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並非考古發現的發現
1923年8月25日這一天，家住河南新鄭縣南門外李家樓村的一個名叫李銳的鄉紳，僱人在自家的菜園中打井，當挖到地下3米多時，竟挖出不少古銅器的碎片。而這些碎片，正來自於鄭國國君的大墓。
北洋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鄂是馮玉祥將軍的部下，與那些公然哄搶、盜挖古墓的軍閥不同、他將所掘之物統統上交河南古物保存所（河南博物院前身）保存，一件不少。這段真實的故事被詳細地記載在河南新鄭市博物館中的古器出土紀念碑上。
不過，新鄭古銅器出土時，大部分都已破損，光是銅碎片就有672片之多，後由兩位山東濰縣來的技師王壽芝、李郁文修復。
這些青銅器主要為禮器，包括食器、酒器、盥洗器、樂器等，另還有車馬器、兵器及雜器等，其規模之大、等級之高，非卿大大之流所能及。古人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意思是說祭祀和兵戎之爭是國家的大事，於是青銅質地的禮器和兵器成為中國青銅器的主要組成部分。新鄭古銅器被專家們確定是鄭國王室的祭祀重器，但墓主人究竟是誰，當時包括著名歷史學家王國維和郭沫若在內的專家們一直存有分歧。最有可能是墓主人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卒於公元前571年的鄭成公，另一個是卒於公元前566年的鄭僖公。無論真實的墓主人到底是他們中的哪一位，能確定的是，墓主人是生活於春秋中晚期之際的鄭國國君。
撩開春秋鄭國的神秘面紗
隨著鄭公大墓青銅器的發現，昔日鄭國的身影也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後人的面前。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將國都東遷至洛邑，歷史上稱之為「東周」。鄭國隨著周王朝東遷，也將都城從陝西的棫林遷到洛邑以東。鄭國的一代國君武工先後滅掉了中原地區的兩個小國——鄶國和虢國，並在公元前765年重新建都，而為了區別於陝西的舊鄭國，取名為「新鄭」。隨後，鄭國的勢力不斷擴大，由一個關中小國迅速發展成為位居中原核心地帶的強國之一。
鄭公大墓青銅器也使人們第一次目睹鄭國青銅器的特徵。
鄭公大墓中與龍耳虎足方壺一同面世的，還有另外一對方壺，因其壺蓋上有怒放的蓮花，並佇立有展翅欲飛的仙鶴，所以被稱為「蓮鶴方壺」。與以往總是表現出「獰厲之美」的青銅器不同的是，蓮鶴方壺表現出清新自由、輕鬆活潑的美感。那仰起的怒放的雙層蓮花瓣中央，佇立著一隻仙鶴，仙鶴亭亭玉立，引頸欲鳴，雙翼舒展欲飛，可謂形神俱佳，栩栩如生。神秘威嚴的尚美之風與新興的自由活潑的寫實風格匯聚於一身，令蓮鶴方壺成為開創一代新風的驚艷之作。
春秋戰國交替之時，正是中國奴隸制度瓦解、封建思想興起的過度時期，舊的禮制迅速崩潰，新的觀念正在形成，在青銅器的藝術表現上，也反映了一種新興的生活觀念和藝術迫求。所以郭沫若先生說蓮鶴方壺是「時代精神之象徵」，實在是精闢而深刻。
成「雙」成「對」之緣
無論是龍耳虎足方壺，還是蓮鶴方壺，鄭公大墓的青銅壺以成雙成對的形式出現在世人面前，這讓當時有幸觀其全貌的人們讚嘆不已。它們的比肩而立、比翼齊飛也讓人們對中華民族延續千年而形成的審美觀有了強烈的認同感。
