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作家劉震雲受邀對家鄉河南過去發生的一場災難進行調查，這場災難就是1942年-1944年發生的河南饑荒事件。在整個過程中，受災人數達到3000萬之多，死亡人數高達300萬。令劉震雲驚訝的是，在調查中很多災難的親歷者或後代對於這段苦難的歷史都已淡忘。在這樣的情況下，劉震雲決定創作一部作品，它就是《溫故一九四二》。

這部作品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應該歸為非虛構作品，裡面除了大量的史詩資料外，根據親歷者所描述的真實事件進行了還原，以口述和記錄的方式讓讀者感受到屬於那個時代的災難。就像很多人問劉震雲的「這件事都過去那麼長時間了，為什麼還要再去寫呢？」劉震雲給出的答案是「只有記錄下來才能避免再犯同樣錯誤，否則歷史還將重演」。正是這份責任感，讓他查閱了大量的資料，目的就是講述苦難的根源，讓人類反思自己的錯誤和環境的關係。因此，這部作品具有很強的反思性。

由於採用了記載體而非小說體，作品中的故事和信息指向雖然都是1942年發生的人或事，但卻缺乏了一條明確的故事線，所以改編起來難度極大，劉震雲義不容辭負責劇本編寫的工作。由於信任，劉震雲的好友馮小剛導演決定肩負起執導的重任。然而在2011年前，馮小剛三次申請電影立項卻鎩羽而歸，對於歷史事件，表現手法、故事內涵、精神指向一旦稍有偏差，很可能會造成觀眾的誤讀。可是執拗的馮小剛卻願意用「畢生積累的資源」去完成這樣一部作品。顯然，馮小剛並未滿足於成功的舒適圈，而是真正留下一些能夠警醒世人的作品。從完成度來說，兩億的成本、數不清的大牌、各種資源的調用，都讓這部作品呈現出不同以往的質感。

今天，我想從電影這種藝術文本的角度來分析下對於原作歷史文本的改編，其想要表達的深層含義以及這場災難對於人性的反思，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01、電影改變了作品中的敘述結構，採用多線敘述模式交代了兩個家庭的悲情故事。

原作是調查體文學作品，小說中沒有故事性，也沒有重點突出的人物。可以說，這樣一部作品根本不滿足電影創作的需要。因此，馮小剛數次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論證，基本上每次都得到了否定的結論，由此可見電影改編的難度之大。

電影作為視聽的藝術，必須保證有基礎的人物設定和情節推動。只有更加貼近當時的生活條件，才能展現出特有的人文關懷和哲學反思。由此，劉震雲的劇本改編工作開始了，整整歷時19年，翻來覆去地調整人物角色和情節框架。

原作全部採用了第一人稱敘述，從調查姥娘、舅舅開始，通過人物對話、回憶將觀眾帶入到時代的背景下，很多畫面需要讀者自行進行腦補，而電影需要從第一幕開始就將觀眾帶入到場景之中。於是，老東家范殿元和瞎鹿兩家成為了整個故事基於逃難人群的代表，影片採用的也是全知視角的第三人稱敘述，站在一個客觀公正的角度來記述當時發生的一切。

小說的結構採用了「深時性」結構，將「過去、現在、將來」融為一體，觀眾既能感知到「我」處於現在，想要探究過去事件的狀況、成因，也能感知到對於未來發生事情的幫助。正是由於「我」具有跨越時空的能力，所以視野範圍更加寬廣，這是基於視角變化帶來的認知升級。可是對於電影，卻採用了「內時性」結構，也就是一種融入事件的時間再現，旁觀者視角將觀眾牢牢鎖定在那個年代，隨著主人公命運的跌宕起伏來感知時代的變遷，因此感染性更強，更容易隨著人物命運帶動情感波動。

在小說中，劉震雲可以直面表達自己的主觀判斷，他的立場是基於民眾、底層人民的，為人民吶喊、替民眾悲哀，所以在敘述上採用了對比、諷刺等手法對於統治階級進行了無情批判。比如小說中寫道「指責九十二年許許多多的執政者毫無用處，但在哪位先生的執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比我姥娘更感到慚愧。這個理應慚愧的前提是: 他的家族和子孫，決沒有發生飢餓。當我們被這樣的人統治著時，我們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後怕嗎?」顯然，站在現今角度來分析更具有說服力，可是這種方式在電影中卻無法表現。

