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貢，川南區域中心城市，地處四川盆地南部，為四川省轄地級市，成渝經濟圈南部中心城市，享"千年鹽都"，"恐龍之鄉"，"南國燈城"，"美食之府"之美譽。管理自流井、貢井、大安、沿灘四區和榮縣、富順兩縣。釜溪河在自貢城中蜿蜒而過，成為新城區與舊城區的自然分界線。

自貢號稱鹽都，鹽業創造了這座城市鼎盛的花樣年華。然而，興也鹽、衰也鹽，鹽業在自貢走過了波瀾壯闊的兩百年。

因鹽而興

熟悉自貢的人都知道，自貢是因鹽而興旺的，只不過在民國28年（1939年）國民政府下令設置自貢市之前，地圖上還沒有自貢這個名稱。那時候，自貢屬於此去東南30公里外的富順縣。和自貢樣，富順也是一個因鹽而興之地，其開採井鹽的歷史要比自貢為早。宋代王象之在《輿地紀勝》中記載了鹽被發現的過程：

「梅澤，本夷人，晉太康元年因獵，見石上有泉，飲之而咸，遂鑿石三百尺，鹽泉湧出，煎之成鹽，居人賴焉。梅死，官立為祠。」

晉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光陰了。經史學家們考證，梅澤發現鹽泉並打出第一口鹽井的地方，位置在今天的富順縣城鹽井街，其遺址依然存在，遺址旁有一株10人也難以合抱的黃桷樹，古樹古井，仿佛猶自訴說著這方土地上鹽業所書寫的人世滄桑。

富順因鹽而富，故在北周時立縣名為富世，到了唐代，因避李世民之諱而改作富順，並沿襲至今。明中期以後，富順採鹽業開始走向沒落，而它屬下的自流井一帶則天車林立，鹽井密布，採鹽的中心遂從富順轉移到了自流井。

強勢登場

清末民初，自流井鹽業走上了巔峰，一個新興工業城市的維雛形已然形成，整個城市七成以上的居民依靠鹽業為生。古老的人工采滷製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除了直接勞作於鹽井的工人外，那些間接為鹽井服務的尚有數倍之多。當時的記載說：

「擔水之夫約有萬」

「行船之夫數倍於擔水之夫，擔鹽之夫又倍之」

「鹽匠、山匠、灶頭，操此三藝者約萬人」

「為金工、木工、石工、為雜工者數百家，販布帛、豆粟、油麻者數千家，合得三四十萬人。」

總之，以採鹽為中心，自流井形成了一條龐大的產業鏈，鏈條的最終端，就是那些采自地下的神奇滷水。著名作家李銳祖籍自流井，他出版的長篇小說《銀城故事》即以自流井為背景，對19和20世紀之交的自貢鹽業有頗多生動形象的描述。

如此眾多的生產人員和當時已領先世界1000年以上的鑽井、採鹽和製鹽技術，使自貢的鹽業放射出了令人驚訝的財富之光。據美國人弗吉爾·哈特1888年在自貢的調查和推算，當時自貢的井鹽年產值高達4940萬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這是100多年前的美元，換成今天的時價，其價值可能在10多億美元左右，而今天，整個自貢的工農業總產值也不過這個數字。哈特還感嘆說：

「許多木製井架隱隱可見，巍然屹立，這不可想像的中國景觀，在帝國其它地方難以見到。」

當時四川政府的統計則表明，自流井鹽業的稅收占到了全省財稅的40%以上。民國期間，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在他的調查報告中寫道：

「遊子初抵此者，聞各處鹽井機械叮噹之聲，以為身入歐美工廠矣，此在我國罕見而在內地不啻鳳毛麟角。」

抗戰期間，長江中下游被日本占領，海鹽無法上運，自流井井鹽又一次川鹽濟楚。為此，1939年，國民政府劃出富順和榮縣各一部分土地設市，市名，則是從自流井和釜溪河對岸的貢井兩個地名中各取一字而成——自貢。鹽興市興，自流井在1000多年裡一直是富順治下的個鎮子，現在卻搖身一變成為管轄富順和榮縣的省轄市，這就是當地人所謂的「兒子」變成了「老子」。

