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北洋海軍夫妻合葬墓

夫死殉節的女人們

曾記得李保田主演的電視劇《神醫喜來樂》中有這麼一個鏡頭，北洋海軍提督殉國後其夫人得訊後也隨之自縊自盡，喜來樂（李保田飾演）聞訊後毅然出診將她救活並堅決不取分文，並表示「以後給提督夫人看病隨叫隨到」，以示對殉國的海軍提督敬仰之情。

以上當然出自「藝術加工」，但是「北洋海軍提督夫人」為夫自盡可是確有其事的。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之妻魏氏，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太學生魏湘清三女，生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九日。出身書香門第，聰穎賢惠，嫁與丁汝昌時年方十五歲，雖為繼配（丁汝昌原配錢氏卒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葬安徽無為州小雞山梅花地，終年三十四歲），但婚後深得丁汝昌喜愛，兩人年紀差別雖大（丁汝昌大魏氏十四歲），可夫妻感情卻也深厚，因此在丁汝昌自殺殉國後靈柩運回原籍後於甲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吞金殉夫身亡，時年四十五歲，身亡後和丁汝昌一起合葬在合葬於安徽無為小雞山。1959年的困難時期，丁汝昌墓被當地人掘開，丁汝昌和魏夫人的遺體被移出棺材點火燒毀後草草掩埋，隨葬品被變賣給當地人民銀行，賣得錢款買得自行車一輛，而丁汝昌和魏夫人的棺材被拆開，以其木料打造了八條長條凳。一對深情的伉儷，即便是焚屍燒骨最終還是同葬一處，生既不棄死亦不離。本人每每想到這點，唏噓之餘不由得有一種不是滋味的難受。

在這種不是滋味的難受中，本人想起了2008年的安徽巢湖之行，在好友、海軍史研究會會長陳悅先生處了解到丁汝昌的族裔昌字輩丁昌仁目前住在巢湖高林鎮汪郎中村的消息後，趁著丁汝昌殉國113周年之際，利用過年的假期，本人帶上了自印的丁汝昌大幅照片、隻身一人從上海到了合肥，隨後轉乘長途汽車到達巢湖，巢湖沒有直達汪郎中村的客車，若乘坐客車只能送到高林鎮再想辦法去汪郎中村，因此本人為圖省事直接在巢湖汽車站包下了一輛計程車前往。先前從合肥到巢湖一路在長途車上總共顛簸了兩個小時左右，從平坦寬闊的省道逐漸變窄為有些坑窪的鄉鎮級公路，從巢湖出發往高林鎮路更是越發難走，由於司機對高林鎮也不甚熟悉，抵達高林鎮地界後基本一路走走停停，邊走邊問路，在問到汪郎中村的具體位置後車子拐進了一段路況極差的土路，七葷八素得劇烈顛簸了進一刻鐘終於抵達了汪郎中村村口。萬分遺憾的是——當本人歷經種種波折到達汪郎中村的時候，村民告之本人：丁昌仁已去肥東的子女家過年了。見本人失望的表情似乎也不想讓本人白跑這一趟，熱心的村民為本人指出了汪郎中村中的北洋海軍墓地的方位。經過一段難行的羊腸小路，本人有幸目睹了在這片遠離大海之地的海軍墓地，這裡埋葬著甲午海戰中殉國的汪郎中村藉的北洋海軍下級官兵，總數大約十多座。墓地雜草叢生，荒草已經將下半塊的墓碑埋沒，所有的墓地都是夫妻合葬墓，丈夫們都死在同一天：1894年9月17日，而且是「血戰而亡」，妻子們則死於同年10月。這些墓碑講述著一個辛酸的故事：1894年10月，當汪郎中村迎回在大東溝海戰中殉國的本村男兒們的靈柩後，他們的妻子做出了丁汝昌妻魏氏相同的選擇——自殺殉夫。

汪郎中村村民介紹：丁昌仁老人一直在替村委會看大門，並不知道自己是丁汝昌的後代，只知道自己的先祖是清朝的大官，同日本人打過仗。老人家就這麼默默的幾十年如一日與曾經跟隨著他的先祖浴血奮戰過的北洋海軍軍人之墓為伴，沒有刻意的動機，沒有高尚的理由，這裡就是他的家，墓里埋著的都是他的親人，就這麼簡單。

同樣的記憶還留在著名的作家冰心的腦海中，她差一點就沒有機會降生在這個世上。甲午戰爭後海軍軍官的大量傷亡導致有「中國近代海軍軍官搖籃」之稱的福州幾乎每家都成了烈屬，整個福州城內披麻戴孝者比比皆是、哭聲震天，而冰心的母親一直隨身備著鴉片，一旦得到其夫——時任北洋海軍裝甲巡洋艦「來遠」號大副的謝葆璋陣亡的消息就立刻自盡（冰心生於1900年，甲午戰爭時尚未有她）。幸虧謝葆璋歷經大東溝海戰和威海衛保衛戰都僥倖生還（大東溝海戰中躲過了「來遠」艦中彈後引發的大火，威海衛保衛戰中躲過了「來遠」艦中魚雷傾覆的滅頂之災），否則原名謝婉瑩的冰心女士的人生軌跡可能就此改寫了（若謝葆璋陣亡，謝夫人殉夫，謝婉瑩就將永無出生之日）。