於是，電影採用了多線敘述的方式，一方面展現人民的疾苦，以點帶面表現民不聊生的場景，可是這種多線敘述方式卻無法表現導演的批判態度，只能通過黑色幽默的方式進行反諷，但卻存在一個問題，作為一部反映災難的影片，這種反諷的效果多有限制，無法達到原有的效果。另外也無法多次使用，只能將鏡頭再次對準災難發生時的人性反思，缺乏直抒胸臆的暢快淋漓，這也是影片沒有很高票房的一個原因，觀眾有時害怕這種鮮血淋漓的慘烈，更怕深入骨髓的反思。

02、追尋災難發生的根源，天災、人禍原因探究，多視角分析災難的成因。

客觀來說，1942年饑荒很大程度上有天災的成分，時代背景是中日戰爭由被動挨打到正面相持階段，有近一年時間河南境內幾乎沒有下雨，1943年又發生了嚴重的蝗災，小說中交代的很清楚「自然的暴君，又開始搖撼河南農民的生命線。旱災燒死了他們的麥子，蝗蟲吃了他們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們的蕎麥，最後的希望又隨著一棵棵垂斃的秋苗枯焦，把他們趕上死亡的路途。」

而另一部分原因就是電影中展現的人禍造成的，在影片開始，老東家家產殷實，人丁興旺，可是籠絡人心的方式不再是仗義疏財，而變成了完成任務給以糧食。一個畫面將饑荒嚴重程度表現清楚，也為逃荒埋下伏筆。可是就像老東家對女兒說的，「我們不是逃難，我們是躲災」，他們躲的是日本人的侵略以及周圍鄉親的生存需要，因此他們並不是真的窮，而是裝窮。可是一路上呢？老東家女媳死了、老娘死了、女兒賣了、孫女悶死了。最後由一個繁榮的大家族變成了形單影隻的一個人。而瞎鹿家族同樣如此，老娘讓飛機炸死，瞎鹿讓日本人推進了鍋里，老婆賣給了別人，留下的兩個孩子也掉下火車不見蹤影，瞎鹿一家的下場比老東家還要悽慘，這裡面的原因耐人尋味。

除此之外，還有兩條線指明了災難發生的原因。

一條是國民政府的救災和以白修德為代表的國際政府的關心，影片開頭交代了當時國際發生的事情，史達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邱吉爾感冒，在河南主席李培基請求蔣介石救災支援時，他竟然開不了口，原因是「救災的事情比上面幾件事都要小的多」，也就是說在國民政府心中根本沒有意識到救災的重要性，所以當白修德記者想方設法當面傳達死亡人數的嚴重性時，蔣介石說「美國人就會自以為是，四處添亂」，他代表的是一種政府態度，而絕不僅僅代表個人。他擔心的不是人民安危而是輿論壓力。劉震雲想要表達的是影片最終所體現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執政政府最終被趕到了台灣，這就是沒有重視人民重要性的必然後果。

國民政府並不是完全不管人民，他們撥給了救濟糧，小說中寫的是每人一磅，也就是每個人不到一斤，而電影中改為了兩斤，但不管是一斤還是兩斤數量都太少，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部隊卻搶走了一部分糧，剩下一部分還延遲發放，甚至執政者囤積收取利息。可以說，這種腐敗是來自方方面面的，而絕不是執政者所能控制的。所以最後不得已國民黨部隊撤出河南。

另一條線就是日軍的侵略和老馬等成立「戰區巡檢法庭」。在國民黨撤出河南之後，根據國際人道主義救援準則，日本應該承擔其救助難民的責任。可是日本人卻也放棄了河南，於是河南成為三不管地區，加劇了更多人向陝西逃離。

日軍的侵略直接導致了瞎鹿、瞎鹿母親等人物的死亡，而這只是個人到群像的刻畫，這種燒殺搶略的行為只是浮光掠影的展現，卻透露出無法兇殘和醜陋的嘴臉。栓住為了找孩子，被日本人抓獲，僅有的孩子玩具風車被日本軍官搶走並燒毀，拴住也因為不吃日本人的饅頭慘遭殺害。這種行為的隨意性令人髮指。而老馬從廚師到法官，一方面揭示當官的隨意性，另一方面表明在戰時沒有任何法制可言。影片中數次出現「只有打勝仗才不會亡國」的言論，其實正是表明強權政治下，底層人民悲慘的命運。即使是法官，也不得不低頭吃下強塞的事物，而更可悲的是，難民們基本上沒有任何可以吃的食物。