流逝的鹽井

在自貢，至今還殘留著12000餘口廢棄的鹽井，大多數鹽井的井口，還保存著幾十年乃至百年前的天車。所謂天車，就是每一座鹽井井口搭建起的類似於今天的鑽井井架的東西，那是些優質的杉木質地堅硬，外面再綁著柔韌的竹條，雖然歷經幾十上百載的風吹雨打，依然不動聲色地佇立在21世紀的夕光與朝雨中。走進它，也就仿佛走進了這座骨子裡滿是鹽味的古城。也許，鹽和鹽文化賦予自貢的影響，正如一個人的初戀將是他最銘心刻骨的往事樣，它們也無法從自貢的血液里排除，哪怕經過了如此漫長的歲月。

在沒有現代鑽井技術的近代，每口鹽井都是用人力和畜力再加上極其簡單的利用槓桿原理的機械來完成的。因此，當我們走近19世紀中葉前世界最深的一口井——燊海井時，我們沒法不為祖先的智慧所震驚。

燊海井坐落於自貢大安區阮家壩山下，該井開鑽於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歷時3年方始鑿成。井深1001.42米，既產鹵，又產氣。當時，滷水自噴量每日約14立方米，並且能日產4800—8000立方米天然氣，可供14噸鹽的熬煎。據有關資料記載，當海井鑽成8年後，俄國的謝苗諾夫才於1846年鑽成了一口淺井，采出少量石油。再過了13年，美國的狄拉克才於1859年鑽成一口21.69米深的油井，但只從井裡采出了區區1.8噸石油即報廢。

許多自貢人都曾經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清代中後葉，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迅速上升時期，自貢的大鹽商們所擁有的產業之龐大，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比如王三畏家族，擁有的一線工人就多達1200人。這個數字，不要說當時有洋務運動作背景的上海和南通無法相比，就是與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和美國的大多數工廠相比，也是伯仲之間。但是，令人奇怪而遺憾的是，為什麼在自貢鹽場這種大生產的條件下，居然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而是一直停留在家族式的手工業作坊上呢？或者說，是什麼原因導致了自貢鹽業的衰落呢？

今日貢井鹽

最本質的一點在於井鹽開採的高成本。在交通不便和戰亂不休的動亂年頭，廉價的海鹽無法更經濟更方便地運抵內地，自貢井鹽因而占有巨大的市場。但到了戰爭結束，交通條件開始改善時，成本極低的海鹽順著長江水道溯流而上，對傳統的自貢井鹽銷售區形成了合圍之勢， 而井鹽的高成本使它缺少必要的競爭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井鹽的萎縮甚至被淘汰出局也就成為必然。

此外，近現代鹽商家族的腐朽生活方式和人生理念也阻礙了自貢鹽業的深化與發展。我們以大鹽商中排在前三甲的李四友家族為例，略作說明。

李四友家族早在明代開始打井產鹽，到了道光年間，由李維基掌門，他與陝西巨商合作開發了7口鹽井和3口天然氣井，立即從原來的中小型發展到超大型。李維基死後，其侄子李祥庵接任，正值太平軍占領南京時期，他利用川鹽濟楚的大好機會，又將勢力擴大了一步，成為當時僅次於王三畏家族的大鹽商。

君子之澤，三世而斬。到了李祥庵之後的李紹堂時期，這個鐘鳴鼎食之家開始走上了不歸路。當時，這個家族的錢已之有盡的滷水呢？

時值今日，以鹽而興的自貢工業門類里，那些和鹽沾邊的諸如製鹽和鹽化工，幾乎都無一例外地走向了黃昏，那是一些夕陽工業。輝煌了兩個世紀的自貢井鹽業也就此走到了盡頭。王爺廟成了茶樓和舞廳，釜溪河成了地下水的排污通道，精美絕倫的鹽商俱樂部成了鹽業歷史博物館。一切都在悄悄地變化著，不論你是否已經感覺到了，這座城市的生活都不再直接和鹽有關，雖然在他們的骨子裡，也許還殘留著鹽文化時代的烙印：豪爽與義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