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為我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對於他的研究一直都沒有中斷。我們都知道魯迅曾去日本留學，後來棄醫從文，踏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日本留學的這段經歷對魯迅的現代性思想形成、文藝理論創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廚川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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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迅前期美學思想發展的進程中，對廚川白村有過濃厚的興趣。
魯迅在1924-1925年先後翻譯了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塔》兩本文藝論著，同時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魯迅幾乎把廚川白村所有的著作都搜羅齊全了，從《走向十字街頭》中翻譯出《東西之自然景觀》和《西班牙劇壇的將星》兩篇評論。還寫下了直接介紹廚川白村的相關文章，包括引言、後記、附記等共計13篇。
這在魯迅一生的翻譯事業中十分少見。
魯迅曾在北大任職，教授中國小說史，後來講義出版為《中國小說史略》。其實魯迅還在北大開了一門文藝理論課，講義不知道寫沒寫過，教材是有的，那就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
甚至後面魯迅到廣東中山大學講授文學概論時，仍然將《苦悶的象徵》作為教材。魯迅對廚川白村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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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川白村的名字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可能相當陌生，但他卻是日本文藝理論界響噹噹的人物。
廚川白村出生於1880年，父親是受過西方文化教育的官員，廚川白村也從小受到歐美文學的薰陶。在學生時代就閱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是日本最早翻譯西方現代派文藝理論的人。
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專業後，還跟隨小泉八雲、夏目漱石、上田敏等日本著名作家學習，後赴美留學獲取文學博士學位。歸國後在文壇前輩的影響下，廚川白村更廣泛地介紹歐美文學、研究美學理論，在文學評論中做出社會批評。
於本國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偽、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一一加以辛辣的攻擊和無所假借的批評。
這也正是魯迅喜歡廚川白村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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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廚川白村關於文藝和美學方面的思想論述，魯迅還欣賞他正視現實，以文學評論作為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武器，對日本社會不留情面地辛辣批評。
魯迅作為革命民主主義者，從青年時期就一直關注「國民性」的問題，希望能用「先覺之聲」來「破中國之蕭條」，在這一方面和廚川白村的主張產生了共鳴。
魯迅在《觀照享樂的生活·譯者附記》中說廚川白村：「對於他本國的缺點的猛烈的攻擊法，真是一個霹靂手。但大的因為同是立國於亞東情形大扺相像之故罷，他所狙擊的要害，我覺得往往也就是中國的病痛的要害，這是我們大可以藉此深思，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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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魯迅的寫作風格也受到了廚川白村的影響。
他在《而已集·讀書雜談》中曾向初習文學的青年建議過：
「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
魯迅在自己譯的《苦悶的象徵》里的「引言」中談起：「但是『所謂象徵主義者，決非單是前世紀末法蘭詩壇的一派所曾經標榜的主義，幾有一切文藝，古往今來，是無不在這樣的意義上，用著象徵主義的表現法的』」。
無獨有偶，魯迅在1925年後的作品中都較多使用了象徵的手法。這顯然和廚川白村的美學主張有關聯。
此外，廚川白村立足於日本社會現實，不為文藝而文藝，主張嚴肅創作的態度也深深影響著魯迅。魯迅在接觸廚川白村的著作後，作品中對人物的心理刻畫、解剖日漸深刻。
廚川白村可以說是日本文藝理論家裡魯迅最愛的一位，現在魯迅紀念館裡都還能看到魯迅購買收藏的廚川白村的作品，可以說魯迅對廚川白村真的愛得很深沉了。lu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