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捷，來源：《新湘評論》2020年第3期
儘管新時代與毛澤東所處的時代有著很大的不同，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毛澤東思想之間，始終有一條清晰的堅持、發展、創新的紅線。之所以如此，恰恰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經歷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客觀歷史過程的集中反映。也就是說，是貫穿於理論邏輯之中的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所使然。
對於毛澤東思想所代表的那個時代來說，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所追求的，決不僅是讓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站起來，而且是要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民富國強。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並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沒有任何經驗可資借鑑，沒有任何捷徑可資攀援，只能靠獨立自主地艱辛探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非同尋常的艱辛探索，走了很大的彎路，為後來找到一條正確道路創造了必備條件、積累了寶貴經驗。
真正找到並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道路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由此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這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的不朽貢獻。這以後，又經過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接力發展，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越走越堅定。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正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了光明前景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一思想站在歷史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歷史節點上，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交匯處，通過堅持、發展、創新，既充分彰顯了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也充分彰顯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力量。因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當之無愧地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了新的歷史性飛躍。
我們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新飛躍中，可以清楚地得到黨的理論創新的若干規律性認識。
實踐不是一條直線，人們的認識也不是筆直的。這一方面是由於客觀事物和社會生活的複雜性，人們要形成正確的認識，往往要經過反覆的實踐，有時還需要長時間的實踐，才能充分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各種錯誤思潮的影響和干擾，使這些認識在實踐展開的過程中，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影響和干擾，增加了認識客觀事物本質和規律的難度，需要經過比較長時間的比較、反覆，才能在實踐過程中逐步排除各種影響和干擾，最終得到比較合乎客觀實際的正確認識。正因為如此，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一個正確的認識在提出之後，特別是經歷了曲折複雜的實踐之後，會受到很多人的懷疑甚至是質疑。只有經歷了更長一段時間的實踐檢驗後，人們才開始產生了比較一致的認識。也就是說，這些正確認識是在經歷了正反兩方面的實踐驗證之後，才被最終確立起來，並且在理論形態上日臻嚴密、更加完善。
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這個重大觀點，是毛澤東根據我們黨的經驗總結出來的。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因為黨的中心工作偏離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出現了「空頭政治」「政治取代一切」「政治衝擊一切」的錯誤，給黨和國家事業造成了極大損害。顯然，只有徹底糾正這一偏差，才能使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重新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軌道上來。然而，在糾正這一偏向時，又出現了把這一論點本身作為「左」的影響徹底放棄的偏向。只有在經歷過埋頭經濟工作、忽視政治、淡漠政治、不講政治所造成的惡果之後，完整全面準確認識這一重大觀點的條件才告成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既旗幟鮮明講政治，又切實防止「空頭政治」「形式主義政治」，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切實提高政治站位，切實加強政治建設，使政治工作貫穿到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之中，貫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環節、各領域、各方面。
實踐的道路不平坦，探索的歷程充滿坎坷，也就決定了正確的認識也總是在比較、反覆中形成並確立起來的。有些認識，曾經作為普遍的真理廣為認可和接受。但由於這些認識在當時並不完備，在一個時期里出現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偏差，而在糾正這些偏差時，又對這些認識所包含的真理性產生某種懷疑和動搖，結果又出現另外一種偏差。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過猶不及。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只有在經歷了正反兩方面的比較、反覆之後，人們的認識才逐漸更加接近於真理，也更加全面起來，才能做到毫不動搖。
例如，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特別是政治方向上的領導，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也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但是對於黨執掌全國政權後如何實現並堅持黨的領導，缺乏系統完備的理論與實踐。而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曲折探索的一段時間裡，沒有能夠很好處理執政黨條件下的黨政關係問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歷史條件下，過分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造成了嚴重的以黨代政現象，黨的各級組織包辦了許多原由政府承擔的工作，致使黨組織管了不少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反而在重大問題上損害了黨的領導，並造成權力過於集中的偏向，損害了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我們黨糾正了以黨代政、權力過於集中的偏向，但又出現了黨的領導弱化、虛化的現象，出現了不敢理直氣壯地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的問題。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比較，特別是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正本清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問題上，糾正了偏差，撥正了航向。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不是要以黨代政、由黨包攬一切，而是要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把握方向、把握大勢、把握全局；充分發揮黨的統領作用和協調各方的優勢，建立健全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工作機制，形成「眾星捧月」之勢，切實把黨的領導落實到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確保黨中央號令暢通、令行禁止。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犯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歷史錯誤，使黨的探索歷程遭受過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是，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的利益勇于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是一個對歷史、對民族、對國家高度負責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我們黨從來沒有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採取文過飾非、遮遮掩掩的態度，而是公開承認這些錯誤，公開糾正這些錯誤，並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來彌補錯誤造成的損失，確保永不再犯。正是本著這種對歷史、對民族、對國家高度負責的態度，我們黨在糾正全局性重大歷史錯誤的過程中，形成了兩個歷史決議，一方面通過吸取教訓使錯誤的經歷轉化成為找到正確道路的寶貴思想財富，另一方面通過確立和發展正確的指導思想以及必要的制度措施來確保永不再犯類似的錯誤。正因為如此，每一次歷史決議的作出，不僅使我們黨徹底糾正了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錯誤，而且使我們黨在指導思想的發展完善上、在全黨的思想武裝和思想統一上大大地向前邁進。這種情形，可以說在整個世界政黨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可以說，黨的科學指導思想越發展、越完善，在實踐中越是取得顯著的成就，我們黨就越能遠離歷史錯誤，確保這些錯誤永不再犯的道路根基、思想根基、制度根基、文化根基就越深厚、越牢固。
