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連城
《南方車站的聚會》，優缺點都很明顯，不喜歡的人會不喜歡，而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看這部電影，需要一個適應期。
導演具有強烈的自我風格，算是警匪片類別，但它並不太像一部正規的警匪片。
男主角胡歌，在這部電影中演了一個「壞人」，一個被城市遺忘，骯髒之中的，犯下了殺警察的罪，警察怎麼可能饒了他。
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開始了。
區別於那些各種精妙設局的貓鼠遊戲，這部電影的貓和老鼠都沒有其他電影中的那麼聰明。
老鼠疲於奔命，貓如無頭蒼蠅般地毯搜索。開頭偷車賊們騎電瓶車盜竊，後面警察們偽裝成電瓶車黑車主搜索，形成互文，充滿黑色幽默。
不過，想要看精彩花哨的警匪戲的，請到此打住。
它是一部城市化浪潮中的小人物電影。
開始，我看到胡歌的時候也有不適應感。
因為他長得漂亮，太「正」了！
我們之前討論過「正小生」這個名詞，差不多就是在影視劇中擔任談情說愛正義凜然的男主角的演員。
長得漂亮，身形修長，帥氣，往往屬於上層階級（即使不是，最終也能通過努力達到上層），而且具有文藝氣質——總之就是女人一看就會愛上的那種男性。
胡歌正是有著這樣的配置。在這麼多年裡，從《仙劍》到《獵場》，他一直在扮演這樣的角色。
而這一次他挑戰的角色周澤農，則是一個與他的「正小生」形象完全相反的角色。
他出身底層，是市井之人，平時也不工作，和一群混混偷電瓶車。而且還是這群混混里的老大。
除了是小偷里的老大，他坐過牢，拋家棄子，已經多年不見老婆孩子了。
這是一個被邊緣化，被社會拋棄的，深陷污泥的小嘍囉，小配角。早在電影的開頭，就已經寫好了他毫無光環的結局。
這樣的角色，我們想像中的應該是這樣的：
或者應該讓廖凡來演才對。
正義帥氣的胡歌，而且是觀眾那麼熟悉的胡歌，演這樣的一個角色，是極大的挑戰。
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也明顯地感受到了這種不適感。
同樣的不適感，還存在在桂綸鎂身上——一個文藝女，在這裡演陪泳女（失足女）。她與周遭的環境有點格格不入。
乃至導演不斷讓桂綸鎂垮下來，垮下來，桂綸鎂覺得自己已經垮到了地上，導演還在讓她垮。
不過，我覺得，選擇胡歌與桂綸鎂，是導演想要表達一些觀眾的思維習慣並不是準確的。
我們已經習慣了好人像個好人，壞人像個壞人。底層的壞人必須丑、土、壞，頂層的好人必須帥、美、好。
這是我們常用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二元論。
我們常說：看到這張臉，就知道是個壞人。這是上帝視角，是先入為主，很可怕。
選擇胡歌，是讓觀眾們對周澤農這個角色更複雜，憎惡的同時又產生莫名的同情，而不是用簡單的好與壞進行二元對立。
看電影的時候，我在想，胡歌應該去演警察，廖凡應該來演這個逃亡的犯人。看完後想想，如果這麼換，那麼這部電影就變得簡單了，變得平庸了。
廖凡演壞人，那大家就會認為他是個壞人。無法產生更多的複雜的情愫，那多沒意思！
廖凡的演技自不必說，只是他的外形決定了他對壞人角色的可塑性。
胡歌選擇這個角色，也是要有勇氣的。
因為這個角色和他本人的氣質以及以前的戲路相差太大了，而觀眾對他又是相當熟悉。他要為這個角色付出很多，鑽研很多。
如果演得好，那麼滿堂喝彩；如果演不好，那會遭到很多人的嘲笑與謾罵。
