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大學生村官在「嵌入」村莊治理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困境表現為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國家邏輯」和「鄉土邏輯」存在斷裂, 進而引發了三個悖論, 即政府意圖與鄉土情理之間的悖論、村務主導與村務輔助之間的悖論、政策規章與法律制度之間的悖論。基於此, 唯有實現制度融合——大學生村官制度與鄉土邏輯的「再接合」;資源融合——大學生村官制度與新農村社區發展的「再協調」;關係融合——大學生村官與其他鄉村治理主體的「再平衡」, 才能實現大學生村官制度從「嵌入」到「融合」的優化, 進而提升我國鄉村治理的績效。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述評
為適應後農業稅時代農村社區建設與治理的客觀要求, 中組部在總結各地試點經驗的基礎上, 於2008年正式推行大學生村官制度。後農業稅時代的大學生村官已經崛起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鄉村治理力量, 從產生程序和實踐效果看, 大學生村官是「空降」或者「嵌入」到村莊中去的, 大學生村官制度的施行正在改變傳統鄉村治理的結構和運行邏輯, 推動中國的鄉村治理從「硬治理」向「軟治理」轉型。
今天, 隨著大學生村官工作進入「新常態」, 中央對大學生村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給大學生村官張廣秀的回信中提出了「希望大學生村官熱愛基層、紮根基層, 增長見識、增長才幹, 促進農村發展, 讓農民受益, 讓青春無悔」的總要求。作為新時代精英下鄉的大學生村官, 是外在於鄉村社會關係的力量, 他們不同於本土幹部。換句話說, 本土幹部大多數是「內生型」幹部, 「生於斯, 長於斯」, 大學生村官是鄉村社會差序格局下的「邊緣人」, 是「熟人社會」的陌生人, 因此如何克服嵌入過程中的種種困難, 順利融入農村社會?又如何通過自身的努力, 引領村莊發展與治理?這些問題值得學術界深思與探討, 亦是本研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
作為新生事物, 學術界圍繞大學生村官制度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究, 並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 尤其是自2008年把大學生村官計劃上升為國家戰略後, 學界對大學生村官制度的關注度明顯提升。歸納起來, 當前大學生村官制度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方面:第一, 對大學生村官制度的政策機制發展歷程及其完善方面的分析;第二, 根據實地調研對大學生村官的培養和成長環境的研究;第三, 對大學生村官角色定位與文化心理的研究;第四, 對大學生村官的「尷尬」身份與退出機制的研究。但是, 基於制度理論從制度嵌入與融合的角度展開研究的成果尚顯不足。基於此, 本研究擬從嵌入性視角分析大學生村官制度, 並通過江蘇省的案例考察大學生村官制度的治理績效, 在此基礎上尋找大學生村官制度的治理困境, 最後提出完善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對策建議。
二、嵌入性視角:一個分析大學生村官制度的新視角
「嵌入性」思想最早出現在經濟史學家Karl Polanyi的著作中[1], 之後Zukin和Dimaggio (1990) 將嵌入分為四種類型:結構嵌入、認知嵌入、文化嵌入以及政治嵌入, 分別關注了結構中的位置、認知與群體思維、共有信念與價值觀、政治環境與權力結構等要素對經濟行為的影響[2]。Evans (1995) 又將「嵌入性」應用於國家自主性的分析中, 認為「國家是鑲嵌在社會中的, 國家在政策制訂與執行是所需要的自主性與職能, 必須經由國家與社會以及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來達成」。據此, 他還引出了「嵌入性自主」, 體現在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 只有國家自主性與社會鑲嵌性相結合, 國家才能獲得發展[3]。