比如說，在強調改革開放前後兩個30年不能割裂、對立甚至相互否定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兩個30年「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指出：「如果沒有1978年我們黨果斷決定實行改革開放，並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臨嚴重危機，就可能遇到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亡黨亡國危機。」這樣，既尊重了歷史，更昭示了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還比如說，習近平總書記在根據當前暴露的突出問題強調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切實加強政治建設的同時，又反覆強調，不能搞空頭政治和極左政治，更不能只做表面文章，搞表態政治和形式主義。這樣，既突出了面對當下的問題導向，又記取了歷史教訓。另外，習近平總書記還始終強調要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發展始終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定不移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四個自信」，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既為科學社會主義注入新的理論生命力，又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對被實踐證明是科學的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一定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發展和創新，對被實踐證明屬於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則要嚴格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決不能混為一談。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表現出高度的政治自覺。
在認識客觀規律的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始終是一對至關重要的關係。一方面，實踐出真知。理論必須以實踐為源泉，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在實踐中產生理論，又在實踐中檢驗理論、糾正理論的偏差，不斷完善理論，並發展理論。理論離開了實踐的支撐，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一方面，科學理論對實踐起著指導作用。實踐要達到預期目的，又必須以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理論為指導。因為，只有深刻地反映了實踐的本質及其規律的認識，才能使實踐徹底擺脫盲目性，使實踐具有明確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使實踐更加合乎規律性。因此，實踐又不能離開科學理論的指導，否則就會無功而返、一事無成，甚至會事與願違。
由此看來，理論與實踐都具有能動性，解決的是主觀與客觀的關係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前者否認實踐的作用，把理論看作是一成不變的條條框框。後者否認理論的作用，把實踐的功利性作為衡量是非成敗得失的標準。這些都是錯誤的。
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上，我們追求的是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高度統一和良性互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理論必須同實踐相統一。必須高度重視理論的作用，增強理論自信和戰略定力，對經過反覆實踐和比較得出的正確理論，要堅定不移堅持。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一個前提條件是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端正，徹底同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劃清界限。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所以成功地實現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發展、創新，很重要的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以下幾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特色。
善於運用問題導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概念作為研究問題的出發點，還是以現實中存在的問題作為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始終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與教條主義等錯誤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分水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每個時代總有屬於它自己的問題，只有不懼怕問題，才能勇立時代潮頭；只有迎難而上、越是艱險越向前，才能引領時代發展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正是在一系列根本原則問題上，大是大非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勇於發聲亮劍，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勇氣和膽識，徹底掃除前進道路上的「攔路虎」「絆腳石」，才能夠標本兼治、正本清源，調正了中國巨輪的航向。
善於運用打通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歷史既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更是認識現實與未來的一把鑰匙，運用得好可以起到以史為鑑、資政育人的作用。但是，歷史並非自然而然地起到這樣的作用，而是必須依靠正確的歷史觀。錯誤的歷史觀，包括歷史虛無主義在內，往往是以割斷歷史為基本特徵的。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為了解決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方向性問題，首先就以如何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入手，進而拓展到如何看待中華民族5000多年發展史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繫，如何看待社會主義世界性發展的全部歷史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地位的聯繫，從根本上端正了人們對黨的發展史、民族發展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認識，從而為開創新時代、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鋪平了道路。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提高歷史思維能力，就要加強對中國歷史、黨史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世界歷史的學習，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認清歷史趨勢，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
善於運用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長期以來，那種「唯GDP」「見物不見人」的扭曲了的錯誤發展觀一直盤桓不去，使人忘記了根本，忘記了初心，忘記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本意，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造福人民為最大政績，從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入手，把民生疾苦放在心頭，把改革發展責任扛在肩上，一大批惠民舉措落地實施，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實踐要求，著力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更高水平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根本上扭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
善於運用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同教條主義作鬥爭的過程中，毛澤東一貫倡導知行合一，強調實踐出真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正確的調查研究同樣沒有發言權。在和平建設時期，黨的各級幹部的專業化程度和知識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又出現了知行脫節的問題，由此造成了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下最大的決心倡導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優良傳統作風，大力倡導「三嚴三實」作風。從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出發，習近平總書記特彆強調要以黨的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在新時代，我們黨必須以黨的自我革命來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於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這既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和發展的內在需要。
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雖然時代不同，但始終有一條紅線貫穿始終，這就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不斷實現科學世界觀、方法論上的創新發展、與時俱進。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取得歷史新飛躍的根本要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