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中期，是一個全世界都在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1448年，葡萄牙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第一次殖民據點，標誌著西歐開始走上了殖民擴張的道路。1453年，鄂圖曼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宣告東羅馬帝國最終滅亡，一個新興的土耳其帝國正式崛起。而在中國，1449年，發生了土木堡之戰，宣告明朝走向了衰落。土木堡之變，不僅僅是明朝衰落的起點，也是中國落後於世界潮流的開端。此後，西方國家橫行於大洋之上，將人類進入了海洋時代。中國則不斷走向了封閉自守，和世界潮流脫軌。

一，土木堡的大背景：明朝的衰落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此後，經歷了洪武的恢復時期，永樂的擴張時期和仁宣的收縮時期，明朝就衰落了。從明朝建立，到衰落，只用了60多年的時間。為什麼明朝會衰落得如此之快，這主要在於明朝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缺陷。

在經濟上，明朝推行了「重農抑商」和「海禁」政策，對工商業的打擊十分嚴厲。這使得唐宋以來發達的商品經濟遭到了遏制。打擊工商業的結果就是導致明朝商稅大幅度減少，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的財政收入。作為對比，北宋的財政收入為6000萬兩，其中商稅占據70%；明朝永樂年間的財政收入為1000萬兩，其中商稅只占5%。

針對財政收入少的局面，明朝推行了「兵農合一」的軍屯制度。朱元璋時期，全國擁有180萬軍隊，在永樂時期擴張為270萬。這些軍隊基本都通過衛所制度編制起來，在全國各地進行屯田。而屯田所出產的糧食，一半需要交納上級。這就是使得明朝初期的軍隊不需要花多少財政支出，朱元璋曾經得意地說「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永樂元年，全國稅糧為3100萬石，而軍田繳納的子粒就有2300萬餘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但是，軍屯制度是建立在對軍籍戶口的殘酷的剝削基礎之上的。從軍屯制推行以來，軍籍戶口就不斷的逃亡。根據《明英宗實錄》載，當時全國「逃故軍士一百二十萬有奇」，約占當時全國軍隊總數的一半。軍戶的逃亡，導致了大量的屯田荒蕪，使得國家財政遭遇了嚴重的困難。財政來源減少，但是政府的財政支出卻在不斷的擴大，如明朝的朝貢貿易、永樂時期的南征北戰、宗族官員的俸養，都需要大連的資金。為了為此政府機構的正常運轉，明朝不得不加重對農民的剝削，導致了農民起義不斷發生。明朝，中國農民起義最頻繁的時代之一。張顯清先生《明代政治史》的統計，在洪武年間，明朝就發生了190多次農民起義。到了明英宗時期，農民起義的次數就更加頻繁。

在政治上，明朝的中央體制具有明顯的缺陷。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使得皇帝的政務繁多，這為宦官專權埋下了隱患。朱元璋還能處處防範宦官，朱棣就已經開始重用宦官了。朱棣時期的宦官機構司禮監已經掌握了「批朱」的職權，為宦官控制大臣奏章提供了方面。朱棣建立東廠，使得錦衣衛開始被宦官控制。

到了明英宗時期，由於皇帝尚未成年，宦官逐漸掌握了權力。1442年，宦官王振開始專權。他大興土木，修建寺廟；賣官鬻爵，收受賄賂；好大喜功，三征麓川。使得明朝的政治迅速腐敗。面對王振的行為，明英宗幾乎都是言聽計從。1443年，翰林侍講劉球上書建議十項改革措施。這些措施觸犯了王振的利益，於是王振就指使錦衣衛指揮使馬順將他殺害。可見當時明朝的政治已經病入膏肓了。

二，瓦剌的崛起

在明朝不斷衰落和腐敗的時候，北方的瓦剌卻走向了強盛。瓦剌就是漠西蒙古衛拉特部，永樂年間，遭到明朝的多次打擊而衰落。仁宣時期，明朝採取了全面的收縮政策，瓦剌也趁機發展起來。1434年，瓦剌首領脫懽統一了蒙古各部。1439年，也先繼位，他立志要恢復原來元朝的疆域，滅明朝。也先也是一位十分具有戰略眼光的領袖，他繼位後並沒有直接進攻明朝，而是先壯大自己。

元朝滅亡後，蒙古勢力基本退回了蒙古高原，在內地的蒙古殘餘力量也被基本消滅。而在西北和東北，還有兩支較有實力的蒙古力量。西北的關西七部，原是忽必烈安排在河西走廊到西域的察合台出伯等王系後代。明朝建立了，他們被迫臣服，明初在此冊封為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衛。在東北大興安嶺一帶，也有兀良哈部、翁牛特部、烏齊葉特部、札剌亦兒部等，明朝在此冊封了朵顏、泰寧和福餘三衛。瓦剌統一了蒙古高原後，也先就試圖將這些地區也統一。1445年，也先發兵裹脅沙州、罕東及赤斤蒙古等圍攻哈密，明朝不發一兵救援，至此哈密等為瓦剌控制；正統十一年，也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部。明朝坐視不理，使得也先「破兀良哈，脅朝鮮」。