此時此刻，任何人內心裡沒有半點對「夫死殉節」的蔑視，只要他還有良心。

如何看待這些妻子們為丈夫「殉節」的行為

也許還會有人不理解，都什麼時代了，畢竟夫死殉節是封建社會的糟粕，是要被打到再踏上一萬腳的。如果對夫死殉節表示敬重，豈不是要逆潮流而動，開歷史的倒車？

但是本人對此的態度是堅決的，絕非開歷史倒車。因為本人敬仰的絕不是夫死殉節行為的本身，而是這種行為背後的動機。

即便是在封建社會枷鎖的束縛下，夫死殉節在民間也不是強制要求的行為，一般百姓人家死了丈夫，做妻子的隨夫殉節而去的例子比起為了贍養年邁的婆婆、撫養年幼的兒女而寧願守寡的例子來可謂是九牛一毛。事實上，除了有「誥命夫人」頭銜的女子有不可改嫁的強制外，對一般百姓並沒有「從一而終」的硬性規定。即使在程朱理學大行其道的宋代，最多也就提倡女子要守貞守節，從來沒有強制要求普通人家的女子從一而終。很明顯，將夫死殉節的行為硬說成是在「封建禮教」的落後表現顯然有點牽強了。

不過在族權以及輿論的壓力下，死了丈夫的寡婦改嫁的例子卻也不是很多，更多的寡婦的選擇是繼續侍奉公婆、撫養子女，把對家庭和自身後半輩子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因此，即便在當時的「封建禮教」環境下，這些女人們也大可不必夫死殉節，因為她們還有公婆，還有孩子，還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她們去做，可是是什麼促使她們義無反顧的丟掉人世間的一切，幾乎在同一時刻集體追隨夫君於地下呢？

但凡是自盡者，除了對塵世完全絕望之外，還需要莫大的勇氣，因為非如此才會死得如此義無反顧、毅然決然，她們的勇氣的來源在哪裡呢？本人大膽試著揣測一二。

在封建時代，成年男子無疑是家裡的頂樑柱，是經濟來源和精神支柱，雖然在「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大背景下軍人的地位並不高，參軍並非一件光榮的事情，但是作為工資待遇相對較高的海軍，家裡有一人參加海軍，即便是普通水兵的工資（根據《北洋海軍章程》規定，水兵按照等級不同月薪從十兩到二十兩不等，一年可以得到一、二百兩，在許多普通家庭看來絕對是一筆天文數字）也足夠一家人吃穿不愁、歲歲小康仍有富餘，當真是惹人羨慕。因此，海軍家屬平素里的生活標準和品質遠遠高於周圍的農民鄰居，一村之中，族權大於一切，族長要求族中富戶接濟貧戶是很合理的事。再說鄉里鄉親的抬頭不見低頭見，即便從人之常情的角度來看，小康富餘的海軍家屬平日裡接濟窮鄉親們也是完全可以想像和理解的。因此這些女人即使上有公婆下有子女，在宗族的關照下也自會有人代為贍養撫育，沒有了這個牽掛，也就沒了後顧之憂，「走」得也就安心。

另外要注意的是，這些女人的男人們並非正常死亡，而是戰死殉國。自古以來丈夫陣亡其妻自盡者倒是屢見不鮮。亡夫是為國盡忠，視為光榮之舉，為了不讓亡夫在黃泉路上走得寂寞而以身相陪，本人認為用「殉情」形容更加貼切些，雖然那個時代沒有什麼自由戀愛的意識和習慣，但是也講究夫唱婦隨、珠聯璧合之說。更何況，十九世紀人的平均壽命遠沒有今天這般高，生命遠比現在脆弱許多，遇到時疫甚至一場大病就可能讓一個健康之人在很短的時間裡撒手人寰，所以當時人看待自己的生命也遠沒有現在人看得如此重要。因此，不能用如今人們對生命的態度去衡量這些女人對自己性命的處置是對是錯。

什麼才是這些女人們結束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

先前本人說過，自盡只要不是被脅迫的，都是需要極大的決心的，另外就出自絕望了，夫妻伉儷情深而殉情可以算作「決心」，那麼是否還有「絕望」在裡面呢？那要看她們的丈夫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幾何便可知曉。

