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在中國古代地圖上 起著地標的作用

築城以居是人類邁向文明時代的標誌之一。把高聳的城牆推廣到漫長的邊防，修築成一道綿延不斷的長牆，幾乎在同一歷史發展階段，地球上的人們都想到了這種軍事防禦的方式。中國長城發軔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長城。公元前後羅馬帝國稱霸歐洲的時候，也在帝國北部邊界陸續修建了長達幾千公里的邊防長城。看來，長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產生的共同的智慧。但是，西方的長城工程沒有延續下來，惟有古代中國，把這一軍事工程的修建傳承了2000餘年。為什麼亞歐大陸兩端的長城會有不同的結局？主要是因為長期以來在中國疆域內，始終保持著農耕和遊牧兩種不同的經營方式和地域劃分。歐洲沒有這種環境差異如此之大的自然分割，所以，當古羅馬帝國解體以後，長城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中國歷代的長城總是修建在自然、氣候與地理環境的分界帶上，它不是國界，而是農耕與遊牧兩種不同生產方式的分界線。遊牧地區的產品較為單一，有時還具有不穩定性，同時又缺乏自身產品轉化的內部機制，故其維持正常生產生活的某些必需品主要依賴於農耕地區。經常性的對外產品交換是遊牧地區人民繁衍發展的必然。這種產品交換可能是有序的定期定點貿易，也可能是無序的搶掠和軍事對抗。長城的修建就是要把無序變為有序。

長城既可以看作是軍事對抗的產物和手段，也是國家實行有效管理的方式，故兼有御外和制內之功。在古代中國的正統觀念中，長城更被看作華夏與外夷的分界線，或者說胡、漢分域的象徵。因此凡是表達這一思想的地圖，都千篇一律地畫出長城。長城在中國古代地圖上起著地標的作用，現代地圖則將長城作為中華文明和人類文化遺產來弘揚。

宋代地圖上標出的長城 很難確定屬於哪個朝代

現存中國古地圖裡最早標有長城的是1136年刻石的《華夷圖》，其編制時間大約是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1117—1125）之間。南宋初刊刻的《歷代地理指掌圖》，其絕大多數圖幅也應當繪製於北宋時期。北宋以前的地圖是否標有長城，目前還不得而知。

宋人在地圖上描繪長城是有用意的，但並非在所有宋代繪製的輿圖上都標有長城。如北宋元豐年間繪製、1136年刻石的《禹跡圖》，北宋宣和三年（1121）重刻的《九域守令圖》，1265-1274年繪製的《輿地圖》（拓本藏日本京都栗棘庵），雖然表現的地域範圍差不多，卻都沒有畫長城。這說明宋人是否在地圖上標有長城，主要是想表現華夏與外夷判然有別的象徵性。當然另一層含義也不能忽視，即這類地圖還表達了華夏（漢）與外夷（胡）整合在一起的觀念。

中國人在地理空間上對畿內、徼外地域的看法是輕重有別的，表現在地圖上就是所占面積的多寡不同。在宋代以後的地圖上，長城內外的地域一向比東、西、南三面的徼外之地描繪得多，應當是長城內外胡漢一體觀念的表達。大多數宋代地圖上標出的長城都一致地從遼東半島斜向西南，橫貫今陝西北部，延伸至甘肅洮河。很難確指這是哪個時代修築的長城，實際上它可能是將秦漢時代修築的各段長城按照宋人的觀念表示出來。而宋人的觀念是北宋與契丹、北宋與西夏劃界時的理想疆界。

如今通過考古發現與地理學的分析證實，這條呈東北一西南走向的長城，恰恰是適宜農耕的地區與遊牧地區的分界線。說到底，還是華夷胡漢觀念的表示。自從宋代地圖如此表示長城以後，一直到明朝中葉以前的中國古代輿圖，凡標有長城者，皆採用這種畫法。