很多「正小生」演員在選擇角色的時候，往往會選擇與自己氣質相近的角色，但與「正小生」相近的角色大多存在於偶像劇中，稍微有點深度的電影，往往沒有「正小生」的地盤。
要突圍，就一定要打破自己原有的形象與戲路。
其實，近幾年胡歌也一直在做這種嘗試。
《你好，之華》中，他客串了一個底層家暴男，留了鬍子，頭髮也弄得亂糟糟的，觀眾統一的感受是——他不像一個底層家暴男。
在這部《南方車站的聚會》中，胡歌還是不負眾望地完成了這個角色。
在語言上，《南方車站》中全程用了武漢話。
好的台詞功底，對於角色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胡歌這個角色，如果沒有方言加成，肯定沒有現在這麼好。
為了更好更快地掌握語言，胡歌要求劇組所有武漢人都要和他用當地方言交流。胡歌說，每一位當地的群演都有可能是他曾經的語言老師。
這些年來，胡歌一直在努力。
為了演好周澤農這個角色，胡歌專門上街體驗生活，還給自己做了環衛工人的衣服。期間，他被路人問：「你有沒有掃地的時候看到過一張病歷卡？」胡歌說：「我不是負責這一片的，你去問下別人吧。」
在接下周澤農這個角色之前，胡歌有將近兩年沒有接過戲。自己到底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一個明星，還是一個演員？胡歌選擇了後者。
成為一名演員，就要摒棄之前所有的利益、光環，所有以前唾手可得的東西。
《南方車站的聚會》是他第一次真正擔任大銀幕作品的大男主電影，片中占據了70%的戲份。
這麼重要的一部戲，胡歌的粉絲們為他眾籌。胡歌卻讓粉絲退款，不需要用這種「特殊的方式製造盛世假象」，更希望粉絲們買票進入影院觀影。
「演技好不好，作品行不行，我自己負責和承擔，贏要光彩，輸不丟人。」
胡歌就是這樣，憑藉著「我什麼都不是」，把自己變成了周澤農，也心甘情願地想要跟著角色一同赴「死」，向死而生。
胡歌「死」過一次。那次車禍，讓他有了更多關於人生的思索，在我看來，「毀容」的胡歌比以前的胡歌，更有魅力，也更好看。
「其實成為一名演員以後，我每一次走進影院，看到牆上的電影海報，我就想有朝一日自己主演的電影的海報也可以掛在影院的牆面上。今天我帶著這部電影回到了自己的家，我的夢想成真了，包括我的父親、我的家人在一起，大家那麼多人一起在這裡見證這一時刻，我非常的開心」。
祝福胡歌。
《南方車站的聚會》2個小時的片長，優點與缺點同樣明顯，還帶點沉悶，但仍然是當下最能代表中國電影希望的國產電影之一了。
昆汀就是看到這部片子，高興得手舞足蹈，直說電影非常出彩。
國外媒體大讚其「stylish」，風格突出。
如果說導演刁亦男的電影《白日焰火》講的是過去，那麼這部《南方車站的聚會》講的則是當下，講的是即將被大城市CBD所侵蝕的「城中村」的故事，一群魚龍混雜的人，在一個名叫野鵝湖的地方發生的兇案故事。
電影的英文名：the wild goose lake，就是野鵝湖的意思。
南方車站的聚會，講的是發生在南方某個城市的故事，電影刻意模糊了具體城市，但從演員們的方言中，可以感知到這個城市其實就是武漢。
武漢，因其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混亂，在多年前被稱為「中國最大的農村」，武漢話則一直有一股「江湖氣」。
在電影中，上海人胡歌和台灣人桂綸鎂都操起了武漢話，「大哥」是「拐子」，「傻瓜」是「苕」。這充滿地域特色的方言，給電影的文藝基調上增添了一股匪氣，也給這兩位文藝氣質的演員蒙上了一層「土味」面紗。