瓦剌的強盛引起了明朝一些官員的警覺。侍講學土劉球曾經提出整頓兵制，杜絕私役軍士，及時訓練的建議，但是遭到了王振的殺害。兵部尚書鄺埜和廷臣上疏:「請增大同兵」，「罷京營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備緩急」。但是明英宗和王振置之不理。不僅如此，王振還和也先暗中有聯繫，王振暗中讓親信大同鎮守太監郭敬「遞年多造鋼鐵箭頭，用瓮盛之以遺瓦剌使臣」，而也先也每年賄賂王振。

也先還名義上臣服於明朝，通過朝貢向明朝訛詐財物。也先對明朝的「朝貢」十分頻繁，派遣的規模十分龐大。1439年後，瓦剌每年來北京的貢使達二千餘人。規模越龐大，明朝的「回賜」數額就更大巨大，同時接納招待也花去了明朝不少的費用，僅僅大同地區每年對「貢使」供應費達三十萬兩。1449年，「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不過這次，王振卻叫禮部按貢使實有人數給予賞賜，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使得也先大怒。之後，也先又藉口明朝沒有向瓦剌和親，於是在7月率領四路大軍，共5萬人向明朝進攻。其中東部進攻的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進攻甘肅；中路分為兩支，一支進攻宣府，也先率領另外一支進攻大同。也先的部隊到達大同後，「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

三，土木堡之變

消息傳來，王振鼓惑明英宗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吏部尚書王直等大臣都極力勸諫。但是英宗一意孤行，偏信王振，決意親征。於是命令朱祁鈺留守京師，兵部侍郎于謙留京代理部務。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及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文武官員隨駕出征。出征的官員雖多，但是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在幾天時間內，明英宗和王振就集結了京城的五軍、神機、三千等營官軍操練者，總數達到了50萬。由於倉促出征，士兵攜帶的糧草不足，加上組織不嚴，導致軍心渙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殭屍滿路」。宋瑛、朱冕、石亨率領的3000先頭部隊到達陽和後和也先軍隊交戰，因受監軍太監郭敬的牽制，不能適宜指揮軍隊，導致全軍覆滅。大軍來到陽和，看到遍野伏屍，「眾益寒心」。

八月初一，明軍進到大同。也先主動北撤，採取誘敵深入的戰術。王振堅持北進，隨從大臣紛紛勸阻，直到鎮守太監郭敬把前線情況告訴王振後，王振才下令班師。在退兵過程中，王振要求皇帝到自己的家鄉蔚州，以顯威風，於是命令大軍跋涉而去。但王振又怕踐踏了自己的田園莊稼，於是又命令軍隊從宣府繞道而行。八月初十，也先的部隊突然追襲而來，吳克忠、吳克勤帥兵斷後拒敵，皆戰死。又派朱勇、薛綬率三萬騎兵救援，結果陷入瓦剌包圍圈，三萬騎兵「殺掠殆盡」。明英宗和王振面對也先的進攻異常驚慌，狼狽逃到土木堡。

土木堡距離懷來僅有20里，大多數官員都主張「入保懷來」。而王振卻堅持不走。鄺埜多次上章要英宗進入居庸關，並且建議組織精銳的部隊斷後拒敵，這些都被王振拒絕。第二天，明英宗向離開土木堡，但是已經被瓦剌包圍，無法移動。土木堡地高無水，南十五里處的河流也被瓦剌軍占據，明軍幾十萬兩天不飲水，饑渴難耐。無可奈何之下，明英宗派遣使者求和。也先接到後，下令軍隊假裝後退。而明朝軍隊則紛紛移營就水，場面混亂不堪。此時，瓦剌騎兵突然殺出，明軍「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最終，明朝50萬軍隊全軍覆沒，明英宗成為了俘虜，隨從的大臣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銘、王永和等五十餘人皆戰死。王振則在戰亂中被護衛將軍樊忠捶死，而太監喜寧投降瓦剌，把明朝內部的虛實全盤說出。

土木堡之戰，明朝的軍隊損失了50萬精銳大軍，使得國力受到了嚴重的削弱。此後，也先獲得了明朝大軍20萬匹騾馬，二十餘萬，大量的軍事物質和武器裝備。一個月後提督居庸關巡守都指揮同知楊俊向北京的報告說：在土木拾所遺軍器，得盔六千餘頂，甲五千八十領，神槍一萬一千餘把，神銃六百餘個，火藥一十八桶」。九月十三日，宣府總兵昌平伯楊洪又報告:「於土木拾所遺軍器，得盔三千八百餘頂，甲一百二十餘領，圓牌二百九十餘面，神銃二萬二千餘把，神箭四十四萬枝，大炮八百個。」通過這個數據，就可以得知明朝損失之慘重。

在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殺，使得明朝宦官群體暫時遭到嚴重的打擊。這使得駐守背景的朱祁鈺、于謙等可以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政，加強邊防，最終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但是也先在北京保衛戰失敗後，又將明英宗放回去，而後明英宗在「奪門之變」後又上台，推行了反攻倒算，殺于謙等重臣，重新重用宦官，明朝又陷入了深深的腐敗之中。木堡之變也引發了明朝的軍事改革，由於50萬精銳全軍覆沒，明朝不得不推行了募兵制，明朝的軍屯制宣告瓦解。同時，明朝的對外政策從此轉為了防守，明朝為了防禦蒙古南下，大規模修建長城，構建了九邊防禦體系。土木堡之變，並不是明朝走向衰落的起點和原因，但是卻成為了明朝由盛轉衰的一個標誌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