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隋煬帝楊廣就像一個怪郎中：他的眼光是如此的精準，以至於不管什麼疾病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他開出的藥方又是那麼的奇怪，每一味藥材不是用錯就是嚴重過量，以至於任何一劑藥吃下去都會產生致命的副作用。他新皇上任後進行了四項大刀闊斧的改革，隨後大修南北運河及長城，為遠征高句麗和抵禦匈奴做準備。然而這一切看似萬全的準備，到了第一次征遼時卻仍舊鞭長莫及，三十萬遠征大軍還是因為缺糧問題而折戟鎩羽。至於他的第二次及第三次親征，也隨著國內風起雲湧的叛亂而匆匆結束。
就在這時，隋與突厥的關係這個時候也變得差起來了。這時突厥的大可汗是始畢可汗阿史那咄吉。阿史那咄吉是啟民可汗的兒子。啟民死於大業五年，即公元609年，咄吉於當年即位。繼位之初，始畢在悄悄積聚力量，對隋倒也挺恭敬的。但是煬帝三次征遼的失敗，突厥內部的有識之士也算看透了隋廷的外強中乾，突厥人對隋廷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突厥謀臣史蜀胡悉頗有才幹，幫著始畢慢慢建立起了威望。隋朝派往突厥的間諜探知這一消息告知隋廷，於是裴矩設計，以邀請史蜀胡悉互市通商為名將其騙至馬邑殺死，並反誣一口說史蜀胡悉意圖謀反，隋廷為突厥除害云云。始畢可汗阿史那咄吉當然震怒異常，於是開始悄悄謀劃反隋事宜。
煬帝於大業十一八月年再次巡視北方邊境，意在試探突厥人的動向，也想藉助所謂的天子威儀震懾一下東突厥。
圖/網絡。
不過這一次，突厥人選擇了先下手為強。阿史那咄吉在定襄集中起突厥軍主力，突然發難，攻擊了隋的雁門郡。當時煬帝正在雁門——突厥人這一次是集中全力直奔輿駕而去，力求一擊成功。短短數天內，雁門郡所屬41座城市竟有39座陷落，隋軍僅勉強堅守住雁門和崞兩城。
煬帝本人連同城內軍民總計一十五萬人被困在雁門孤城竟無法突圍。突厥人日夜攻城，據說箭都射到了御座前。
形勢危急到了這份上，一切以保命為第一要務。在一班大臣建議之下，煬帝採取了三項措施：一是親自撫慰激勵將士，許諾擊退突厥後凡是守城有功人員一律高官厚祿；其二既然無法突圍，就將求救文告寫在木板上，投放到滹沱河中，詔令各郡發兵來救援，除去許諾今後不再征遼東以外，也許各地援軍以高官厚祿。其三是派遣密使混出城去聯絡突厥可賀敦義成公主，在突厥內部造謠說北方部族有叛亂跡象。三管齊下果然奏效，突厥人不善攻城，面對雁門久攻不下，加之隋軍援兵四集，突厥人也見好就收，撤圍而去。
在各路趕來勤王的援兵之中，有一個名為世民的十七歲少年，投效於左屯衛大將軍雲定興的麾下，於此役中作疑兵之計，算是第一次在正史中出鏡。
雲定興這人在歷史上為官的名聲雖然不大好，不過據說其實倒是一個頗有創意的服裝設計大師。他的一個女兒本來是前太子楊勇的小老婆，所以楊勇被廢以後他一度很落魄。不過他和煬帝的寵臣宇文述的私人關係很好，通過不斷給宇文述行賄拍馬，竟然從小職員起步重新又做上了正三品的左屯衛大將軍。
有些史料上說雲定興把李世民收在軍中是為了拍李淵的馬屁，其實倒可能是冤枉他了。雲定興從少府的一位小職員開始，經過少府丞、少府監、衛尉少卿、左御衛將軍才到左屯衛大將軍。他做衛尉少卿至少還是在李淵之前的事情，（雲在大業十一年已經任正三品的左屯衛大將軍，李淵這時候才到四品的衛尉少卿）雲定興的職事官實際上是要高於李淵的——當然李淵這八柱國之家出身的家底比雲定興肯定是厚實多了。雲定興收李世民在軍中，大概也就是看在前後任的面子上，同僚子弟給照顧一下罷了。
這以後，隋和東突厥的關係就勢如水火了，又恢復到全面戰爭狀態。煬帝由雁門經太原、東都返回長安，隨即對河東道諸郡人事進行了調整，加強了防務力量：
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黜陟討捕撫慰大使，以鎮壓叛亂、穩定河東局勢。
重新啟用王仁恭為馬邑郡太守，擔任抗突最前線的指揮官。而三原縣令李靖則被調任為馬邑郡丞。