國內學者在借鑑西方「嵌入性」相關研究基礎上, 將嵌入性理論應用到社會問題的解釋中。譬如, 劉世定 (1999) 最早將嵌入性引入關係合同理論研究中, 討論了合同治理結構和嵌入關係結構之間不同的對應關係, 著重探究了兩者間的結構性摩擦, 結合鄉鎮企業的組織分析, 認為嵌入性視角和關係合同理論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現實經濟運行中的許多組織現象[4]。陸益龍 (2007) 較早將嵌入性視角引入農村政治經濟研究之中, 剖析了政治嵌入到農材村落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中後, 是如何對村落內部關係的裂變以及對經濟無效率產生影響的[5]。羅峰 (2009) 在執政黨國家與社會關係考察中引入「嵌入性」概念, 從政治嵌入、社會嵌入與文化嵌入三個維度進行了論析, 認為執政黨應該在認知、覆蓋面、運轉和共振四個方面實現組織嵌入[6]。王思斌 (2011) 將嵌入性引入社會工作研究中, 從結構性視角來剖析「嵌入」概念, 還涉及組織嵌入、職業分工、勞動就業、企業網絡與績效等諸多議題[7]。
綜上所述, 「嵌入性」是指人類的經濟活動或經濟行為是「嵌入」在社會網絡之中, 受到來自社會關係和社會情感因素的影響, 進而可以解決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為何如此, 或者解釋經濟行動的問題[8]。如果將嵌入性視角引入到大學生村官制度中, 可以發現大學生村官則是一種「嵌入性」制度設計, 這種「嵌入」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制度嵌入。大學生村官制度不同於村委會成員的產生和管理制度, 「空降」而來的大學生村官不是經村民選舉產生的, 而是上級組織部門考試聘任的, 這就把大學生村官的考試擇優機制嵌入到了村兩委幹部的選拔過程中, 使得政治過程具有了一定的市場競爭意味。二是資源嵌入。工業化、城鎮化使得在農村青壯年勞力紛紛向大中城市聚集, 形成了較為明顯的農村人才空殼化現象。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實施, 推動以大學生村官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型、復合型人才逆勢而動, 從城市嵌入鄉村, 部分緩解了新農村建設「主體缺位」的問題。三是關係嵌入。大學生到村任職, 是農村治理結構的一次重大調整, 是「在國家與村莊、城市與鄉村、幹部與群眾之間嵌入的一個重要變量」[1]。大學生村官既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人, 又是村莊管理的參與者, 還是與本地村民沒有利益牽扯和衝突的「外鄉人」, 這就使他們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得國家、村「兩委」組織和村民們三方的共同信任, 在溝通協調國家與村莊之間、國家與村民之間、村莊與村民之間、村官群體內部成員之間的關係時, 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嵌入性」為當前理解大學生村官制度提供了一種很好的理論視角。
三、嵌入性視角下大學生村官制度的治理績效:基於江蘇省的考察
在江蘇, 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改進, 逐漸形成了大學生村官「三當五化」的江蘇模式。所謂「三當」, 就是把大學生村官當後備幹部來培養、當優秀人才來服務、當自家孩子來關愛;所謂「五化」, 就是對大學生村官實行優質化選聘、科學化管理、精細化培養、多元化發展、制度化保障。大學生村官制度作為一種嵌入性的「變量」, 在「鄉政村治」的村委會體制下, 逐漸占據了鄉村治理制度場域的中心地位, 並對現有村官制度產生了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影響。
1. 大學生村官制度的積極影響:以江蘇「1011工程」為例
所謂「1011工程」是2007年5月由江蘇省委省政府決定實施的一項計劃, 即在當年選派1011名大學生到蘇北五市1011個經濟薄弱村任職。2008年恰逢江蘇地方人大、政協換屆選舉, 在「壓擔子」的使用導向下, 部分「1011工程」的大學生村官迅速成長起來。具體地說, 在2008年的換屆選舉中, 有1人當選為市人大代表, 6人當選為縣 (區) 人大代表, 9人當選為縣 (區) 政協委員, 35人當選為鄉鎮人大代表。另外有44人當選為省、市、縣的共青團代會代表。其中, 大學生村官戈新化到村任職僅半年, 就成功當選為宿遷經濟開發區三棵樹鄉楊樓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 成為該村「雙肩挑」的黨政一把手。