古人尊崇偶數，認為「好事成雙」，體現「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哲學思想。反映到日常生活，就是凡事講究對偶和對稱。「雙喜臨門」、「比翼雙飛」、「兩全其美」等詞語的出現，都表現出了根深蒂固的「成雙成對」的思想。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作為祭祀重器， 器型高大的龍耳虎足方壺或蓮鶴方壺，陳設於金碧輝煌的廟堂，形單影隻的一隻，顯然沒有分列兩側的一對更適合於中國人的審美。於是，在鑄造青銅器的過程中，「雙胞胎」出現了。可以用來估證這一觀點的器物很多，如1935年出土於河南輝縣的兩件禺邗王壺，1974年出土于山西長治分水嶺269號墓的兩件帶紋方壺和270號墓的兩件蟠虺紋方壺。
更有意思的是，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1號楚墓同樣出土了一對龍耳虎足方壺，它的造型和紋飾幾乎和鄭公大墓出土的如出一轍，簡直讓人懷疑其為同范所鑄。專家們分析，最有可能的事實是，鄭墓中的這兩件器物原在楚地鑄造，後流入到鄭國。
那麼，如何能製造出器型幾乎一樣的「雙胞胎」呢？
「模範」一詞來自青銅器鑄造的一種工藝。那時，人們想做一件什麼樣的青銅器，就先用陶土做個模型，這個模型就是「模」。模乾了之後，在它的外表再裹一層泥陶，等這層泥陶乾了，把它分成幾部分取下來，重新拼成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就叫「范」。把銅水注入范里，待其冷卻，把范敲碎，一件完整的青銅器便出現了。當器物鑄成後，這時的陶范也因破損而無法再用，所謂「一器范」。因此，如果要再鑄造一件與之相同的器物就需要另做一套范。這時如若要做兩件一模一樣的器物，王公貴族就往往會命令同一個工匠在同一個模的基礎上，分別制兩套范。但那時制范純屬手工，不可能達到如今機器生產出的完全相同的效果，所以兩套范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這也就是為什麼龍耳虎足方壺和蓮鶴方壺雖都有兩件，但它們在身高和體重方面都存在小小差異的原因。
銅在商周時期是非常重要的稀缺資源，能夠鑄造成雙成對的大型青銅禮器，也是國力雄厚的象徵。著名的考古學家張光直曾經有過一句經典的概括：「青銅便是政治的權力。」春秋初期，鄭國已成為勢力強勁的小霸王，在銅源的爭奪中，強國自然占盡優勢。因此，在銅器的製作上，鄭國的王公貴族有更多的支配自由，有儘可能多的銅料可用，它也使奢侈的成雙成對成為可能。
孿生方壺身歸何處
然而生同模、死同穴的青銅器，在它們再次獲得新生後，卻遭遇了離散的命運。
1937年，日寇進行軍事進攻，河南文物危在旦夕。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馮玉祥，決定包括新鄭器群在內的68箱文物由開封西行，經鄭州南下，先是抵達武漢，又西遷至重慶，存放在中央大學磁器口校舍。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久內戰烽煙又起，河南存渝古物就這樣一直沒有機會回歸河南。
1949年11月，國民黨政府撤離重慶，遷往台灣。
孿生的龍耳虎足方壺被分別裝進了兩個箱子，一起運到重慶機場，它們在無意中被分別裝上了兩架飛機。一架飛機順利升空抵達台灣，但是另一架由於解放軍的攔截滯留在機場。
鄭公大墓的文物就此一分為二，一部分留在大陸，一部分到了台灣，至今無法團圓。而被搶運到台灣的河南古物，商得在台豫籍人士的同意，悉數轉藏台北歷史博物館，成為該館開館之基，鎮館之寶。這從台北歷史博物館的自我介紹可知詳情——
「位於南海學園荷花畔的歷史博物館，為大台北地區除』故宮博物院』之外，一座以收藏、展示中原文物為主的公立博物館；收藏近5萬件文物，以接收的自河南博物館遷台文物及日本戰後歸還的占物為主……」
