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經濟新聞》7日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擬於今日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對象將包括東京、神奈川、埼玉、千葉、大阪、兵庫和福岡7個都府縣，時間大約持續一個月至5月6日，宣言預計8日零時正式生效。若該宣言發布，將成為日本歷史上依法宣布的「首例緊急事態宣言」。
該宣言的法理依據《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早在3月14日正式生效，之後遲遲不見日本政府有所行動。那麼，安倍為何選擇這個時機發布？該宣言又將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現階段日本新冠肺炎的嚴峻局勢？《環球時報》記者對話多位中日專家發現，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毫無疑問會對遏制新冠肺炎擴散有所幫助，但無論是效果還是「後遺症」都有諸多未知。
日本專家：「整整晚了一周」
日本《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於3月14日正式生效，使首相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成為可能。基於該項法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有權徵用民間醫療設施，要求地方自治政府服從中央政府發布的各項指令。
面對日本愈發嚴峻的疫情，有傳言稱日本政府將在4月1日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安倍晉三立刻否認稱「完全沒這回事」。日本醫師協會常任理事釜萢敏早在3月30日就對媒體表示，「已經到了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的時刻」，東京及其周邊地區幾乎陷入「危險境地」，等到確診患者出現爆髮式增長時再發布該宣言恐怕「為時已晚」。
不料，安倍的態度在短短數日之內發生巨大變化。據日本NHK電視台6日報道，安倍晉三當日表示，基於眼下東京、大阪等城市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激增、醫療現場陷入危機的現實考慮，專家諮詢委員會建議政府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日本政府計劃7日正式發布緊急事態宣言，並召開記者會詳細說明。報道稱，根據疫情形勢發布緊急事態宣言需要滿足2個基本條件：第一，疫情可能對國民的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傷害；第二，疫情可能導致全國性快速蔓延，給國民生活、國民經濟造成巨大影響。
日本政府對於發布緊急事態宣言一直持有謹慎態度，為何考慮在這一時刻發布？「就算7日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我認為也整整晚了一周。」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6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稱，東京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增速為每日15.2%，從上周開始一直處於「爆炸式增長」的邊緣，那時就應該進一步限制民眾活動，採取強力應對措施，否則今後的疫情肯定會超過政府的可控範圍。
丸川知雄表示，安倍內閣一直採取「把經濟放在首位」的方針，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將導致經濟活動大幅減少，此前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宣布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2019年第四季度日本經濟增長率僅為-7.3%，這一「慘狀」使得安倍政權在處理疫情時仍在思考如何避免經濟衰退。甚至在東京面臨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數量大爆發的時候，自民黨還在討論疫情結束之後如何刺激旅遊和餐飲消費。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高洪6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對於日本政府來說，控制疫情和保證經濟不受損失都很重要，哪方面失控都將給日本帶來「災難性打擊」。安倍政權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既不讓疫情過於嚴重，同時儘可能減少經濟上的負面影響。
現實情況卻在不斷發生變化。高洪說，日本國內疫情擴散迅速，全球範圍內的嚴重程度也在增加。日本政府面臨一個問題：萬一沒找准平衡點，有可能導致大量國民喪命，那時政府就是「千古罪人」。這可能是促使安倍下定決心發布該宣言的關鍵原因之一。
措施不具強制力 依賴國民「恥文化」發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不同於「封城」。《環球時報》記者梳理日媒報道發現，中央政府發布緊急事態宣言之後，對象區域的地方政府有權採取以下主要措施：要求民眾自我約束不必要的外出；要求學校、託兒所、養老設施等機構停課或停止營業；要求限制舉辦音樂會、體育等集體活動；要求打預防針；要求運輸公司通過公路、鐵路等系統運送醫療用品。以上措施均無強制性，如果「要求」不起作用，政府可以下達力度更大的「指示」，但無論是「要求」還是「指示」，即使傳達對象拒絕服從也並未出台相應的懲罰規則。
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政府有權優先購買醫療用品、食品等物資，在無正當理由遭拒的情況下，可強制徵用。若偷藏物資，可被判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處30萬日元（約合2萬元人民幣）以下罰金。此外，為建設臨時醫療設施，政府可以不經土地或建築物所有者同意，強制徵用。
