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軍入侵義大利——人們經常舉出這一事件，作為現代和前現代之間的分水嶺——的10年後或更久之後的1504~1515年之間的某一時刻，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和約翰·柯列特（John Colet）造訪了位於英格蘭坎特伯雷的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A Becket）的著名聖地。根據伊拉茲馬斯的描述，這兩位作家對此處的富裕和展出的過分鋪張的宗教紀念物深為反感。當一個乞丐建議他們親吻據傳是聖托馬斯的鞋子時，柯列特輕蔑地對伊拉斯謨說：「什麼？難道這些畜生覺得我們必須親吻每一個好人的鞋子麼？為什麼？照此推理，他們也許應該讓我們親吻他們的口水，或者別的什麼東西。」

很難想像這種場面會出現在之前的一個世紀。——倘若真的發生了，同時他們的言論被人無意聽到，那麼這兩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就會腦袋搬家。但現在已經不是中世紀的歐洲了。大約在1450年到1650年之間——這一被後世的歷史學家稱為文藝復興的時代、宗教改革與反宗教改革的時代，歐洲大陸的變革遠比之前1000年的要大。改變在不斷增多，同時又尚不完全，某些領域領先，而某些領域相對落後，它由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脫胎而來，雖然不是與之完全不同的突變，但變化仍然非常顯著。任何對那些最重要變革的簡要羅列都必然包括以下這些：

一度權勢旁落的國王變成了強勢乃至絕對君主。與之相對，貴族的自治權開始衰敗。封建徵兵制很大程度上被王室僱傭的常備軍所取代。由於新的市場結構的發展，一度勢力鼎盛的行會發現它們對製造業和貿易的控制力變弱。貿易開始主要依賴於現金，而不再是實物交易和債務交易。富有較之貧窮更受到讚揚。城鎮在規模和重要性上都日漸增大。科學開始挑戰宗教信仰。在受教育的階層中，本國語言開始取代拉丁文。學院和大學對人的研究（人文學科）超過了對上帝的研究（神學）。藝術家們轉向當代和古典主題，而不再只有宗教主題。而且，正如伊拉斯謨和柯列特的例子所顯示的那樣，當對於其他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一種正統（新教）取代了另一種正統（天主教）的同時，確信——有的人稱之為「輕信」——在某些方面向懷疑論讓步，例如思想定義的模式。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將發生改變的很久之前，歐洲變革了。在這一時期之前——約公元1500年之前歐洲是一個隔絕的、分裂的和相對貧窮的地區，在科學和文化的很多領域落後於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印度、中國和日本等自成世界的政治實體。至少直至15世紀，蒙古和土耳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其弓騎兵使許多亞洲國家膽寒，同時也攻入了歐洲的東部和南部。在為數不多的與異文化的軍隊的交戰中——例如12世紀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軍遠征，歐洲人大多失敗了。在1450年——黑火藥時代的黎明時分歐洲人只控制著地球土地的15%。但到16世紀早期，歐洲就將以世界上最富有最具活力和最強大地區的姿態出現。在接下來的歲月中，歐洲的探險家、商人、傳教士、殖民者、水手和軍隊將會征服其餘人類中的大部分，到1800年為止，歐洲控制了陸地面積的35%，而到1914年，這一數字變為了令人驚愕的84%。

火器的衝擊

在這些重要的發展中技術起到了關鍵性的重大作用。鐵產量的增長、全鐵制犁取代木製犁、帶旋轉車軸的馬車的引入、輪耕制的改良、水車、風車以及風帆貨船的普及——所有這些進步導致了中世紀晚期農業生產力和貿易的顯著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繁榮。這又為那些大城市如佛羅倫斯、威尼斯、布魯日和安特衛普的興起創造了條件，而在這些城市中，文藝復興正如火如荼。

