隆欽命位於紫禁城養心殿之西暖閣溫室為「三希堂」。乾隆《三希堂記》云：「內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貼》、近又得王珣《伯遠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養心殿溫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30]

28、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

重修寧壽宮之景福宮，制《五福頌》書屏。（見故宮博物院「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詞條）

29、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曹寫本四冊之每一冊扉頁均鈐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印。故宮博物院「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詞條：「乾隆丙申年（1784年），乾隆帝喜得玄孫，一堂五代，因即景福宮增書「五福五代堂」之匾，以文為記，並鐫「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以志亘古稀有之事。」

30、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為紀念在位五十五年，乾隆特製 「八征耄念之寶」。寫本四冊之每一冊扉頁均鈐有此印。此外，寫本多處還鈐有乾隆「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組合璽。

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31、清高宗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九月三日，乾隆頒布建儲密詔，立皇十五子顒琰為皇太子。是年，制「太上皇帝之寶」印。乾隆另制有漢文篆體的 「太上皇帝之寶」數方，用於書畫鑑賞活動。曹寫本《山海經》各冊之冊首或冊末即鈐有「太上皇帝之寶」篆書印。

32、清仁宗嘉慶元年（丙辰，1796）

嘉慶（1796—1820在位）正式即位。寫本各冊內文第一頁左上角均序鈐有「嘉慶御覽之寶」。

《山海經》寫本鈐有「石渠寶笈」等印

33、清宣統元年（己酉，1909）

改元「宣統」。曹寫本鈐有宣統二方印文。其中，「宣統鑑賞」見於第一冊卷末宋獻記左側，「宣統御覽之寶」見於第二冊「東次二經之首」右上角。

34、1924年（甲子）

11月5日，馮玉祥將溥儀驅逐出故宮。

35、1925年（乙丑）

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設古物館和圖書館。其中，易培基為古物館館長，陳垣為圖書館館長。

北京故宮博物院（圖：百度百科）

36、1933年（癸酉）

1月3日，日軍攻占山海關，北平告急。

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宮文物開始分五批南遷。第四批文物抵達上海後，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負責統籌文物點收事宜。經討論，確定了幾條點收原則：一是統一編號，二是統一鈐蓋印章，三是審查和登記，四是補號與印清冊。由於此前不久出現易培基院長涉嫌盜寶案，故馬衡院長不同意點收時鈐蓋「故宮博物院收藏印」。最後討論的結果是：既然教育部派人員監察，就由教育部刻一方「教育部點驗之章」，由教育部監委委員保管這方印章。開始刻成的印章長3.8公分，寬2.6公分，但此章過大，不方便施印於較小的書畫、圖書，故後又刻一枚小章，長2.2公分，寬1.2公分。[31]曹寫本《山海經》第一、二、三冊正文最後一頁及第四冊扉頁即鈐有此章。

《山海經》寫本的「教育部點驗之章」

37、1935年（乙亥）

《故宮周刊》第435期第455期影印出版曹寫本《山海經》第一冊。

張宗祥（1882—1965）借抄曹寫本《山海經》，撰成《足本山海經圖贊》。

38、1948年（戊子）

12月22日，第一批遷台文物共722箱（含故宮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文物籌備處文物212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120箱、中央圖書館善本古籍60箱、外交部重要條約檔案60箱）登上「中鼎號」登陸艦，從南京下關碼頭出發，駛向台灣基隆港。

39、1949年（己丑）

1月6日，第二遷台文物共3502箱（含故宮博物院1680箱）裝上「海滬輪」，由南京下關碼頭運往台灣。

1月28日，第三批遷台文物共1248箱（含故宮博物院972箱）裝上「崑崙號」，準備運往台灣。因國民黨在淮海戰役中兵敗如山倒，許多國民黨軍官和家屬紛紛湧上「崑崙號」，搶奪容身之地，導致局面幾近失控，使得「崑崙號」最後未能按計劃裝上文物1700箱。三批遷台文物共計2972箱，占抗日戰爭時期故宮南遷文物（19816箱）的比例約為6.6%。故研究者指出，有人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台灣，屬不實之言。[32]

2月，遷台文物暫存入台中糖廠倉庫。

40、1950年（庚寅）

4月，台北北溝文物庫房竣工。

41、1958年（戊戌）

5月，張宗祥《足本山海經圖贊》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42、1965年（乙巳）

3月，台北故宮博物院落成。

台北故宮博物院（圖：hopetrip)

43、1980年（庚申）

周士琦發表《論元代曹善手抄本〈山海經〉》，認為曹寫本比今傳的宋刻本年代 更早。[33]

44、1990年（庚午）

《山海經》寫本凡鈐「教育部點驗之章」處，其側均有「『中華民國』七十九度點驗之章」。可知，台北故宮博物院在1990年對此件文物進行過點驗。

45、1997年（丁丑）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發表吳郁芳（1945—1996）遺著《元曹善〈山海經〉手抄本簡介》，文中提到作者曾致函台北故宮博物院查詢曹寫本下落。有關負責人回函稱，1949年故宮文物遷台時「是書未及攜出，誠屬憾事，然應留存大陸」。[34] 今知曹寫本鈐有1990年度點驗章，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或因吳氏之函詢在1990年以前之故，亦或有其他緣故。

46、2020年（庚子）

9月24，台北故宮博物院專題陳列展「筆墨見真章——台北故宮博物院書法導賞」首次對外公開展出曹善手寫本《山海經》冊、明代祝允明小楷《宋儒六賢傳志》寫卷等10件書法珍品。[35]

三、小結

通過上面的年譜式梳理，我們有以下幾點收穫：

第一，夏時正被《石渠寶笈》誤讀為「夏之時」，應訂正。並且，不能排除此人曾收藏過《山海經》元代寫本。

第二，從年譜梳理來看，鹿憶鹿教授認為董其昌曾收藏元代《山海經》寫本的看法並無可靠依據。

第三，《山海經》元代寫本上的「鼑元」（貞元）、「季雅」為王世貞收藏章，《石渠寶笈》誤讀「鼑元」為「鼎元」，應修正。

從元代曹善完成《山海經》的手寫，到該寫本經過明代姚綬、王世貞、陳繼儒等名家收藏，再到進入清宮養心殿，成為乾隆珍視的寶物，又經過抗日戰爭時期隨著文物的南遷，到1948年底1949年初的部分故宮文物遷台，寫本也隨之進入了寶島。文物是民族文化的一個載體，承載著民族的記憶。追尋文物的流傳過程，既是一個讓我們更好認識文物的過程，也是一個讓我們更好理解歷史的過程。從這個角度講，無論是私人藏家，還是官方機構，都不能算是文物的所有者，而是文物的保管者。保管好文物，就是保存好民族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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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明）陳繼儒：《白石樵真稿·董其昌序》，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刻本。

[25] 鹿憶鹿：《〈山海經〉的再發現——曹善抄本的文獻價值考述》，《故宮學術季刊》第39卷第1期，第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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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清）張照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24冊，第287—290頁。

[30]（清）乾隆：《三希堂記》，見故宮博物院藏董邦達《三希堂記意圖》跋文。

[31] 向斯：《珠聯譬合：兩岸故宮文物故事》，北京：華藝出版社，2011年，第55—56頁。

[32] 祝勇：《故宮部分文物遷台的經過》，《關東學刊》2021年第3期。

[33] 周士琦：《論元代曹善手抄本〈山海經〉》，《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1期，1980年。

[34] 吳郁芳：《元曹善〈山海經〉手抄本簡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第1期。

[35] 見：澎湃新聞，2020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