2014年7月15日至8月8日, 江蘇省大學生村官研究所派遣10餘名專家學者組成三個調研小組, 分赴蘇北5市27個縣 (市、區) 對該「1011工程」展開跟蹤調研。該項調研主要採取召開在崗大學生村官座談會、轉崗大學生村官座談會、參觀考察在崗大學生村官幹事創業點、填寫在崗 (轉崗) 大學生村官問卷和電話訪談等方式, 對選聘的1011名大學生村官目前的工作、學習、生活等情況進行全方位的了解。調研發現:直至2010年, 江蘇「1011工程」的大學生村官首個聘期屆滿, 當年共有616人繼續在村工作, 占比61%。其中98人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或村委會主任, 229人當選為村「兩委」副職。當年共有395人實現流動, 占比39%。其中, 考取公務員的202名, 占流動總數的51%;考取事業單位的57名, 占流動總數的14%;進入鄉鎮領導幹部序列的18名, 占流動總數的5%, 進入企業和另行擇業的98名, 占流動總數的25%[2]。在2011年, 還有507人選擇續簽合同留村任職, 205人考取公務員, 174人進入企事業單位, 15人考取研究生, 110人自主創業或自謀職業。
由此可見, 「1011工程」大學生村官制度的推行, 為江蘇省內村莊自治增添了新內容和新形式。一方面, 大學生村官在創業富民中起著帶頭作用和核心領導作用, 參與創業富民項目的村民必須聽從大學生村官的指揮和工作安排, 創業富民型的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之間實際上是一種僱傭和被僱傭關係, 作為勞動者或合伙人的村民必須被作為資產者或大股東的大學生村官所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 創業富民型的大學生村官和村民之間的關係表現為「大學生村官治理村民」。另一方面, 大學生村官在村務治理中充任村委會主任助理或村黨支部副書記等「助理」角色, 即使將來他通過競選擔任正式的村官職位, 他也必須和過去的村幹部一樣, 自覺接受村民的選舉、監督、罷免, 這與村民自治時代的「村民治理村官」沒有任何本質區別。從這個角度看, 村幹部型的大學生村官和村民之間的關係表現為「村民治理大學生村官」。所以, 無論是吃國家財政飯的大學生村官, 還是村莊自身聘用的大學生村官, 由於他們承擔著創業富民、治理村莊等多重角色任務, 也就決定了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之間是一種負責的治理與被治理狀態並存的「相互治理」關係。
2. 大學生村官制度的消極影響:基於常熟、寶應、盱眙的調研
2013年7—10月, 筆者在常熟、寶應和盱眙對大學生村官服務鄉村社會情況進行社會調查。本次調查採用隨機抽樣調查和訪談法相結合的形式, 發出樣卷130份, 回收有效問卷126份, 問卷有效率和回收率均為97%。被調查的大學生村官95%是江蘇省籍貫, 66%是農村家庭出身, 且絕大多數是本地任職的大學生村官。調研發現, 江蘇省現行大學生村官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的問題:
一是大學生村官的擇業動機趨於多元化, 願意紮根基層為村民服務的人少。37%的受訪者選擇應聘大學生村官的動機是「在鄉村建設中實現自身價值, 獲得社會經驗」, 選擇「先就業再擇業」的占31%, 另有15%的人是被考研、考公務員加分的優惠政策吸引而選擇應聘大學生村官的, 14%的人贊同村官是一種政策的職業選擇, 認為村官待遇還不錯的人僅有3%。這看上去似乎很矛盾, 村官待遇與其他職業相比並沒有明顯優勢, 每年為什麼還有眾多應聘者選擇報考大學生村官?我們認為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導向作用使得應屆和往屆大學畢業生的擇業觀念發生了變化, 「城裡套路深, 還是回農村」, 大學生村官待遇是由國家財政保障的, 聘期屆滿的出路是多種多樣的, 作為一種臨時性的「跳板」職業, 還是比較適合大學畢業生的。
二是大學生村官從事多是「面上」的工作。訪談發現, 大學生村官的工作內容最常見的是文字材料工作, 主要是寫各種村務報告、總結和公文;其次是協助村幹部做村務決策但沒有決策權;再次是負責整理村委會文件、看報紙、接電話、宣傳政策法規等瑣碎雜事。多數大學生村官並沒有真正接觸到農村的實質性問題, 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生村官被鄉鎮政府以各種理由「借調」成為「鄉官」而不是「村官」, 大學生村官仍然浮在上面而不是下沉到村裡。