北洋海軍覆滅之後，陣亡官兵被日方給予很高的禮遇，伊東佑亨特地將解除武裝的「康濟」艦交還給中國方面用以載運陣亡官兵的靈柩。可是，作為丁汝昌以及北洋兵將們的祖國對他們的態度卻足以令人心寒不已，清流文人把持的輿論對他們鞭撻不斷，以至於長期以來對他們的評價都趨於負面。失敗的憤怒需要宣洩，因此需要有一個泄憤的對象。戰敗的北洋海軍正好符合這一「標準」。諷刺的是：世人雖然可以無視北洋海軍困守劉公島而無援的絕境，但是決然不能接受北洋海軍投降的事實，「朝廷可以無限的對不起你，而你絕不可以對不起朝廷分毫」，這就是他們心中的「正義」。

所以，一連串的打擊降臨到了這些為國家拼力死戰的人們的頭上。

當丁汝昌的靈柩抵達煙台，駐煙台各國領事紛紛前去弔唁並給予充分同情和惋惜的同時，遠在北京的吏科掌印給事中余聯沅就上奏稱丁汝昌「死情可疑」，朝廷遂著山東巡撫李秉衡就近調查，可是與丁汝昌本來就不睦的李秉衡在沒有抵達煙台見一眼丁汝昌靈柩的情況下就上奏朝廷，做出了兩個建議：因為丁汝昌罪孽深重，如果丁汝昌真的死了，就不要給他撫恤（惟丁汝昌以旅順失事，奉旨革職，拿交刑部，其歷次罪案已在聖明洞鑒之中。戰敗死綏，僅足相抵。倘日後有以請恤之說進者，朝廷必力斥其非，無俟臣下鰓鰓過慮）；如果丁汝昌未死而叛逃日本了，那就彆強求日方歸還了，也沒有辦法加罪與他（至降倭之說，臣愚以為事即不虛，而敵方構兵，既難責以歸還，即無從加之以罪）。所以當丁汝昌的確切死訊傳到北京後，朝廷並未給予分毫的撫恤，在許多對北洋海軍不滿的人眼中，不罰已然是莫大的寬容了，難道還要奢望什麼撫恤嗎？

上諭：「已革海軍提督丁汝昌，總統海軍始終僨事，前經降旨拿問，獲咎甚重，雖此次戰敗死綏，仍著毋庸議恤」。同時，丁汝昌之前所獲得「罪名」卻一樣也沒有撤銷。

可以想像當魏夫人在悲痛之餘看到與自己相濡以沫三十年的恩愛夫君蒙受如此不白之冤，昭雪之日遙遙無期心中的絕望可想而知，那麼她在接回丁汝昌靈柩後毅然決然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已是完全可以預見和理解的了。

丁汝昌的遭遇是北洋海軍已經死去和活著的人命運的縮影，在整個北洋海軍都處在輿論鞭撻對象這種大背景下，除了個別由皇帝欽定的英雄人物（如鄧世昌）外，還會有多少北洋海軍的個體能逃脫在負面評價之外？在1895年，外界對北洋海軍幾乎是舉國斥責（即便在國外也是如此，洋員馬吉芬在回到美國後四處演講為北洋海軍申辯卻被當做瘋子送進了醫院，並在兩年後承受不了壓力自殺身亡），對於汪郎中村的那些新喪夫君的新寡婦們而言，即便是對北洋海軍的負面輿論沒有怎麼影響到村裡人的看法，可是又怎能抵擋住閒言碎語的侵蝕？要知道大規模的對北洋海軍遺孤進行照顧並招入海軍的行為要等到民國北京政府海軍部成立、原北洋海軍「靖遠」艦大副劉冠雄出任北京政府海軍總長之後了。前前後後差了將近二十年，這二十年的屈辱和絕望又豈是尋常人能忍受的？七尺男兒尚且無法忍受，更何況是失去精神支柱的弱女子。所以，本人願意相信，促使這些軍人的妻子結束自己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是舉國對北洋海軍官兵的洶洶輿論讓她們感到絕望、喪失了對未來生活的希望，剝奪了她們繼續活下去的勇氣。

安息吧，水手和水手之妻

本人面對著散落在雜草和荊棘叢中的十多座墓碑，不發一言，雖然本人心中有好多話想要對他們說，許久才離開了這片海軍墓地，一直在村口等著本人的計程車司機早已等得不耐煩，滿面焦急之色。本人報以歉意的招呼後踏上了回程之路，那片墓地在本人的腦海中定格，突然想到了美國二戰驅逐艦隊名將、戰功卓著的原第二十三「小海狸」驅逐艦中隊隊長、官至海軍上將的阿利-伯克（Arleigh A Burke)及其妻子羅伯塔-伯克（Roberta G Burke）的墓志銘。只有兩個詞的墓志銘分別是「水手」（Sailor）和「水手之妻」（Sailor’s Wife），猛然間想到了應該對他們說的而不知怎麼說出口的「好多話」原來只需要短短的一句就能概括了：「安息吧，水手和水手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