明朝中葉以前所繪地圖上的長城 並不是明長城的真正走向

今天人們最容易看到的、保存較完整的長城，是明朝修建的邊牆，東起遼寧寬甸縣虎山南麓鴨綠江，西達甘肅嘉峪關南紅泉墩，橫貫今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內蒙古、山西、陝西、寧夏、甘肅等9省、市、自治區，全長7300多公里。

明朝前期，國勢強盛，曾分兵進擊漠北，經略松遼，打通河西，將邊界推進到大興安嶺以西、黑龍江流域。但是，明代始終無力徹底解決北方游牧民族對農耕地區的壓力。朱元璋曾接受朱升「高築牆」的建議，築城設防的意識很濃。所以，有明一代的200多年中，幾乎沒有停止過對長城的修築，尤以明朝中葉以後修築長城的規模最大。是故，明朝中葉以前所繪地圖上的長城並不是明長城的真正走向，而到嘉靖（15221566）以後繪製的地圖才開始表現真正的明長城。而且在地圖上表現長城的風氣也傳到域外外國人繪製的地圖上也開始標有長城了。

明朝把長城沿線劃分為9個防區，稱為「九邊」或九鎮，其管轄的範圍分別是：遼東鎮，東起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北吾名口；薊鎮， 東起山海關老龍頭，西至北京慕田峪渤海所；宣府鎮，東起慕田峪渤海、四海冶所分界，西抵河北懷安縣西陽河；大同鎮，東起山西天鎮縣平遠堡，西至內蒙古清水河縣口子上村東山山西鎮，西起山西河曲縣黃河東岸，東接太行山薊鎮長城；延綏鎮，東起陝西府谷縣黃甫川堡，西至寧夏花馬池；寧夏鎮東起花馬池，西至中衛縣黃河北岸；固原鎮，舊邊東起陝西定邊縣饒陽水堡，西達甘肅蘭州臨洮，新邊自固原北境折向西北，西接甘肅鎮景泰紅水堡；甘肅鎮，東南起自蘭州黃河北岸，西北抵嘉峪關南祁連山。

明代後期表現長城九邊的專門地圖多起來了，並注重表示各鎮防區內長城的牆體、邊堡敵台、煙墩等軍事建築，以及長城內外的地理環境。這類地圖尤其受到來華外國人的青睞，許多被帶到海外。

明長城《薊鎮圖》 側重於建置和執掌布防的實用效果

目前所知海內外收藏的明代長城地圖，較著名者有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薊鎮圖》，梵蒂岡藏明後期《長城圖》，以及義大利地理協會收藏的明代《大同鎮圖說》、《甘肅全鎮圖冊》等。

中國國家博物館入藏的明長城《薊鎮圖》還頗有一些故事。1982年，河北省雞澤縣劉志顯寄給中國歷史博物館《薊鎮圖》散頁一包，共670餘頁。原圖為經折裝圖冊，因年久受潮已成為散片，圖面原貼有許多標籤，有些已經脫落為了搞清圖的流傳淵源，歷博派人赴河北省雞澤縣向原收藏人康俊香了解情況，得知此圖為康家祖傳。康家世居雞澤縣康馬昌村，其遠祖康應干係探花，原有石碑、諧封、家譜等。康俊香是康應干第14代孫。「文革」中，康俊香的母親把這包圖置放於柳條筐中妥為藏匿，而誥封和不少古書則被查抄丟失。

康應干為萬曆甲辰（1604）進士，為遼東鎮的重要官員。當努爾哈赤攻取遼陽時，作為重要軍防密檔的《薊鎮圖》決不宜落入敵方之手，因而康應干把圖帶回家，以致輩輩相傳，與誥封、書籍等物一起保存了300餘年。

薊鎮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昌平界，延袤1200餘里，在蜿蜒曲折的城牆間，不僅建造了關隘和1500座跨牆敵台，沿城內側還設有屯兵戍守的營、堡，傳遞軍情的烽墩和傳烽廠，外側築有高2.5丈或3丈作為長城前沿壕塹的偏坡。這些不同的建築設施互相配合，組成了一道完整的防禦體系。