這部電影中，所有的角色都是抽象的。
胡歌的周澤農，是個偷電瓶車的賊，他的出身，他的家世我們一概不知，只知道是個偷車賊，有一個老婆一個兒子。一群混混晚上飆車偷電瓶，看上去很威武，但實在有點好笑。
因為在那些帥氣的警匪片里，賊們哪裡會騎電瓶車啊，至少得是摩托車起步啊……
周澤農是個抽象的絕望的人。在這個充滿了骯髒與罪惡的城中村，他的兄弟被人割了腦袋，自己被貓眼貓耳兄弟打傷。逃亡路上打死了警察，成了警察追捕的對象。
而他接下來要做的並不是逃亡，而是犧牲。作為一個底層的將死的人，他想的是如何將自己的死亡利益最大化。
所以，我們得到了與以往的警匪、黑幫電影很不一樣的體驗——一群偷車混混，平時大哥大哥地叫，隔三差五叫個陪泳女，看上去特別拽，特別瀟洒，而現在為了30萬賞金打破頭。
這是現實。
而周澤農，在這個時候發現自己的命值30萬元。
周澤農在與混混的追逃戲中，他騎的電瓶車閃著耀眼的紅光，生怕追他的人看不見似的，相當黑色幽默，但同時也是一種無奈。這種無奈，貫穿全片。
桂綸鎂演的劉愛愛也是一個沒有背景的人。
她怎麼成為陪泳女的，她的氣質與其他陪泳女是多麼格格不入，其他陪泳女都要留長發讓自己顯得嫵媚一些，她則是男孩子一樣的短髮頭。很少說話，卻被安排去做這麼重要的事情。
一切都模糊不清。
楊淑俊，周澤農的妻子。與周澤農分開多年。至於他們是怎麼分開的，怎麼完全不往來的，都沒有交代。而楊淑俊的弟弟，又為什麼一直跟著周澤農偷竊，也不得而知。
有趣的是，演楊淑俊的萬茜，之前與胡歌在《獵場》中演一對歡喜冤家。在這部中，兩人名為夫妻，卻沒有一次對手戲。
從主角到配角，電影都沒有刻意強調他們的外貌，都是面目不清、模糊的人。
他們可以是任何人，劇情被逃亡、金錢、暴力、性推著走，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到世界這麼一遭，是被遺棄以及自我遺棄的一群人。
周澤農與劉愛愛，一個偷車賊，一個陪泳女，與大多數的觀眾相當遙遠。在潮濕、血腥、逼仄的空間裡，無言，又曖昧。在緩慢的推進中，最終讓觀眾產生共鳴。
整部電影像一個夢。
敘述像夢。
故事線被剪破，閃回式的回憶充斥著全片，回憶也不按照時間線排列，而是通過角色的處境來回憶推進。
畫面像夢。
電影中有幾處亦真亦假。一處是桂綸鎂走在城市未來廣告畫前，人漸漸融入背景畫面中的大城市裡，然而人是真的，大城市是假的。城中村的人，夢想著有一天融入大城市，開發區卻遲遲不動工，怎麼也不能真正走進大城市裡。
一處是馬戲團中的花瓶姑娘。胡歌（周澤農）投幣後她唱歌——是個投幣娃娃；馬戲團的人大罵她，她停止唱歌——看上去像是個真人……這一幕細思恐極。
還有一處是胡歌在破敗的房子裡看著牆壁上貼的舊報紙，無限放大，清晰，快閃而過。報紙上寫的是北京西直門血拚的舊案，是梅艷芳的報道。
死亡是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緊緊纏繞著他。
暴力像夢。
《南方車站》可以說是近年來大銀幕上映的尺度相當大的電影。其暴力場景，怪不得昆汀要高興得大笑了。
對於電影暴力美學愛好者來說，雨傘殺人一場戲實在太出彩了！
而繩索割頭一齣戲，雖然不是首創。《黑金殺機》中皮特死的那一幕至今難忘，劉慈欣在《三體》中更是激情澎湃地描述了如何用納米線割開一艘行進的遊輪……第一次在國產電影中看到，也是心頭一驚。
誠如導演自己所說，他追求的是「瘋狂的理性，而不是理性的瘋狂」。瘋狂之下，留著給觀眾們慢慢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