那對蓮鶴方壺似乎比龍耳虎足方壺要幸運得多，它們雙雙被留在重慶。但是，天有不測風雲，1950年8月21日，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代表趙全碫、裴明相會同文化部代表唐蘭、盧少憂共赴重慶，接收存渝古物。為什麼有兩方面的人一同前去接收文物呢？唐、盧二人其實是代表文化部從河南省存渝文物中挑選新鄭大墓出土的青銅器23件調往北京。這23件文物一部分被調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一部分被送到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而餘下的58件才被運回河南。那一對有幸留下來的蓮鶴方壺卻不幸被挑中，一件被留在河南博物院，一件被調往了北京故宮博物院。至於為什麼挑選了蓮鶴方壺，據當時參與了河南存渝文物挑選的著名考古學家裴明相先生在後來的回憶中提到，新中國成立後，作為中國第一大博物館的故宮博物院迫切需要在館藏文物的質量、數量上有所提升，所以要求各地方文物機構給予援助配合。而鄭公大墓的蓮鶴方壺正是求寶心切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需要的。於是，迫於「重壓」，河南博物院只得將蓮鶴方壺中的一件送了出去，有的工作人員當時還暗自慶幸，幸好沒把另一件也一齊調走。
至此，孿生兄弟被分離，並蒂的「蓮花」被拆散。鄭公大墓青銅器群分散為三地四家收藏：河南省博物院58件、台北歷史博物館21件、北京故宮博物院8件、中國歷史博物館15件，1994年又調往深圳市博物館2件。
鄭公大墓的青銅器自1923年發掘出土之日起，便被考古界視之為一個整體，學者和研究者們一般將其統稱為「新鄭器群¨，或「新鄭彝器」（彝字在甲骨文及青銅器銘文中以雙手被反縛的人牲祭祀祖先神靈為形，後來彝器一名用作商周吋期青銅禮器的泛稱。）之所以將其看做一個整體，是因為這些銅器有著典型的中原地區青銅器組合特點，如盛食器以簋、簠為組配、酒器以方壺、圓壺罍、舟等為組配，盥洗器以鑒、浴缶、盤、匜為組配，樂器則以甬鍾和鎛鍾為組配。如今，原有的組合方式已被打亂，其本身所傳達的中原文化特色也因之受損。
一曲相聚、別離的未央歌
2006年4月，發生了一件感人的事。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蓮鶴方壺在多方撮合下，回到老家鄭州「探親」。說是「探親」，其實是河南博物院推出的「國之重寶——蓮鶴方壺特別展」，這可以說是文物最少的一次展覽——只有兩件文物——一尊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立鶴方壺（為別於河南的蓮鶴方壺而名），一尊河南博物院所藏的蓮鶴方壺。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研究員丁孟和另一位工作人員親自押送，與立鶴方壺一起長途「跋涉」來到鄭州。鄭州——北京，蓮鶴方壺「雙生姐妹」為了這次相聚，已經「遙望」了半個世紀。
有人提出讓這一對永遠留在一起的想法，這個想法也只能是個「想法」而已，真要她們永遠在一起，總得有一方作出讓步，但要想讓他中的任何一方作出讓步，似都難以做到。於是，在轉了一圈之後，北京故宮的立鶴方壺又回到了宮苑。
雙飛、雙棲、雙璧、雙鳧，一個雙字指明了二者的不可分。假如強行拆開，也就被視為一種缺陷。但是，現在為了某種利益，人們寧可它們有缺陷。
而因戰火分離的龍耳虎足方壺與春秋蟠龍方壺，曾經相依相伴同經歷了二千六百多年風風雨雨的「兄弟壺」，如今被一條小小的游峽阻隔面不能相聚，各自孤單地矗立著，它們大概也在等待聚首團圓的一天。
那些離散、離群的文物，在這五家博物館裡似乎都受盡寵愛，但內心卻依舊孤獨，因為它們生命只有在完整的情形下，才能綻放光芒。而今，它們只能獨在一隅，默默守望，展現著孤獨和殘缺的美。
資料綜合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