《薊鎮圖》繪於明萬曆十一年（1583）。此圖為紙底色繪長卷，分頁裝，每頁33厘米×19厘米，用傳統山水畫形式，描繪明長城九邊之薊鎮轄區內的長城、山嶺、水口和長城的防禦性設施。在圖中可以看出，在北國燕山重岩陡峭、綿延千里的山峰上，長城像一條巨龍隨山應勢，蜿蜒起伏於崇山峻岭之間。城牆上敵台林立，台的西北角有三角形標旗，顯示了長城用險制塞、巍然雄峙的宏偉氣勢。城牆外側繪虎皮石城體，上有架口，方向概由東而西。所有敵台、烽墩、營、堡規格一致，缺乏變化，雖未能完全反映明長城建築的藝術風貌，但也說明製圖者並非注重藝術，而是側重於建置和執掌布防的實用效果。

圖的定向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與宋以來的輿圖刻本《禹跡圖》、《華夷圖》及明繪《九邊圖》等定向體例迥然不同。採用這種手法的原因，系由於在軍衙之內，主帥位置一般都是坐北面南，如此翻閱比較容易與實地對照，更為重要的是還可看到長城外壁一側。

該圖的繪製特點是用預製的戳記印製空心敵台、營堡、烽隧、煙墩，而不是一次畫就。文字說明一部分直接寫在圖上，另一部分寫在紙簽上，貼於要說明之處。

從圖的內容看，它既是長城修建工程設計圖，又是薊鎮軍防圖。畫圖的主要目的是為呈報建置、查驗工程所用，但從本圖內容的廣泛性貼簽不夠規整、編號數碼有明顯刮改痕跡、前後次序有參差等方面判斷，本圖可能不是呈報的正圖，而是為鎮守官員掌理軍務所用的副本。

無論全國輿圖還是地區圖 清朝地圖總是要明確地繪出長城

梵蒂岡所藏明後期《長城圖》原收藏在羅馬拉特蘭博物館（Lateran Museum）。20世紀 50年代初，被台灣方豪先生髮現，1955年梅傑（M.J. Merger）在《國際地圖史雜誌》上寫了篇研究性的介紹。1962年該館關閉，移存梵蒂岡教廷博物館，現在為梵蒂岡人類學博物館的東亞特藏。此圖也是一反長城圖從長城內向外透視的常例，而是從長城外望向關內

義大利地理協會收藏的明代《大同鎮圖說》圖文並茂。該圖用形象畫法描繪明長城九鎮中大同鎮各城堡防禦形勢，城堡很突出，並繪出長城外遊牧的場景。因城堡名稱和圖說中屢屢涉及對蒙古部族的蔑稱，所以推斷此圖繪製於明萬曆後期。

義大利地理協會收藏的另一明代《甘肅全鎮圖冊》也為絹本色繪，16幅地圖，冊裝，硬紙封面，墨書圖題。每幅圖分切兩頁，每頁47厘米×32厘米。用山水畫式實景形象畫法，描繪明長城九鎮中甘肅鎮轄區內的山川、長城、州縣城池、邊堡，及人物放牧場景。凡城池皆繪出城垣雉堞。從圖上的人物服飾考察，均為明代漢族服飾，沒有清代服飾和八旗標誌，故推斷此圖冊應出自明代畫師之手。

儘管明之後的清朝不修長城，但是，清廷對長城內外的管理上是有區別的。長城以內為直省制，長城以外是將軍轄區。所以，無論全國輿圖，還是地區圖，清朝地圖總是要明確地繪出長城。另一方面，為了限制農耕、放牧兩大地區的物資交換和人員往來，清朝在東北地區樹起一條「柳條邊」，沿邊開設關門。「柳條邊」雖然不是長城，但是在清朝的地圖上，「柳條邊」卻也是必須要表現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