隋煬帝於大業三年改州為郡，郡的長官稱為某郡太守，二把手則稱為某郡贊治，由於唐高宗名治，所以唐代在高宗以後寫的史書為了避諱，就把史籍中涉及的贊治一律改稱為贊務。至於改贊治為郡丞，則大約在大業九年——從史籍的記載來看，大業九年楊玄感之亂時各郡猶稱讚治，而年底王世充討伐劉元進的時候已經稱江都郡丞了。不久煬帝又在太守之下，郡丞之上設置通守——通守在身份上接近太守，而且實際主持一郡政務，可以由郡守升格而來，等於是為以往被排除在體制外，難以進入高級官員序列的地方官的晉升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此一制度的出台，實際上自有其背景——隋代以前，由朝廷至縣的行政架構分層都在四級以上，這是當時社會人文政治經濟環境發展的自然結果，自有道理。
而隋文帝統一之後，雖然出於統一政令裁汰冗職的目的整理地方行政並沒有什麼錯，但是強行將州郡合併，施行三級行政架構體制卻是並不符合歷史潮流的——以南北朝後期的實際情況，州以上地方主官算高級官員，基本上被世族和大豪強所壟斷，郡一級的算中層官員，大多由大門閥的旁支或者一些中等的門閥出任。而在縣一級算基層官員朝廷多數時候是放手給地方都督刺史們任命的，只需要保證效忠，不耽誤徵稅徵兵就行。州和郡、郡和縣之間的層級鴻溝對於一個家族來說很多時候即使花幾代人的時間都不見得能夠跨越。但是這樣的層次安排，保證了官僚隊伍金字塔結構的穩定性。
但是文帝砍掉這中間的一級之後——文帝的時候砍掉了郡級，煬帝又把州改為郡。——就出現了這麼一種情況，在高級行政主官（州刺史）和初級行政主官（縣令）之間的中級行政主官（郡太守）這一階層直接消失了！——後來隋煬帝的時候雖然重新將州改稱為郡，但是行政層級並沒有增加，只是郡太守這個時候是以高級行政主官的身份出現了而已。——當然這並不是說朝廷的中層官僚隊伍就不存在了，就消失了，在中央政府的各個職能部門，以及地方政府的僚佐中依然存在著大量的中層官僚——只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官當中不會再出現中層官僚的身影罷了。然而這是會帶來嚴重的後遺症的，如果整個國家的幹部的任職履歷中都出現這麼一個缺陷——即官僚隊伍中的幾乎所有人都沒有獨立負責一基本單位運作的經歷。長久下去必然導致官僚隊伍這方面能力的下降，同時由於政府職能運作模式的調整要落後於機構調整的進度，必然導致政府控制能力的降低。
舉幾個現代的例子——一般情況下，在軍隊裡面世界各國實戰型的高級將領多數都要求有擔任師、團級部隊主官的經歷。我國現代的行政官僚體系在用人的時候也特別看重縣市一二把手的任職履歷。這是因為現在地方是基本是以縣市一級作為基本行政單位，在縣市、師團級崗位上的一把手任職履歷對於鍛鍊和考驗行政官僚在地方行政上全面的綜合能力非常有益。
而在隋代的時候，縣級行政單位的獨立區域功能還不完善，郡一級的任職履歷就成為官員養成教育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階段。缺失了這一環節，其他渠道的官員養成又無法在短時間內彌補這個缺陷，必然導致官僚隊伍整體素質的下降。
這就像我們現在搞所謂的扁平化行政，搞什麼省管縣，撤銷地方地級市對縣級單位的管轄權，自以為是的找出一堆諸如能夠減少行政成本之類的說辭來，實際上副作用大得很，搞下去多半得不償失。
造成這一系列的變革的原因是為何呢？其後果又是如何呢？郡丞這一階級在隋大業末年的社會生活中其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多個隋唐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赫赫聞名的大人物都出自其中，如張須陀、王世充，當然還有我們的李靖——未來的百代戰神衛國公大人。