三是大學生村官融入鄉村社會比較困難, 突出表現在不熟悉和不善於解決「三農」問題。有75%的大學生村官認為他們在大學裡面學習的知識在農業生產中「大部分用不上」, 認為「完全用不上」的比例也有10%, 認為「能用上」的比例僅有15%。在鄉村人際關係方面, 有35%的大學生村官認為最難處理「與農村宗族勢力的關係」, 有25%的人認為最難處理「與一般村民的關係」, 選擇最難處理「與鄉鎮領導的關係」和「與原兩委班子的關係」的比例分別為25%和22%。
四是大學生村官的社會認同度和價值滿足度較低。通過對調查問卷分析發現, 大學生村官中僅有18%的人認為村民對自己「很歡迎」, 認為歡迎程度「一般」的占30%, 認為「不太歡迎」和「很不歡迎」的各占46%和6%。同時, 有15%的大學生村官認為領導與同事「很認可」自己的工作, 選擇「認可」的占27%, 有51%的人選擇認可程度「一般」, 選擇「不認可」和「很不認可」的比例各占5%和2%。
四、嵌入性視角下大學生村官制度的治理困境
大學生村官制度作為一種嵌入性制度設計背後的「國家邏輯」是作為「政權下鄉、政黨下鄉、行政下鄉、法律下鄉」四合一的「精英下鄉」邏輯的歷史延續。而這個「國家邏輯」恰恰與農村社會需要村官群體長期紮根基層和服務村民的「鄉村邏輯」並不一致。當前大學生村官在「嵌入」村莊治理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困境表現為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國家邏輯」和「鄉土邏輯」存在斷裂, 進而導致了以下三個悖論[1]。
1. 政府意圖與鄉土情理之間的悖論
農村稅費改革後, 鄉村政權的財政汲取能力減弱, 國家政權對鄉村的滲透和控制農村社會的能力下降。在這種背景下, 作為國家政策推進者的大學生村官, 被有關部門「嵌入」到農村社會, 實際上承載著官方的多重政策意圖。其中最主要的三個政策意圖是:作為國家政權新的「代理人」協助上級政府整合農村社區, 作為黨政後備幹部的「候選人」在農村中展現才華和潛力, 作為新常態下的村莊「經營者」引領和規劃新農村社區建設。
但政府的意圖與農村的鄉土情理之間存在衝突。長期以來, 我國的農村基本上是一個靠人情網絡、親屬關係編織起來的「熟人社會」, 村幹部並不是孤立於村莊之外的「他鄉神」, 而是嵌入村莊內部關係網絡並扮演國家權力代理人和村民利益經紀人雙重角色的「自己人」。村幹部們通過利益共享的方式精心編織和維護自己的關係網絡, 這種關係網絡通常是建立在血緣、情感、地域、宗族等基礎之上的, 它對於村幹部的權力再生產和資源控制起著重要的支持和保護作用。這就是所謂的村莊內部關係的利益組織化[2]。這種鄉村內部的關係網絡, 在文化上表現為一種排外性, 村民們喜歡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行事, 而不願意接受外來力量做出的安排。如果大學生村官不是本村土生土長的人, 那麼他就很難得到村幹部和村民們發自內心的認可、理解和接納。也就是說, 即使人「下鄉」了, 也沒有真正融入農村社會, 而是「懸浮」於村莊之上, 遊走在國家政策與農村社會之間。因此, 作為「國家政策嵌入者」的大學生村官, 並沒有真正完全實現政策的三個意圖, 當政策意圖遭遇農村社區情理的抵制時, 大學生村官往往淪為鄉村社會的「邊緣人」和「過客」。政策意圖和社區情理之間的悖論, 使得大學生村官在實踐中異化為「弱化的國家政策嵌入者」。
2. 村務主導與村務輔助之間的悖論
從政策意圖來說, 國家是希望將大學生村官作為村務管理的主導使用的, 國家希望將大學生村官培養為新型的村莊經營者和優秀的黨政幹部接班人。但從政策設計的文本來看, 大學生村官承載的政策意圖和被賦予的角色與權力之間並不對等。在第一個聘期內, 大學生村官通常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或者「村委會主任助理」的職務, 至於這個「助理」的輔助作用到底有多大的權力, 具體分管什麼事務, 則完全取決於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對大學生村官的信任與授權程度。這就使得第一個聘期內的大學生村官很難獲得一個順利施展其才華和能力的平台。實踐中, 由於大學生會操作電腦、懂很多新知識、對政策和法律比較熟悉, 村務工作中的文字處理、檔案整理、材料撰寫、會議記錄等輔助性工作就當仁不讓地落在大學生村官頭上, 使得大學生村官淪為輔助村幹部們開展工作的「秘書人員」。
3. 政策規章與法律制度之間的悖論
