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舒蕪先生
文|楊懷志 來源|桐城報道
舒蕪先生是當代知名學者，也是當代桐城籍學術界碩果僅存的聞人。先生姓方名管，學名方珪德，舒蕪為其筆名。先生曾祖父方宗誠為桐城派後期重要作家，祖父方守敦工詩善文，尤以書法馳名當世，父親方孝岳為中山大學名教授，音韻學家;外祖為桐城派殿軍馬其昶，先生生長在這樣一個書香門第、翰墨世家、淵源有自，因而從小熱愛文學。
先生聰慧好學，12歲之前讀家塾，讀的是《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等等。課外，自7歲讀《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榜》、《西遊記》、《說岳全傳》、《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等等。1934年先生12歲，進桐城中學讀初中，1937年初中畢業，在別的學校讀高中，由於戰亂，讀到高二就輟學了。後隨桐城派後期大師姚永朴從家鄉逃難，歷盡艱辛和風險，輾轉到達桂林。自此先生進入社會。先生從少年時就喜歡讀新文學書籍，特別是魯迅的作品，先生嘗言:「今天來看，二周(周樹人、周作人)之書，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能讀懂多少，天曉得。可是當時，我在似懂非懂之中，偏偏就感受到一種魔力吸引，反而增加了非探求不可的興趣。」(舒蕪《樓上群書樓下一指》)先生思想進步，傾向革命，積極投身社會公益活動。其間，迫於生計，不得不到一些學校兼課，先後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副教授、江蘇省立江蘇學院副教授、國立南寧師範學院教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戰火燒到西南，授課之餘，先生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解放後，曾任南寧中學校長，出於文學情結，先生辭職來到北京。先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編輯室副主任、編審等職。1979年起，任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審、編委等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舒蕪先生勤奮刻苦，執著追求，他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領域縱橫馳騁，筆耕不輟，成就斐然，著作等身，除了出版有多部學術專著外，還出版有《舒蕪文學評論文集》、《舒蕪集》(8卷)，晚年出版《舒蕪口述自傳》一部，敘述自己坎坷曲折的一生，讀之令人感嘆不已。
說起來，我深感慚愧，先生的著作我沒有全讀。但我與先生有過多次交往以及文字書信往還，我佩服先生的為人。先生和藹可親，坦誠無欺，胸襟開闊，能忍辱負重，所謂有容乃大者先生是也，可謂大家風範。先生自陷入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泥淖之中，撻伐之辭鋪天蓋地，先生不置一詞，也不容辯解，只好忍而受之，其內心世界受到的痛苦折磨可想而知。文革中，先生更遭受殘酷的迫害，妻子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子女離散，自己又經受無休止的批鬥，肉體的摧殘與精神的折磨，非人世所堪!從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錯案發生到文革結束，長達二十餘年，其間只要有風吹草動，文藝界某些不明事實真相的人和別有用心的人，便拿舒蕪先生當靶子，寫文章批判，以泄私憤，或另有所圖，其言辭之激烈乃嘆為觀止!舒蕪先生仍不置一詞，緘默無聲。他埋頭審稿閱文，著書立說，這是多麼的不容易啊!舒蕪先生執著堅定，初衷不改，儘管屢遭磨難，蒙不白之冤，但他政治立場堅定，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制度，先生著作不下千萬言，找不出一句話對現實不滿，找不出一個字對他人(包括那些攻擊過他的人)發牢騷，即使晚年口述自傳，給自己的冤情和委屈作了一些必要澄清，態度是那樣的平和，語言是那樣的委婉，從容敘述，客觀公正，唯恐傷及別人，遣詞造句小心翼翼，字裡行間跳動著一顆仁者的心!我讀完此書，掩卷讚嘆:舒蕪先生何其厚道人也!