03、增加不同人物細節，利用物品隱喻，展現面對災難時關於人性的深入反思。

影片中增加了很多小說沒有提過的人物和物品，藉此用鏡頭語言表達對於戰爭、人性的深入思考。

比如傳教士小安，他在逃難開始時堅定地站在耶穌一邊，所有的口號倒背如流，他說災民逃難就是因為不相信主，但是在逃難途中，他見證了無數人的死亡，給逝者禱告企圖讓其閉眼，結果卻失敗。想要拯救這些無辜的難民卻險些丟掉自己性命，於是他反問主「難道這一切災難都是主的意思嗎？」在死亡面前，精神信仰也會有坍塌的一天，上帝並不能拯救災難深重的河南，也反襯出宗教信仰並不是萬能的。

小說中有姥娘、花爪舅舅、二老爺、郭有運等人物，可是在電影中都進行了信息模糊化處理，突出了老東家和瞎鹿兩家為代表的逃荒者，由此展現災難之深重，命運之悲慘。

老東家剛開始逃難因為有積蓄所以心態與普通人並不相同，所以他可以救助瞎鹿，用糧食換取栓住性命，那是他的資本。可是當車馬糧食都被軍隊搶走後，他一無所有。高高在上的地主一瞬間一無所有，不得不低聲下氣請求瞎鹿是否可以讓兒媳坐下馬車。而瞎鹿媳婦同意的理由同樣有趣：沒想到他還有求咱們的時候。這顯示出瞎鹿一家虛榮心裡得到了滿足，對於落難的人來說已經無法用財富區分階層，這更顯示出一種濃郁的悲情色彩。

藝術文本相對於歷史文本更注重意象表達。為此，影片巧設了幾個具有隱喻的物品。比如黑貓，這隻老東家女兒星星最喜歡的寵物在開始時可以喝湯，這種養尊處優的姿態代表了一家人的心理：生活安逸、無憂無慮。但是隨著逃難時間的拉長，當兒媳要生孩子需要營養時，黑貓竟然成為了補品。老東家對星星說「爹對不起你」，這時的星星沒有哭泣，反而說了聲「我也要喝貓湯」，這時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貓的身上，那種富足美好的生活一去不復返，面對災難，只要活下去就還有希望。

風車是瞎鹿送給女兒的玩具，瞎鹿老婆花枝在離開前問道兒女「還會怎麼玩嗎？」花枝拉動發條，看著風車慢慢轉動，在這裡風車寄託了母親對於孩子的思念，她知道這一別就是天長地久。當孩子們丟失，留給栓柱的只有風車，所以在日本人面前他寧願去死也要保留風車，這其實代表了孩子活下去的美好憧憬，而栓柱的死亡再次印證了孩子的悲慘結局。

小安手中的《聖經》代表了心中的信仰，可是當他看到血肉橫飛的小女孩痛苦地死去，他把這本書放在了孩子身上，並且留下痛苦的淚水，對於戰爭的無奈和生命的逝去，他無能為力。他甚至希望和孩子一起死去，等待炸彈的降臨，影片類似這樣的人物刻畫都很深入，也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心中的答案。

在馮小剛心中，影片的最後35秒才是影片的重點，當所有人紛紛死去，老東家竟然不再逃難，返程河南，只為死的離家裡近些。這時，一個孤單的小女孩進入他的視野，戰火奪去了母親的生命，而死意已決的老東家竟然牽起了小女孩的手，從此肩負起撫養的責任。這樣的情節處理顯然是大災面前有大愛的體現。戰爭和飢餓奪去了無數人的生活，卻由於一位不是親人的孩子，讓老東家獲得了活下去的希望。

結語：《一九四二》在馮小剛心中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那就是尋找活下去的理由。在改編方面，馮導在尊重原著思想內涵的基礎上，儘量保持思想上的客觀真實。不過從效果來說並不理想，這是因為他想要展現的場景過於龐雜，如果觀眾對於那段歷史缺乏清晰的概述，很難理解導演想要通過情節和人物傳達出的精神實質。再加上本身這個故事過於沉重緩慢，無法激發其當今生活壓力大、工作節奏快的觀影人群興趣，導致在票房方面並不理想。但這並不能否認導演和演員們所付出的努力。

如果對於這段歷史有興趣的話，《溫故一九四二》中的大量史料記載其實更具有真實性和觸動感。文字是「從研究檔案到建構話語， 再把話語變成一種書寫形式」。而電影則是將本無序列的資料經由情節編排改造成具有可識別的開頭、中間和結尾的故事，不管哪一種形式，這段值得紀念的歷史都不該被世人所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