國家對大學生村官的招聘、培養、管理、工作職責、考核、流動、待遇保障等方方面面, 都有專門的制度規定, 大學生村官基本上是一個「半兼業、半職業化」的群體。而從法律制度來看, 大學生村官政策遭遇了一些法律障礙。首先, 村委會組織法作為村民自治的法律基礎, 不利於大學生村官紮根農村。雖經過2010年的修訂之後, 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3條規定, 只有「戶籍在本村並且在本村居住的村民」、「戶籍在本村, 不在本村居住, 本人表示參加選舉的村民」、「戶籍不在本村, 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 本人申請參加選舉, 並且經過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同意參加選舉的公民」等這三種人才有資格參加村委會選舉。即使異地任職的大學生村官不符合前二條款, 但可以用第三條款的名義參與村委會選舉。換句話說, 大學生村官必須至少在村裡居住一年以上, 還要經過本人申請和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同意以後, 才具備參選資格。這就決定了大學生村官剛開始工作很難順利融入農村。其次, 大學生村官參選村黨支部委員或副書記、書記雖然沒有法律障礙, 但也缺少可操作性。儘管《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選舉工作暫行條例》並未規定村黨支部的幹部戶籍只限於本村人, 但現階段的中國農村依然是一個「熟人社會」或者「半熟人社會」, 在宗族利益、村幹部利益[1]等因素的影響下, 大學生村官很難得到選票。最後, 大學生村官的待遇和出路問題雖然有國家政策的明確規定, 但在一些地方貫徹的並不好。跟公務員相比, 大學生村官待遇偏低, 很多大學生村官心理也不平衡, 再加上村務工作繁雜, 即使有加分, 大學生村官也很難和其他有集中時間準備考研和考公務員的人有競爭優勢。國家有關農村「兩委」的法律法規基本上是將村官群體視為「兼業、非職業化」群體看待的, 村委會主任、村黨支部書記一般都不脫離生產, 只拿很少的「誤工補貼」, 其主要收入來源源自農業、經商等其他收入。
因此, 以半職業化為導向的大學生村官政策與以非職業化為導向的村民自治法律之間存在內在張力。這種張力使得大學生村官難以具有明確的身份, 他們是「村級組織特設崗位」, 但不是法律認可的村官。他們在事實上行使村官職責或協助村委會主任、村黨支部書記開展工作, 但卻不是村民們認可的「自己人」。因此, 在種種因素綜合作用之下, 大學生村官徘徊在國家政策與農村社會之間, 表現出「無根性」的特徵, 淪為「無根的農村治理群體」。
五、從「嵌入」到「融合」: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完善
綜上所述, 大學生村官計劃在實施過程中, 所碰到這樣那樣的問題, 其根源在於大學生村官制度背後的「國家邏輯」與「鄉土邏輯」存在斷裂。因此, 完善大學生村官制度, 必須尋找「國家邏輯」與「鄉土邏輯」的結合點, 即促進大學生村官制度與國家的農村方針政策以及村民自治制度體系的融合, 推動大學生村官順利嵌入和融入村莊, 應該從制度融合、資源融合和關係融合三個方面著手。
1. 制度融合:大學生村官制度與鄉土邏輯的「再接合」
從制度融合的角度看, 大學生村官制度「嵌入」村莊制度「場域」後, 就與村民自治制度、民主議事制度等鄉村治理的其他制度產生相互作用。在「鄉政村治」體制下, 村民自治制度是核心制度, 其他制度處於邊緣和輔助地位。村民民主選舉產生的村幹部, 掌控著村莊建設和治理的實權。但在新農村社區體制下, 隨著大學生村官制度由上而下的「嵌入」以及漸趨完善, 大學生村官制度逐步取代村民自治制度, 成為鄉村治理制度「場域」中的核心制度。當然, 這種取代是通過「李代桃僵」的方式巧妙實施的, 它沒有取消和否定村民自治制度, 而是保留了村民自治的形式。村民們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將大學生村官送上了村長、村支書的寶座, 但這些新上台的「當家人」卻不一定是村民們的「自己人」。村幹部兼有「村莊經紀人」和「國家代理人」的雙重身份, 當這兩種身份發生衝突時, 村幹部應該首先以「村莊經紀人」的身份保障村莊和村民利益, 他可以通過在村莊內部靈活變通施行國家政策的方式達到這一目的, 以「服務」換取村民們的支持。大學生村官是純粹的「國家代理人」, 是在上級組織人事部門的安排下強行「嵌入」進鄉村的, 如果沒有上級不遺餘力的支持, 大學生村官很難在鄉村開展工作。因此, 他必須優先保證國家意志和政策在村莊的貫徹實施, 以「政績」換取上級部門的支持。從這個角度講, 大學生村官制度進一步強化了鄉村治理的「行政化」取向。因此, 完善大學生村官制度, 必須尋找「國家邏輯」與「鄉土邏輯」的結合點, 促進大學生村官制度與國家的農村方針政策以及村民自治制度體系的融合。
2. 資源融合:大學生村官制度與新農村社區發展的「再協調」