由此可見，即便日本政府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多數措施仍不具備強制力，真正執行起來需要依賴國民的自覺性。那麼，這一幾乎靠自覺支撐的宣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日本新冠肺炎疫情？
「會有效果，但有多大效果現階段還不好評估。」高洪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著名的『恥文化』在這種時刻會發揮作用。日本人一直認為，『給別人添麻煩』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在緊急事態下，國民需要小心約束自身行為，如果某個人違反規定，給周圍添了麻煩，將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在抗疫過程中，日本文化層面的作用慢慢會凸顯出來，但具體效果還有待觀察」。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劉軍紅6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從日本國民性的角度來看，有時候不需要「處罰」，光是「警告」已經讓他們感到「不好意思」，這種文化滲透在日本人的生活當中。至於這種國民性可以多大程度上改善疫情「還不好說」，但至少加深了民眾對疫情嚴重性的認識，使其進一步加強對自身行為的約束。
高洪表示，從法律角度來說，限制基本的人身自由以及強制阻斷人員流動屬於違憲行為，日本政府只能「要求」「呼籲」「建議」，不能「強制」。但從目前看來，政府有權徵用民間土地和建築物，也有權統一調配物資，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府的主動性，會對抗疫起到積極作用。
丸川知雄也認為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應該很有效」，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以東京為例，如果沒有緊急事態宣言，餐廳一般不會主動停止營業，公司也不會主動實施在家辦公。儘管東京都政府一直呼籲在家辦公，但收效甚微。現在除了學校放假，大學在線上課以外，幾乎所有公司都在照常運營，員工也正常上班。發布緊急事態宣言之後，應該會大幅減少人員流動，而這是目前控制疫情的唯一有效辦法」。至於這種方法的效果如何，丸川知雄認為「至少需要觀察2至3周」，但由於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太晚，預計未來2至3周新增確診患者人數還會增加，而且增速可能越來越快。
日本政府的失誤：未能及時防住歐美疫情輸入
在採訪中，劉軍紅指出了日本政府在防疫階段犯下的一個失誤：在疫情發生早期，日本將防止輸入病例的重點放在中國，但後來沒能及時對歐美出現的疫情暴發出台足夠的措施。實際上，中國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彼時日本抗擊新冠的成績單也還「漂亮」，但進入3月以後，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在美國快速增長，幾乎在同一時期，日本的患者人數也開始猛增。可以看出，疫情暴發時日美之間仍有密切接觸，直到3月26日，日本政府才要求包括日本人在內的美國來日人員，要在酒店等指定場所隔離觀察2周。
日本京都大學病毒和再生醫療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宮澤孝幸此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稱，其實日本政府更應該加強對歐美國家輸入病例的防範，因為每年3月正值日本學生畢業旅行的高峰期，大量年輕人湧向歐美，最終「把病毒帶回日本」。比如京都產業大學出現的「集體感染」，導致至少27名學生確診新冠肺炎，傳染範圍仍在擴大，起因就是學生去歐美畢業旅行，回國未接受隔離就去了學校。劉軍紅表示：「病毒就是病毒，不講情面，不管是不是盟友，既然世衛組織認定它是全人類的公敵，就必須嚴肅對待。日本應該從這次失敗中汲取教訓」。
效果與「後遺症」難測，留下諸多未知
高洪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做任何決策往往奉行「前例主義」，遇到問題先參考此前的處理方式。但此次面對的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安倍這種頗具掌控力的政客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發布緊急事態宣言之後，勢必產生一些新問題。
比如，反對黨擔心安倍借著處理疫情擴大行政權，使得首相權力無限度擴大；若在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仍未能妥善處理疫情問題，安倍政權難逃問責；如果強制徵用民間土地或建築物，還涉及事後清算賠償問題。此外，執行緊急狀態宣言不僅給經濟帶來影響，還將給民眾生活帶來不便，這其中的矛盾如何解決也無從得知。
高洪說，日本政府將執行期設定在一個月前後也是有所考慮：第一，多數醫生相信病毒「怕熱不怕冷」，5月溫度升高可能有助於緩解疫情；第二，各國加緊抗擊疫情的力度，也在加快對疫苗和特效藥的研發，一個月之後情況可能有所好轉。先設置一個月，屆時有可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不排除延長的可能性。
「賦予首相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的權力是把『雙刃劍』，」高洪說，「首相有了更便利的快速通道，有了更強力的行政手段，但在沒有前例參考的情況下，加之全球疫情尚未明朗，如何拿捏分寸是對安倍政權的一大考驗。可以說，發布緊急事態宣言之後，從『效果』到『後遺症』依舊留有諸多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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