所有發明中最為重要的是活字，它與廉價的紙張結合在一起（這兩種中國的發明都在13世紀傳入了歐洲），推動了知識較之前更廣泛地傳播。第一部印刷書籍是古登堡的《聖經》。它產生於1455年，此時歐洲全部書籍的數量不超過10萬。在5年中，約600萬冊書籍出現在歐洲的書架上，50年後這一數字攀升至1500萬至2000萬冊。印刷術被證明是進步強有力的推進力，同時也是一種顛覆性的力量，因為很多新書籍傳播了諸如哥白尼的日心說（1543年出版）和馬丁·路德對羅馬教廷的抨擊（始於1517年）。教皇使用宗教裁判予以反擊，但是無力逆轉近代化的無情步伐。

軍事技術同樣也在中世紀的消亡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重裝騎兵在戰場上的絕對優勢是封建秩序賴以生存的基礎。被貴族所統治的廣大的各階層原先都是用來培育騎土和為之服務的，同時，莊嚴而彬彬有禮的騎土文化也使得騎土們的赫赫武功更顯榮耀。歷史學家林恩·懷特（Lynn White）提出：馬匹飼養的進步和8世紀前期馬鐙傳入歐洲，使披甲騎士的戰場優勢成為可能。在古希臘時代就有騎兵，但那時的輕騎兵使用弓箭，防護薄弱，由於缺乏馬鐙，所以無法在馬上有效地戰鬥。馬鐙使人與馬合為一體，導致了在戰場上不可抵擋的「半人馬怪獸」的出現。起碼在最初是這樣。

騎兵的優勢在14世紀受到了挑戰，有些歷史學家稱之為「步兵革命」。事實證明，英國長弓手和瑞士長槍兵可以擊敗笨重的重騎兵。在139年的勞本戰役（Laupen）中，長槍兵第一次獲得了對騎兵的重大勝利，而長弓手們則在7年後的克雷西戰役（Crecy）中獲勝。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認為發射長弓或是手持長槍不是一個有身份的人應從事的職業但是戰爭開始變得庶民化。不久之後，政治和社會也跟隨了這一趨勢。

黑火藥的傳入給舊秩序帶來了致命一擊。如同馬鐙、羅盤紙張和許多其他事物一樣，這也是從中國傳入的發明。人們認為黑火藥在9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出現在中國。與傳統觀點認為中國只是用火藥來製造焰火的誤解相反，火藥開始就用于軍事，創造出了諸如火箭、手榴彈、噴火器、炸彈和地雷等武器。到12世紀，在經過大量的以提升其爆炸威力為目的的試驗後，有證據表明黑火藥開始用於從管狀物中發射拋射物（諸如火矢、石彈和炸彈）。事實上，炮銃取代弓箭，成為中國軍隊的首要拋射武器。無論如何，那時黑火藥已經傳播至歐洲。

歐洲第一次使用黑火藥的記錄是1267年，而第一次使用銃炮是1326年。到15世紀結束時，得益於鐵銅挖掘、冶煉和黑火藥製造上的進步，歐洲人大量製造從火炮到火繩槍的各類火器。如果現代性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化學力取代了人力的話，那麼火器就可以被視為第一種現代發明。

黑火藥的傳播並非受到所有人的歡迎。貴族尤其不喜歡那些摧毀了陳腐的騎士觀念的武器，正像當時某人所抱怨的那樣：「那麼多英勇無畏的人，被那些不敢正面視人的膽小鬼和逃避義務的傢伙從遠處射來的骯髒的子彈殺死。」有些騎士在玩弄被繳獲的火繩槍時炸斷了手或炸瞎了眼睛，他們對這種「來自地獄的器械」（14世紀詩人Petrarch之言）義憤填膺。儘管有這樣的垂死掙扎，但是任何追求對敵手的競爭優勢的歐洲軍官都無法抵制火器，1494年法國對義大利半島的入侵已經充分顯示了它的威力。在日本，幕府將軍完成了事實上的統一，並創造了一個長久的和平時期（1615~1853年），火器被棄置不用；而自從羅馬帝國崩潰後，沒有一個歐洲國家享有過可與之相比的長久和平。