從資源融合的角度看, 資本總是追逐利潤的, 只要有利可圖, 哪怕沒有大學生村官的牽線搭橋, 資本也會在鄉村中找到新的利潤增長點。因此, 大學生村官帶進鄉村內部的最重要的資源, 不是資本, 而是知識、技術以及人脈資源。這些資源要想在鄉村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必須與農村、農業、農民的特點相結合, 將知識、技術以及人脈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能夠迅速提高村民的收入和改善村民們的生活水平。大學生村官實際上充任了「鄉村資源聚集平台」的角色, 各種資源隨著大學生村官一起「下鄉」, 滿足了村莊建設和治理對資源的迫切需求。儘管以培養建設者和接班人為主要目標的現行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 也符合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 有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和國家與民族的復興, 但卻與村莊的需求存在較大差距。村莊需要的是建設一支規模適度、結構合理、素質優良、充滿活力的大學生村官隊伍, 為此, 需要保持大學生村官隊伍的相對穩定和長期在村工作, 而不是「干一票就走」或者「越能幹越被提拔重用」。換言之, 村莊需要大學生村官有「村莊經營者」的意識和覺悟, 即使不能把村官當成終身事業, 也要能夠長時間地在村莊中幹事創業, 通過自身的成功和示範, 帶動村民們共同富裕, 把村莊建設成為村官與村民共同的事業基地和精神家園。
3. 關係融合:大學生村官與其他鄉村治理主體的「再平衡」
從關係融合的角度看, 除了少數回到老家任職的大學生村官外, 絕大部分大學生村官群體的人際關係圈子主體不在村莊, 而在城市和學校。大學生村官到村任職, 需要重新構建自己的人際關係圈子, 並融入到村莊共同體中去。這種融合不是「同流合污」, 而是獲得村幹部和村民們的信任與支持, 使大學生村官從村莊的匆匆「過客」變成紮根農村的「自己人」, 同時兼有「國家代理人」和「村莊經紀人」的雙重身份, 完成從大學生村官到村官大學生的轉變。在現實生活中, 大學生村官必須處理好三類關係:首先, 大學生村官與國家的關係。一方面, 國家需要獲得作為鄉村精英的大學生村官的支持, 才能夠順利實現對村莊的良序管理;另一方面, 大學生村官也需要獲得國家的支持, 才能夠更加有效地治理鄉村。其次, 大學生村官與村莊的關係。大學生村官與任職村莊之間的關係可細分為四種:本村出生和長大, 戶籍也在本村;本村出生和長大, 戶籍不在本村;非本村出生和長大, 戶籍在本村;非本村出生和長大, 戶籍不在本村。大學生村官必須根據與任職村莊不同的關係採取相應措施。最後, 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關係。大學生村官融入村莊, 實際上分為「村民化」和「化村民」兩個前後相連的階段。先是「村民化」, 不僅指要獲得村莊戶籍, 而且指要在語言、行為習慣、治理方式等方面逐步與村民們保持一致。後是「化村民」, 不僅指大學生村官要通過宣傳教育、治理引導等方面破除原有陳規陋習, 提升村民們的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水平, 而且指大學生村官要通過創業富民、人際交往等方式改變村民們對自己的認知, 使得村民們在心目中真正將大學生村官從「陌生人」變成「自己人」, 接納大學生村官為村莊共同體的正式新成員。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 理論反思和實踐考察都證明了一個客觀事實, 那就是大學生村官制度正在解構鄉村治理的制度場域和重構鄉村的政治生態。解構的過程也就是嵌入的過程, 重構的過程也就是融合的過程。但從生態學的視角觀之, 一村 (社區) 一名大學生村官的嵌入方式並不能達到改良農村政治環境所需要的種群密度, 只有採取「團隊進駐」的方式派遣大學生村官, 才能加速大學生村官對農村政治生態的改良。此外, 出生農村或者具有農村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村官, 在農村這片廣闊的天地中更容易被引種成功、存活紮根。
作者簡介： 錢德洲,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210095; 劉祖雲,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210095;
來源：江蘇社會科學2018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