舒蕪先生看重鄉情，關心故里。1983年，我和詩人陳所巨去北京旅遊，所巨說:「這次我倆來北京，先拜望朱光潛、舒蕪兩位老先生。」我欣然同意。舒蕪先生住地我們不清楚，我們便到中國社科院去打聽，得知舒蕪先生居北京老城區某某胡同(名字我記不清了)。北京胡同何其多，我著實犯難了，還是所巨精明，又善識別方向，我跟隨他，左轉右轉，不知走了多少條小巷，穿過多少條胡同，費了兩個多小時，我們終於來到舒蕪先生的住地「天問樓」，所謂天問樓，原來是一個地下室，面積約二十來平方米，室內除了一台冰箱外，其餘家俱都是木質的，且陳舊。擺設零亂。一張木涼床上滿是書箱。我們報了姓名，舒蕪先生馬上笑開了，其時所巨已嶄露文壇，舒蕪先生說:「陳所巨是詩人嘛!」接著給我們倒開水，開冰箱取冷飲。坐定後，先生迫不及待地問起家鄉的一些人和事，我在桐城中學任教，他又問了一些桐中的情況，我和所巨一一回答，舒蕪先生聽得特別認真，眼光里流露出一種期待。他頗慨嘆地說:「幾十年沒有回去了!」嘆息一聲。我想莫非因我們這次拜訪，舒蕪先生動了思鄉之情?我們起身告辭，舒蕪先生執意要留我們吃飯，說不遠處就有飯館。看樣子，舒蕪先生其時一個人獨居，子女不在身邊，我們懇謝告辭，舒蕪先生送我們走了兩三道胡同，我們請先生止步，他說:「前面就是大街了，歡迎以後來京順便來玩。今天我感謝二位，告訴了我家鄉的許多人和事。」我們快上大街，一回頭，見舒蕪先生仍站在那裡，向我們招手。
兩年後，全國第一屆桐城派學術研討會在桐城召開，舒蕪先生應邀回來了。他只參加了開幕式，便走訪親友，在呂宣澤老先生陪同下，走遍老城區大街小巷。他來到外祖故居翠竹碧梧山莊(今鹽庫附近)舊址前，站立良久，感慨良多，他曾在外祖家度過美好的童年。他來到勺園，勺園又稱九間樓，原屬張氏，為祖父方守敦先生購得，舒蕪先生童年時在此居住。他走進每一個房間，仿佛尋找兒時的身影，久久不願離去。會議結束前一天晚上，我去先生下榻處，先生很高興，說:「老友呂宣澤先生在凈土蓮社請我吃素食」。他說:「我不是回來參加研討會的，我是藉此次會議回來走訪親朋故舊的，我的心愿實現了。」
舒蕪先生先輩數代人都是桐城派名家，但他對桐城派不以為然。方家為桐城大姓望族，學界有人誤以為先生為方苞後代，為此，先生曾著文《我不是方苞後代》，作了說明。方家在桐城有三支，一曰桂林方，桂林者，翰林折桂，讀書入仕的人多，方苞屬桂林方。一曰魯谼方，又稱獵戶方，先生屬獵戶方，先祖從江西遷桐城落戶魯谼，以狩獵為生，至方績、方東樹，文名遠播，獵戶變成文學世家。一曰會宮方，今屬樅陽。舒蕪先生主張新文學，擁護文學革命的主將，思想比較激進，桐城派諸家的書舒蕪先生無疑都讀了，但他基本持否定態度。為此，我與舒蕪先生有了第一次文字交流的緣份。
大約1992年，我從《讀書》雜誌上看到舒蕪先生寫了一篇批判桐城派的長文。先生此文抄錄了前人大量批判桐城派的文字，略加評語，表明自己的觀點，我讀後沉不住氣，以《桐城派研究之回顧》為題，亦抄錄前人對桐城派肯定或讚譽的語錄，約一萬六千多字，寄往《讀書》雜誌。甚至指責先生有「數典忘祖」之嫌。大約1997年，我去北京，和學生一道去先生家，準備向先生道歉。舒蕪先生熱情地接待我們，竟然閉口不談桐城派的事，倒是和我們談桐城中學，當聽到桐中仍以高升學率位居安徽省前列，先生十分高興，他說:「朱光潛先生稱桐城為人才搖籃，名副其實啊!」最後他也表達了自己的一點遺憾，說:「楊柳依依、碧水縈洄的桐溪塥不見了，那可是桐中一道生氣勃勃的風景啊!桐城中學高中部和初中部老房子布局合理，有迴廊勾通，下雨天不走濕路，拆掉可惜。可以在桐中毗連地區劃一塊地，建一個新校區以滿足發展需要，保留老校舍那該多好!」舒蕪先生不提寫文章的事，徹底消除了我準備接受先生責備的想法。先生待我這位家鄉後輩何其寬厚!
我與舒蕪先生第二次文字交往，是我寫了一篇關於姚永概、永朴的文章。那篇短文發在桐城報上，舒蕪先生讀後，寫了一篇文章刊在桐城報上，他說我的文章寫得很好，只不過言及姚永朴先生由宿松去桂林的路途中，在湖南越洞庭湖的一段路線有誤，予以指正，還在文末聲明說:「當年我隨行永朴先生，我說的話是負責任的。」我寫的依據是根據吳孟復教授說的，吳老也是當年隨行者。當然我相信舒蕪先生說的是準確的。
關於桐城派評價之爭，舒蕪先生不再辯解，我想那是學術問題，可以各持己解，不必求同;而具體到姚永朴入桂林路線，則要澄清事實，不容不辯。可見舒蕪先生為學是多麼認真。
我與舒蕪先生第三次文字交往，是我和語文組同仁接受《桐中百年》一書撰稿任務。桐中百年校慶，要編撰一部校史，事關重大，我不敢掉以輕心，草率從事，編寫了一個較詳細的寫作提綱，通過電話，向舒蕪先生請教，沒想到舒蕪先生給予充分地肯定和熱情地鼓勵，最後說:「寫校史一定要真實，不能憑空杜撰，當然也要有史識，但不能說空話、大話和假話。」舒蕪先生對我的教誨和鼓勵何止有益於這本書稿!2001年，我和桐中彭申清、盧聲頻二位書記又去北京，約請舒蕪先生為《桐中百年》欄目《校友憶舊》寫稿，舒蕪先生欣然答應，我回來約月余，便接到先生《樓上群書，樓下一指》長文，隨同寄來的還有一套8卷本《舒蕪集》和裝裱好的一首詩:
母校桐城中學命書俚句
雲物清冷竹樹妍，舊家庭館接郊煙。
童心惘惘燒春日，詩思沉沉釀雪天。
每對青燈懷往跡，曾因碧夢誤華年。
龍眠山影雙溪月，碾玉泉聲到枕邊。
舒蕪先生對母校桐中和故鄉桐城，一往情深，溢於言表，此詩此文便是最好的明證。
如今舒蕪先生走了，我凝視和先生的合影，多麼好的一位慈祥寬厚的長者，往日與先生交往時的言談舉止、聲容笑貌，歷歷呈現眼前。臨楮不勝悲傷，匆匆寫了上述文字，算是故鄉一個愚拙後學對前輩哲人的緬懷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