火器決不是歐洲人的壟斷品，莫臥兒印度、大明帝國、波斯薩法維帝國、李氏朝鮮、鄂圖曼土耳其和德川日本也有效地使用了火器，但歐洲在火器製作和改良方面很早就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對其原因的爭論長久而熱烈。有些歷史學家指出，是歐洲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分裂刺激了軍備發展；另外一些歷史學家將理由歸為理性主義、自由主義和物力論的歐洲文化驅策了各領域的科技進步；還有一些人則將其歸結於歐洲市場更為自由較其他地方更少管制，為革新提供了更多動力。毫無疑問，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歐洲領先於其競爭者，包括火器的發明者——中國。中國和其他許多非歐洲國家都一直在製造火器，但到1500年，他們的武器已經明顯劣於歐洲所生產的。甚至1453年鄂圖曼土耳其在攻克君士坦丁堡時所使用的攻城炮——其中包括兩門可以發射800多磅石彈的巨型火炮，也不是出自土耳其人之手，而是由一名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所僱傭的匈牙利人製造的。

一旦火器變得更為可靠，其最立竿見影的結果就是終結了中亞弓騎兵的軍事優勢。使用弓箭的騎兵不是裝備火槍的步兵的對手，由於遊牧的蒙古人不能自己製造火器，他們的恐怖統治走向了盡頭。火器對於改變包括歐洲內部的力量平衡的影響也同樣深遠，同時也更複雜。

按照一般流行的想像，火炮的傳播結束了封建秩序，因為它轟塌了城堡的高牆，而那裡是貴族權力的源泉。這種想法在很多方面符合實情，但並不全面。在15世紀，火炮的確快速地粉碎了歐洲各地的許多舊式石制堡壘。法國對義大利的入侵便是其生動反映，曾經堅守過數年的要塞如今在幾個小時內就被攻陷了。通過使用火炮法國人將英軍驅逐出了法國，西班牙人將摩爾人趕出了西班牙，鄂圖曼土耳其攻克了君士坦丁堡。1519年，馬基雅弗利寫道：「沒有城牆能夠挨過幾天的炮擊，無論它有多厚。」

然而，這一進攻技術的勝利只是短時間的。查理八世的入侵刺激了義大利那些最優秀的才智之士，包括米開朗基羅和萊昂納多·達文西去尋求對抗強大的法國火炮的解決之道。義大利人建造了厚重而低矮的棱狀要塞，其上布滿了巧妙地部署在棱堡中的火炮，形成了互在射程之內的交叉火力。這些外形較為低矮的堡壘，再加以稀鬆泥土的保護，使炮彈難以擊穿，也使敵兵難以接近。這種義大利式的梭堡（trace italienne）出現得太晚了，未能使義大利免遭外國軍隊的蹂躪。但當這種要塞設計在義大利普及之後（隨後，於16世紀30年代開始在歐洲其他地區普及），進攻一方的優勢被極大地削弱了（17世紀早期，進攻方將重獲優勢，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荷蘭人和瑞典人的創新，我們將在第二章中述及）。只有使用重兵才能攻克這些新型要塞，同時還得花上相當長的時間。它們的普及意味著任何征服者都無望統一整個歐洲。

具有最新技術發展水平的要塞與圍攻它所需的部隊，這兩者的代價是根本不能讓人承受的。查理八世的繼承者法國國王路易十二詢問，要實現他1499年入侵米蘭的計劃，什麼是必需的。他的一位顧問坦率地回答道：「錢，更多的錢，更多更多的錢。」歐洲的小領主們沒有足夠的錢。要完全達到黑火藥時代，需要一個超級領主、一個統治著賦稅充足的大王國的國王。因此，戰場，或者說圍攻一方所提出的要求，給君主制國家的發展注入了強有力的推進劑。

於是出現了一種循環：更為富有的君主能夠維持規模更大的軍隊；而擁有這些軍隊反過來使得這些君主通過擴張統治範圍變得更為富有，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在實際中，這種模式並非一直有效（軍事遠征的花費通常高於所得的利益），但是社會學家查爾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格言道出了真諦：「戰爭創造了國家，國家製造了戰爭。」