按照隋代的政治慣例，郡和縣級官員之間的任職是一道巨大的鴻溝，而郡的長官和佐官之間也存在嚴格的等級區分。郡的太守是一個獨立行政區域的長官，其職官的行政等級在四品至三品之間。而郡丞，除去長安和洛陽為從四品以外，一律都是五品以下官。擔任太守即意味著進入中央的高幹行列，而郡丞依然只能算是相對高級的地方事務官僚。對於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僚來說，擔任太守只是其任職履歷的一個階段。而對於那些門庭並不顯赫的中等之家或者寒門之士來說，郡丞這一級別也許就是他們職務的頂點。
如前述的張須陀，由於本身大概沒有什麼太強的家族背景，官一直也做不大；又如王世充，他的老爸是個拖油瓶，做來做去也就是個中層行政官僚，老爸的繼父王粲勉強算個准高級軍官。還有像李靖這樣的，本來算門第顯赫的門閥世家，但是由於政治事故被打入政治冷宮的。總之本來這群的人政治前途大概原本看上去都不大妙。倘若沒有那場大亂，或許這輩子也就在郡丞這人生的頂點上再也上不去了。然而這群人當中，實是集中了一群當世最傑出的腦袋，亂世給了他們建功立業、改變命運的機會。
張須陀在齊郡丞任上多次擊敗暴動的民軍，因此而獲得煬帝的賞識，短短兩年之內，由郡丞而郡通守，而河南道黜涉討捕大使，成為一個大戰略區的最高實權人物。王世充也是類似的經歷，由江都郡丞而通守，進而為右翊衛將軍為吏部尚書，直至篡位登基，其間也不過三五年的事情。
縱觀隋末這幾年的歷史，在不少關鍵的時刻，關鍵的地點，太守往往沒有留下明顯的歷史蹤跡，而出彩的大多是各郡的郡丞、通守這些二三把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有趣的歷史現象。
至於李靖本人，大約是於大業十一年開始擔任馬邑郡丞的。他的任職又是誰的決定呢？是王仁恭還是李淵？抑或者是煬帝本人？王仁恭只是郡太守，李淵也不過是剛調任為河東討捕大使，雖然據說擁有在河東轄區內的人事任免權，但是也僅只限於河東諸郡內，而李靖所任職的三原縣乃是屬於關內道的西京長安直轄，所謂的近畿之地，西京留守為衛文升，當時李淵的級別還要低於老衛，故不可能從衛文升手裡直接要人。那麼最可能的情況是，由王仁恭向李淵或者煬帝直接打報告提出將李靖調職的要求——由於當年兩人曾經在汲郡共事的經歷，相互之間可謂知根知底，王仁恭出於給自己找一個能幹的副手的考慮向上級打報告要求調人這就很合理了——然後煬帝給予批准了。對於一個副廳級幹部的任職，煬帝一般不可能給予過多的關注。但是李靖既然是楊素和牛弘都曾經大力誇讚過的才俊之士，並且據說過去幾年在縣處級幹部的考核中多次名列前茅，而今又擔任的首都附近的縣令，那麼煬帝如果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也不奇怪——如同今日主席雖然不可能記住全國兩千多個縣委書記的名字，但是記住昌平區或者大興區的書記恐怕還是不難的。
馬邑郡在隋末的處境可謂相當的特殊，雖然如果按戶口數量來劃分的話，馬邑那點人口只夠劃成下郡，但是由於恰好處於突厥汗庭的正當面，在隋和突厥反目尤其是始畢可汗率人突襲雁門後，這裡成為對抗突厥的最前沿。依著煬帝的個性，那是非從「雁門之圍」這種奇恥大辱中找回場子來不可的，所以對於這個地方想必也會投入直接的關注。於是李靖就這麼被調到了抗突戰場的最前線。
那麼李靖和衛文升又是從什麼時候建立關係的呢？衛文升名衛玄，這人的資歷相當的老，據《隋書》記載，他本來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近臣，楊堅建隋後衛文升在朝廷內外几上幾下曾經先後擔任過多個職務。《隋書.衛玄傳》記載衛文升在大業三年至大業八年間的某一階段曾經以工部尚書兼任魏郡太守，由於在大業八年之前衛文升已經轉任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而這一職務挺明顯是煬帝為征遼之事所作的人事安排。因此衛文升任魏郡太守的時間下限大致應該在大業六年或者七年左右。而在這兩年，李靖大概正是在魏郡安陽縣擔任縣令。因此李靖和衛文升的上下級關係的建立至遲不晚於這兩年。