哈布斯堡爭奪霸權

如前所述，法國是歐洲運用新軍事技術的先驅。西班牙和葡萄牙則在海外輸出中處於領先地位。到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已經沿非洲、印度、中國、東印度和南美海岸建立起了港口和貿易基地；而西班牙在新大陸開拓出了一個巨大的帝國。倘若沒有一些必需的軍事創新，這些向伊比利亞半島提供了豐厚回報的海外前哨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依靠大型遠洋帆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到達了美洲非洲和亞洲；而靠著舊式的划槳船，他們是絕不可能做到的。一旦他們到達了海外，鐵制刀劍、弩、大炮和火繩槍使伊比利亞人輕鬆地粉碎了當地人的抵抗。

甚至在500年之後，這些征服者的戰績也是不可思議的。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an Cortes）用800人和16匹馬征服了阿芝台克帝國（人口估計在800萬到1000萬之間），弗朗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僅用180人和8匹馬就擊敗了印加帝國（人口估計在900萬到1600萬之間）。當地盟友和歐洲人帶來的疾病的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具有決定性的是西班牙人的軍事技術，否則阿芝台克和印加帝國早就被當地的敵對者推翻了。在歐洲戰場上，西班牙步兵也被證明幾乎同樣地能幹。在1525年的帕維亞戰役（米蘭附近）中，他們決定性地擊敗了法國人，確保了統治義大利的將是哈布斯堡王朝，而非瓦盧瓦王朝。

哈布斯堡家族的領袖是皇帝查理五世。與路易十四、拿破崙、威廉二世、希特勒諸人不同，他並沒有有意識地計劃統治歐洲，但是他的遍布全歐洲的利益卻將他推向了與這些後世的征服者同樣的道路。他的領地遍布於西班牙、德意志、奧地利、阿爾薩斯、弗朗什一孔泰、波希米亞、匈牙利、尼德蘭、義大利的很多地區和美洲。當查理五世於1555~1556年退位到修道院中隱居時，他將自已的國家分為兩個部分。他的弟弟費迪南德得到了神聖羅馬帝國和哈布斯堡皇室在奧地利、波希米亞和匈牙利的領地。而他的兒子菲利普得到了剩下的其他部分。在1580年，菲利普利用繼承權——因為他的母親是葡萄牙公主——將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納入了他的統治下。

與他的父親一樣，國王菲利普二世將自己視為「上帝的信使」，與外部的「異教徒」和內部的「異端者進行鬥爭的基督教衛道者。他曾宣稱：「果我自己的兒子是個異端者，那麼我將找來木頭，親手燒死他。」儘管穆斯林的威脅略有消退（1529年鄂圖曼土耳其在維也納城下被擊退，1571年在勒班多海戰中被擊敗），但是自從1517年10月馬丁·路德將他批判出售贖罪符和其他羅馬教廷的弊端的《95條論綱》釘在威登堡（Wittenberg）教堂大門上這一決定性時刻起，反羅馬教廷者的數量不斷穩定地增加。

宗教改革所引發的鬥爭只是近代早期那些震撼整個歐洲的事件之。宗教因素與王朝間的鬥爭混雜在一起，導致了一個極為好戰的時代的產生。歷史學家弗蘭克·塔利特（Frank Mallett）寫道：「在1480年到1700年之間，英國捲入了29場戰爭，法國是34場，西班牙是36場，（神聖羅馬）帝國是25場。」正如其名稱—八十年戰爭（也稱為荷蘭獨立戰爭）、三十年戰爭——所表示的那樣，很多戰爭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伴隨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出現，幾乎持續不斷的戰爭是形成民族國家的強有力的推動力（在16世紀早期的義大利戰爭期間，在法文中出現了「國家/state」這一特定術語）。所有這些戰爭同樣也導致了新的戰爭手段的發展和運用，特別是火炮、滑膛槍和大型帆船。到16世紀中期為止，哈布斯堡王朝從法國人手中奪取了在運用這些革新上的優勢，但是其領先地位及其帝國將會受到諸如英國荷蘭和瑞典這些日益自信的對手的挑戰。隨之而來的爭奪歐洲，乃至最終整個世界控制權的戰爭，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黑火藥時代戰術和技術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