衛文升在征遼之役後，由於得到煬帝的賞識而出任西京留守。而李靖也在此期間由安陽縣令轉三原縣令，又來到衛的手下當差，其中多半應該是出於衛文升的安排。否則李靖憑藉一己之力以一介外郡縣令的身份要實現跨大區調任首都回到老長官麾下的目標還是不大可能的。
正因為李靖和衛文升之間有這麼一層不大為後人知的關係。所以後來李淵在太原起兵時，李靖並沒有選擇跑去江都報告煬帝，而是趕緊跑到長安衛文升那裡。此是後話，暫且不表。
至於當年李靖從汲縣令轉任到安陽縣令是個怎麼回事呢？是王仁恭送給衛文升的大禮還是衛文升從王仁恭那裡挖的牆角呢？抑或者王仁恭把他從三原縣令弄到馬邑來當郡丞是對當年衛文升挖牆角行為的報復呢？至少有一點我們比較清楚的是，大約在大業四年前後，王仁恭任職汲郡太守而衛文升則在汲郡隔壁的魏郡任太守。
大業十一年，王仁恭剛上任馬邑太守，就碰上了突厥大舉入侵，據說始畢可汗親率數萬人馬攻擊馬邑，而當時馬邑全郡不過大約四千餘戶居民，（《隋書.地理志》：馬邑郡統縣四，戶四千六百七十四。這不是該地區的實際戶口總數，而只是隋朝官方能夠有效控制的編戶的數據。）分散在善陽、神武、雲內、開陽四縣，全郡兵力不過三千人（《隋書.王仁恭傳》：時郡兵不滿三千）。王仁恭親率郡兵逆擊突厥，神奇般地打退了突厥人的進攻，並斬獲數千首級，其中還包括兩個突厥王子（特勤）。
（事見《隋書.王仁恭傳》：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勤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勤眾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並斬二特勤。帝大悅，賜縑三千匹。）
而據《通鑑.考異》所引《大業雜記》，其實此事大概應該是和煬帝被圍雁門同時發生的。實際的情況應該是大業十一年六月，煬帝由太原郡汾陽宮經樓煩郡，遭到突厥的攻擊，煬帝派遣右武侯大將軍范安貴阻擊，安貴兵敗死於軍中——這個有范安貴的墓誌可以證明。七月份煬帝經樓煩郡的天池（位於管涔山附近）退入雁門郡，八月被困雁門城。
當時的情況是馬邑位於樓煩和雁門的北面，隋軍自定襄而下，既然能夠直接襲擊位於樓煩郡的嵐城，肯定是要先經過馬邑的——因為在馬邑和樓煩郡的西境就是黃河，突厥大軍不可能直接跨黃河自西往東作攻擊前進。那麼也就是說，其實馬邑並沒有擋住突厥的南下——在煬帝退守雁門之前，其實已經和突厥人在前線耗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當然，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至少馬邑當時並沒有全面陷落，甚至在煬帝被圍雁門，雁門全郡只剩下兩座孤城的時候，馬邑郡至少還有幾個據點掌握在隋軍手中——而這些據點，肯定將會影響到突厥人的機動與後勤。在馬邑郡境內，比較適合人生活的區域主要就是桑乾河流域從善陽（今朔州）到雲內（今大同）這一片，除此以外，往北往西都是大片的丘陵山脈，能夠供騎兵機動滲透的道路實在是很有限。那麼始畢所能做的很可能就是留下一部分兵力，守住南下的通道，監視馬邑守軍的動向，而大部隊越過據點作蛙跳攻擊。這就必然面臨一個問題——如果留下監視的部隊太強，則會削弱前線的攻擊力量，而如果留下監視的部隊太弱，搞不好就無法維持後勤並保證撤退的通道的安全——不要以為只要是騎馬的民族就沒有後勤壓力了，騎兵的使用如果不合理，比步兵後勤壓力還大，何況突厥人也不是玩骨箭的匈奴，突厥人畢竟是要自己鍛鐵打造兵器和其他用具的。
總之，當九月份始畢從雁門解圍的時候，馬邑的據點依然沒有攻克。然後在突厥撤退的過程中，煬帝派出的援兵配合王仁恭的馬邑守軍截了突厥人的後衛部隊，斬俘各有幾千人，並殺了兩個突厥特勤。也算挽回一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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